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单灵逸
上世纪九十年代，时值浦东开发开放大环境，金融成为大家比较关心的话题，人们对银行也有了很多新的认识，工行上海分行邀请了近五十多位沪上赫赫有名的作家，写写他们与银行的故事，并出版《作家与银行》一书。作家们作为普通市民谈他们眼中的银行，谈他们与银行之间的关系，分享他们与银行之间有趣的故事，时值今日，读起来依然津津有味。为了让广大读者一同欣赏这些名家故事，我们特辟【金融“作”谈荟】栏目，邀您与我们一起温“故”知新。
作者：赵鑫珊
哲学家、文学家
先后出版《科学·艺术·哲学断想》《普郎克之魂》《地球在哭泣》等四十六本书，致力于东西方文化比较研究。
用这样一个题目来写点什么值得写下的东西，总觉得有点怪。是的，不是陌生，而是怪，怪里怪气的，而且挺别扭。
从我这种感觉，至少说明了两点：第一，半个世纪以来，中国人对市场经济是多么陌生；第二，半个世纪以来，中国知识分子有多穷！人同银行离得越远就越穷。
1955年我考进北大。每个月14.5元的助学金（其中12元伙食费，2.5元零用）是我的全部经济来源。大学六年，我从未走进过银行。不过当时北京海淀一带的银行建筑也是够寒酸的了。在我的印象里，它的模样比小卖部、新华书店气派不了多少。其实那是储蓄所。它的隔壁就是一家邮局和小饭馆“海顺居”。
毕业后。参加工作20年，一直拿56元，同银行的距离依旧是很远很远。隔壁邮局毕竟是我很熟悉的，因为每月我要寄钱给江西的母亲，月月如此。对储蓄所，我则是鸡犬相闻，老死不相往来。
1983年我从北京迁居上海。有一天我的朋友陪我逛外滩，他给我一一指出哪里是当年的英国汇丰银行和中国银行，哪里是金城银行和华俄道胜银行。那些高大而坚固的建筑使我大吃惊，完全改变了我原来对北京储蓄所的简陋印象！
1985年，我的处女作《科学·艺术·哲学断想》一书出版，北京三联书店寄了一张汇款单叫我去工商银行领取稿费。这便是我有生以来破天荒第一次同银行正式打交道！
人民银行储蓄所（1950年代）
说出来，你也不会信，直到1988年我还从没有在银行里开过户头，存过款。
三四十年来，我走进图书馆的熟练和自如同我走进银行的陌生和笨拙形成了一种很怪诞的反差。
这是中国知识分子的悲哀。
我期待着这种反差的慢慢消失。何年何月何日，我走进大银行的营业大厅就像我走进图书馆那样自在，不再手足无措呢？不再缩头缩脑，没有起码的自信呢？
其他领域又会有多少做人的尊严呢？个人是如此，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又何尝不是这样？
1993年我到了德国，第一次出洋相不是在学术研讨会上，而是在德累斯顿银行开户头的时候。因为我连这方面的ABC都不懂！很难说这是很体面、很光彩的事。当然这不是我个人的不光彩。
德国人不理解我在这方面的无知无识，当他看到我的身份是教授、高级访问学者的时候。
在当今世界，人离银行越远、越陌生，可不是件兴旺发达的事。依我看，人必须离这几样东西很近很近，他的幸福才有保障：
人与大自然很近；
人心与人心很近；
人与国家很近；
人与自身很近；
人与银行很近。
最近我们单位发工资的时候不再付现金了。每人发一张中国工商银行的浦江卡，并同时给出一个只有自己知道的秘密号码。通过这张卡和号码，我与银行的距离开始缩短了。这毕竟是件好事，是个进步。
人离大自然很近，离银行很远。——这不好。
人离大自然很远，离银行很近。——也不好。
本文刊于1996年出版的《作家与银行》
小编有话说：
喜欢写文章的朋友多多少少都会有收到稿费的经历。拿着汇款单，带上身份证，跑到银行或邮局，现金为王，落袋为安。赵鑫珊教授与银行的第一次亲密接触，也是因稿费而开启。
随着科技的日新月异，如今，很多报刊和出版社都会直接将稿费打入作者预先提供的银行卡号，作家朋友们、文学爱好者们直接可以在手机端和电脑端查询到自己的稿费情况，免去了一趟趟跑银行的辛苦。
“上海市银行博物馆”官方公众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