《琵琶行》傳誦千載 “浮梁茶”香溢神州

茶農在浮梁縣西湖鄉桃墅村楊石組高山生态茶園采茶。程萬海攝

本報記者沈錫權、高皓亮、賴星

春到江南。

氤氲霧氣間，贛北小縣浮梁又迎來了一年一度茶市的忙碌。

作為“千年瓷都”景德鎮的母體，江西浮梁縣以瓷茶名揚四海，被譽為“瓷源茶鄉”。然而世人往往隻知景德鎮，對“大唐茶都”浮梁卻知之甚少。不知從何時起，浮梁仿佛銷聲匿迹般從曆史的聚光燈下隐退。

今天我們走進這方水土，觸摸曆史長河中瓷與茶交融的珍貴記憶，尋覓南中國這顆文化明珠的古風遺韻。

《琵琶行》讓“浮梁買茶”名揚千年

浮梁，在唐天寶元年得名。關于縣名的由來，據明代學者郭子章解釋，“以溪水時泛，民多伐木為梁也，廣雅曰造舟謂之浮梁”。而白居易這位大唐“頂流”的詩篇則讓浮梁四海揚名。

公元816年的一個秋夜，浔陽江頭，流貶至此已一年的江州司馬白居易心情沉重，琵琶女漂泊江湖的遭遇令他感同身受，“同是天涯淪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識”！揮筆寫下千古名篇《琵琶行》，其中“商人重利輕别離，前月浮梁買茶去”的名句，使得浮梁茶葉名聲大噪千餘年。

白居易貶谪所在地江州（今江西九江），下轄的武甯、修水（唐時稱分甯）也盛産茶葉，身為江州官員為何不寫武甯、分甯，卻要特挑浮梁入詩呢？

“青年時期，白居易就與浮梁有着不解之緣，浮梁在他生命中占據了非常重要的位置。”浮梁縣曆史文化研究院院長李新才長期緻力于當地曆史文化研究工作，對浮梁境内的曆史名人、文化典故、古代建築等如數家珍。

原來，白居易的大哥白幼文曾在浮梁任主簿，白居易常在家書中尊稱其為浮梁大兄。父親去世後，白居易讀書、生活費用都仰仗大哥支援，是以他常常往返于洛陽與浮梁之間。他在《傷遠行賦》中寫道：“吾兄吏于浮梁，分微祿以歸養，命餘負米而還鄉。”

公元818年，白幼文病逝，白居易深情地寫下《祭浮梁大兄文》，表達對失去兄長的哀痛，頌揚了兄長高尚的品德。

“望縣”浮梁因茶而旺

穿過浮梁縣古城牆，映入眼簾的是一個巨大的廣場，由一塊塊瓷闆畫彙成的甬道延伸三百餘米，訴說着浮梁從公元326年至1960年間的千年歲月。

古城内一座紅塔巍峨聳立，是古浮梁的唯一遺物。我們仰望着它，仿佛與曆經千年滄桑的靈魂對望，想象着它俯視街巷熱鬧的市井生活、遠處水岸碼頭的旌旗招展，它也見證過人去樓空、荒草叢生的衰敗凋敝……

一部浮梁的興衰史，也是浮梁茶的沉浮史。

浮梁産茶曆史悠久，始于漢、盛于唐。白居易所寫《琵琶行》從側面反映出，早在唐朝年間，浮梁就是古代中國的茶葉貿易市場。當時，商賈富豪雲集浮梁，争購茶葉追逐茶利。

據唐宰相李吉甫所著《元和郡縣圖志》記載，浮梁“每歲出茶七百萬馱，稅十五餘萬貫”，約占當時全國茶稅四十萬貫的八分之三。同為唐人的王敷在《茶酒論》中這樣寫道：“浮梁歙州，萬國來求”，由此可以想象浮梁茶當年的盛況。

此後曆經多個朝代，浮梁茶長久不衰。湯顯祖在《浮梁縣新作講堂賦》一文中，曾描述浮梁茶：“今夫浮梁之茗，冠于天下，帷清帷馨，系其薄者……”

浮梁縣地處贛東北，與周圍的皖南、浙西、閩北同屬亞熱帶季風氣候，土壤和氣候特别适合茶樹生長，又因昌江之利，水運交通發達。是以，浮梁不僅是古代中國重要的産茶地，還是主要的茶葉集散地。

“浮梁為朝廷貢獻了重要的稅賦，在當年的經濟地位就好比現在的百強縣，是以浮梁知縣的品級高配為五品，遠高于一般的七品。”李新才說。

文化學者胡平在《瓷上中國》一書中對唐宋年間浮梁縣的地位亦有描述。唐開元二十八年(740年)，全國有縣1573個，分赤、畿、望、緊、上、中、下七等。京都所治為赤縣，京之旁邑為畿縣，其餘則以戶口多少、富裕程度而定。宋宣和四年（1122年），全國有縣1234個，分為赤、畿、望、緊、上、中、中下、下八等，大抵劃分标準與唐相同。并無地理優勢而言的浮梁，在唐代列上縣，在宋代前移為緊挨京畿的望縣。

五品縣衙并非浮梁僅有，但是像浮梁一樣在千餘年時間裡延續五品等級的卻十分少有。據《浮梁縣志》記載，清同治十年（1871年），浮梁縣令李嘉瑞更是“欽加四品銜賞戴花翎署浮梁縣正堂加十級記錄十次”。

如今我們看到的浮梁古縣衙重修于清道光年間，面積5萬餘平方米，漫步其中，依然能感受到當年的威嚴氣派。古縣衙牆上的一面展闆介紹了從唐至清不同朝代對茶稅征收的規定。清朝的茶葉稅收，很大一部分來源于出口。1886年，茶葉出口占當時清政府外貿總量的80%。在對外貿易中，浮梁所産茶葉，和安徽祁門、東至等縣所産紅茶因品質相近而統稱為祁紅。

盛衰無定時，祖業有傳人

從清末開始，浮梁曆史的筆鋒由濃轉淡。1911年前後，浮梁縣境内的茶商茶号約有200戶，1936年，浮梁還有60多家茶号。1941年太平洋戰争爆發後，當地茶号數量跌入低谷。

20世紀50年代，浮梁紅茶經曆過一段短暫的黃金時期。當時，國家抽調了茶界泰鬥黃崇焘、發酵能手潘國太等人，研發出的一級工夫紅茶“孚釘”出口到蘇聯被确定為“祁紅珍品”，至今仍為茶界所稱頌。

王永峰是浮梁工夫紅茶非遺傳承人，師承黃崇焘學習制茶。他一邊沏茶一邊向我們娓娓道來。1870年左右，紅茶制藝開始流傳至安徽祁門、江西浮梁等地，浮梁很快成為位居國内前列的少數紅茶産銷大縣之一。其中，浮梁“天祥”茶号所産工夫紅茶榮獲巴拿馬萬國和平博覽會金獎。

王永峰談到當年盛極一時的“孚釘”充滿自豪感，在物資匮乏的年代，一噸“孚釘”紅茶可換來數十噸鋼材，開創了浮梁與祁門并列特級紅茶的時代。

關于“孚釘”名稱的由來，王永峰說，以前勞工為了節省時間省略了“浮”的偏旁，寫成“孚”字；“釘”的“金”字部源于用五行顯示茶葉等級，“金”表示最好的等級，“丁”則是第四批次，是當年研制成功後送去上海茶葉進出口總公司茶葉的批次号。

頗為可惜的是，20世紀60年代中期，“孚釘”的生産工藝被荒廢，許多制茶人改行，“孚釘”在盛極一時後逐漸消失在人們的視野當中。21世紀初，浮梁部分國營茶廠經濟效益下滑，許多勞工下崗。

目前，浮梁縣有茶企90餘家，全縣茶葉産量約9000噸，與全國茶葉年産量約290萬噸相比，所占比重已微乎其微，但茶葉依然關系到浮梁千家萬戶的生計。據統計，浮梁縣常住人口約28萬人，其中茶産業從業人員超過5萬人，全縣近三分之一的勞動力從事茶産業。

世代以茶為生的王永峰，高中畢業後離開家鄉的茶園外出闖蕩，開過服裝廠、汽車運輸隊。十多年前，生意做得風生水起的他回到家鄉，看到曾經盛名在外的茶廠日益凋敝，清明時節最好的茶葉沒人要，隻能爛在茶農家裡無人問津，一股難以言說的酸楚湧上他的心頭。

王永峰想起父親“家鄉不要丢、家腔不要丢、祖業不要丢”的遺言，人活一世除了賺錢，還能做點啥？經過大半年的思想鬥争，他萌生了重拾祖業，複興“孚釘”紅茶的想法，于是拜師黃崇焘學習制茶技術轉型成為制茶匠人。

經過數年潛心鑽研，“孚釘”紅茶被重新撿拾恢複，王永峰是以被評為江西省非遺項目“浮梁工夫紅茶制作技藝代表性傳承人”。這些年，王永峰常到浮梁各個産茶鄉鎮舉辦紅茶制作技藝教育訓練班，帶動村民發展紅茶産業，增加村民收入。

王永峰說，茶葉是有生命的，而且生命還不止一次：長在樹上吸取養分、自由生長是一次，采摘、萎凋、揉撚、翻炒或發酵，繼而出落成芽葉特有的茶形是一次，最後被懂茶的人沖泡、品飲、欣賞是第三次。今後他要做的是，讓更多人了解浮梁茶内涵、推廣茶文化，守護好浮梁茶文化由過去到未來生生不息的活水源頭。

先有浮梁縣，後有景德鎮

浮梁縣實則是景德鎮的母體，直到公元1004年，宋真宗将自己的年号“景德”賜予浮梁縣所轄的昌南，這才有了景德的由來。浮梁與景德鎮經曆過行政隸屬互易的曆史變遷，新中國成立後行政區劃又幾經調整，才有了如今模樣。

浮梁縣城距景德鎮不過20分鐘車程，但兩者個性迥異。浮梁好儒，注重教化，文風鼎盛，古書院遍及各鄉鎮。清代詩人淩汝綿以“籃輿悄向門前過，十戶人家九讀書”來形容浮梁尚學重教的濃厚氛圍。顔真卿、柳宗元、王安石、蘇轼、黃庭堅等諸多文人均曾流連于浮梁山水草木之間，留下脍炙人口的名篇佳句。

景德鎮則幾乎将全部的精氣神都積聚在瓷業之上，鮮有人因著書立說或取得科舉功名而聞名。明嘉靖年間，因科甲而入仕的，不過一人而已。胡平認為，與景德鎮曆史上是一個移民城市不同，浮梁是典型的耕讀、農商社會；換一句話說，浮梁人是景德鎮真正的原住民。

作為中華文化的符号，景德鎮三字因瓷名動天下，在相當長的時間裡卻轄于浮梁縣。按照今天的說法，曾經景德鎮就是浮梁的一個工業園區，隻不過這個園區隻做一個産業——陶瓷，且一做就是千年。

陶人，曆史上工匠精神的代名詞。“一坯工力，過手七十二，方克成器”，明代科學家宋應星在《天工開物》中的描述，說的不僅僅是景德鎮制瓷的分工精細，更見證匠心冶陶：一隻普通的杯子有72道工序，煉泥的隻煉泥，拉坯的隻拉坯，畫者畫而不染，染者染而不畫，很多匠人一生隻做一道工序。

每年生産兩萬件瓷器，挑揀、淘汰後剩下2000多件，淘汰率達80%以上，2007年獲準“禦窯”商标使用權的禦窯工藝傳承人向元華認為，這種濃縮了中國傳統文化的審美趣味和追求極緻的工匠精神，才是景德鎮的根與魂。

“工匠四方來，器成天下走。”清朝浮梁縣令沈嘉徵的這兩句詩廣為流傳。然而，頗感遺憾的是，曆史上把景德鎮瓷器賣到世界各地的卻以徽商、粵商為主，一如景德鎮人士藍浦在《景德鎮陶錄》中記載：“洋器（海外訂單）專售外洋者，商多粵東人。”

放眼世界，以瓷為媒，今天的瓷都已與全球72個國家的180多個城市建立友好關系。

茶，在滾燙歲月中沉浮；瓷，在熾熱窯火中閃耀。茶與瓷的聯姻，充盈了古代中國文人雅士的詩意生活，給勞作于此的人們以生活的希冀，讓浮梁這顆文化明珠在曆史的長河中熠熠生輝。

漫步在昌江河畔，眺望這座依然在不斷生長的城市，我們仿佛看見瓷茶文化的千年底蘊如涓涓溪流彙聚成川，澎湃着從古老走向未來的時代脈搏。

來源：新華每日電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