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單靈逸
上世紀九十年代，時值浦東開發開放大環境，金融成為大家比較關心的話題，人們對銀行也有了很多新的認識，工行上海分行邀請了近五十多位滬上赫赫有名的作家，寫寫他們與銀行的故事，并出版《作家與銀行》一書。作家們作為普通市民談他們眼中的銀行，談他們與銀行之間的關系，分享他們與銀行之間有趣的故事，時值今日，讀起來依然津津有味。為了讓廣大讀者一同欣賞這些名家故事，我們特辟【金融“作”談荟】欄目，邀您與我們一起溫“故”知新。
作者：趙鑫珊
哲學家、文學家
先後出版《科學·藝術·哲學斷想》《普郎克之魂》《地球在哭泣》等四十六本書，緻力于東西方文化比較研究。
用這樣一個題目來寫點什麼值得寫下的東西，總覺得有點怪。是的，不是陌生，而是怪，怪裡怪氣的，而且挺别扭。
從我這種感覺，至少說明了兩點：第一，半個世紀以來，中國人對市場經濟是多麼陌生；第二，半個世紀以來，中國知識分子有多窮！人同銀行離得越遠就越窮。
1955年我考進北大。每個月14.5元的助學金（其中12元夥食費，2.5元零用）是我的全部經濟來源。大學六年，我從未走進過銀行。不過當時北京海澱一帶的銀行建築也是夠寒酸的了。在我的印象裡，它的模樣比小賣部、新華書店氣派不了多少。其實那是儲蓄所。它的隔壁就是一家郵局和小飯館“海順居”。
畢業後。參加工作20年，一直拿56元，同銀行的距離依舊是很遠很遠。隔壁郵局畢竟是我很熟悉的，因為每月我要寄錢給江西的母親，月月如此。對儲蓄所，我則是雞犬相聞，老死不相往來。
1983年我從北京遷居上海。有一天我的朋友陪我逛外灘，他給我一一指出哪裡是當年的英國彙豐銀行和中國銀行，哪裡是金城銀行和華俄道勝銀行。那些高大而堅固的建築使我大吃驚，完全改變了我原來對北京儲蓄所的簡陋印象！
1985年，我的處女作《科學·藝術·哲學斷想》一書出版，北京三聯書店寄了一張彙款單叫我去工商銀行領取稿費。這便是我有生以來破天荒第一次同銀行正式打交道！
人民銀行儲蓄所（1950年代）
說出來，你也不會信，直到1988年我還從沒有在銀行裡開過戶頭，存過款。
三四十年來，我走進圖書館的熟練和自如同我走進銀行的陌生和笨拙形成了一種很怪誕的反差。
這是中國知識分子的悲哀。
我期待着這種反差的慢慢消失。何年何月何日，我走進大銀行的營業大廳就像我走進圖書館那樣自在，不再手足無措呢？不再縮頭縮腦，沒有起碼的自信呢？
其他領域又會有多少做人的尊嚴呢？個人是如此，一個國家、一個民族又何嘗不是這樣？
1993年我到了德國，第一次出洋相不是在學術研讨會上，而是在德累斯頓銀行開戶頭的時候。因為我連這方面的ABC都不懂！很難說這是很體面、很光彩的事。當然這不是我個人的不光彩。
德國人不了解我在這方面的無知無識，當他看到我的身份是教授、進階通路學者的時候。
在當今世界，人離銀行越遠、越陌生，可不是件興旺發達的事。依我看，人必須離這幾樣東西很近很近，他的幸福才有保障：
人與大自然很近；
人心與人心很近；
人與國家很近；
人與自身很近；
人與銀行很近。
最近我們機關發工資的時候不再付現金了。每人發一張中國工商銀行的浦江卡，并同時給出一個隻有自己知道的秘密号碼。通過這張卡和号碼，我與銀行的距離開始縮短了。這畢竟是件好事，是個進步。
人離大自然很近，離銀行很遠。——這不好。
人離大自然很遠，離銀行很近。——也不好。
本文刊于1996年出版的《作家與銀行》
小編有話說：
喜歡寫文章的朋友多多少少都會有收到稿費的經曆。拿着彙款單，帶上身份證，跑到銀行或郵局，現金為王，落袋為安。趙鑫珊教授與銀行的第一次親密接觸，也是因稿費而開啟。
随着科技的日新月異，如今，很多報刊和出版社都會直接将稿費打入作者預先提供的銀行卡号，作家朋友們、文學愛好者們直接可以在手機端和電腦端查詢到自己的稿費情況，免去了一趟趟跑銀行的辛苦。
“上海市銀行博物館”官方公衆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