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o.10
《西方兒童史: 從古代到17世紀》
（意）艾格勒·貝奇/（法）多米尼克·朱利亞/編申華明/譯
商務印書館2016年1月
沒有什麼正經的曆史記錄會專注于兒童，這也是如今研究兒童史的挑戰和趣味所在：研究者必須去關注那些相當民間的東西，例如教育機構、兒童文學、童謠之類。時代的變遷，當然是這部厚重的作品的關鍵線索：1900年後是一個“兒童的世紀”，孩子不再被看作有待長成的成年勞動力，而是一個以金色童年的名義、需要得到關愛和保護的人類群體。
No.9
《索拉裡斯星》
（波）斯坦尼斯瓦夫·萊姆/著靖振忠/譯
譯林出版社2021年8月
當冷戰進行到幾乎快要催生了第三次世界大戰的時候，《索拉裡斯星》問世了。三個科學家，也是三個典型的“冷戰人”，在遙遠的索拉裡斯星上尋求與海洋的對話。寒冷、巨大的海洋是那星球上唯一有生命的東西，地球人的努力當然要失敗，最後，他們決定用X射線轟擊那大海……
這個恐怖而悲傷的故事，證明了人類的愚昧，就像卡夫卡所冷眼觀察到的，人總是出于恐懼而傲妄起來，越覺得自己受了冒犯，就越是采用粗暴的方式來對待其他人，而渾然不覺得自己有錯。萊姆對這智海的描寫，神秘得讓人透不過氣來，而與海洋對話，這種構思太神奇，這個設定的隐喻性也太值得深思：他至少諷刺了人類的野心勃勃，像春秋時期用召集天下諸侯開會的方式來稱霸，卻對近在身邊的同類關閉心門。當海洋将科學家的記憶和夢想中的人物發送給他們時，他們都不敢跟這些模拟的人物對話。他們都是恐懼的俘虜。
小說的後一半是相當沉悶的，而且似乎永遠不會結束。但這算不得萊姆的失敗。他是太忠實于他的現實感受了。
No.8
《穆罕默德和查理曼》
（比）亨利·皮朗/著王晉新/譯
商務印書館2021年3月
“在比利時這樣一個國度中，能夠孕育出皮朗教授這樣一位偉大學者，實乃一件令人難以置信之事。”英國中世紀史學者F.M.鮑維科說。皮朗嘔心瀝血寫作的《比利時史》，從世紀之交開始出版，到1932年才出齊，他在生命最後的十五年裡（1935年逝世），被比利時人譽為最偉大的公民，這一榮譽相比他的個人生活的痛苦而言都不值一提：他的三個兒子都在之前離世，也許，他持續的工作正是為了忘卻悲傷。
本書的主要論點是，“查理曼所建立的帝國是穆斯林所造成的歐洲平衡破裂的一個關鍵點。”原因在于，穆斯林的崛起使得羅馬教廷的權力限于西部地區，同時，穆斯林對西班牙和非洲的征服，客觀上給查理曼崛起、法蘭克王國一度稱霸創造了條件。皮朗的論斷，助力了一種全球考量的曆史學視野的形成，東西方貌似殊異的曆史路徑之間被識别出、建立起了種種聯系。
No.7
《業: 簡論行動、過錯和姿勢》
（意）吉奧喬·阿甘本/著 潘震/譯 王兆宇、葉仁傑/校
拜德雅·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2021年11月
“人怎麼會有罪？”卡夫卡提出的問題一向擊中要害。他是個深度沉浸在猶太教的文化沉澱之中的人，在這種文化裡，拉比故事已經多次讨論過罪的問題。撒旦曾指控上帝說，你，世界之主，縱然能展示你所有的力量來譴責我，可是你指控我的力量卻終歸不屬于你——阿甘本将這個故事引述到他的《業》之中，進而開啟了一場有滋有味的研究。
阿甘本的小篇幅著作不少，但使用的思想資源卻異常豐富。本書又是一個明證，蘇格拉底、柏拉圖、亞裡士多德、本雅明、阿倫特等等各自出場；在蘇格拉底看來，人犯錯的原因隻是無知罷了，而亞裡士多德卻啟動了通往地獄的罪的列車，聖奧古斯丁和康德在沿途留下了他們的理論印記。阿甘本還批評了阿倫特《人的境遇》中對行動領域和政治領域的混淆。需要保持專注的閱讀，來感受書中思想的沖擊力。
No.6
《冷戰的終結：1985-1991》
(英)羅伯特·瑟維斯/著周方茹/譯
索·恩|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21年4月
如今我們終于有機會讀到對冷戰結束、東歐劇變這段曆史的翔實書寫了，尤其重要的是，在讀的時候我們不需要站在某一種特定的立場之上，不需要到處看到令人遺憾的教訓，也不需要一再地欽佩誰或是咒罵誰。想必當年的人也一定有過“有幸（或不幸）見證”了重大的曆史轉折點的感覺吧。瑟維斯的寫作傳達出一種如今已喪失了全部風韻的時代氣氛：高層的決定至關重要，同時，大衆的選擇不可預料。
No.5
《如何像人類學家一樣思考》
（英）馬修·恩格爾克/著陶安麗/譯
上海文藝出版社2021年8月
人類學家的寫作，最突出的特色之一，就是嗜好羅列：人類學家似乎酷愛羅列式的書寫，談一個問題，講一個現象，講着講着就出現了一長串彼此并列的詞語或概念。當然，與其說他們羅嗦，不如說他們對周詳、嚴密的追求達到了高度自律的地步。
恩格爾克在這本書中大略對此做了解釋。他說，人類學家最重大的敏感之一，是清除對世界各地的人的固有假設。他們放下所有的成見去看人，他們希望忘記自己所來自的學府，所出身的國家，而融化到自己所觀察的人之中。為此，他們在書寫時也一定會力求避免片面，尤其避免那些概括性的論斷，而訴諸具體和詳細。
人類學家常給人以謙遜、開放、自然幽默的印象，因為他們以拓展“人類”的範疇，以肯定差異為己任，他們一直在告訴那些更“文明”的地區的人說，不要傲慢，不要輕易地将那些仍然受到宗教的限制、仍然受制于生産水準地低下的民族和地區視為“落後”，而要懂得自己的存在方式并不是世上的唯一，更談不上是自然的存在方式。以恩格爾克的看法，優秀的人類學家，既能做到不把他人“異國化”，同時也不把文化差異降低到無足輕重的地步。他的書中也偶見幽默，當他講述他自己在辛巴維（威）實地工作中的經曆的時候。
No.4
《有詩自唐來: 唐代詩歌及其有形世界》
（美）倪健/著馮乃希/譯
世紀文景·上海人民出版社2021年9月
在傳頌那些婦孺皆知的唐代詩文的時候，可曾有人想到過，這個文本問世是在一千多年之前，它為何能傳到今天？在傳播的過程中，每一個傳播者、誦讀者、評論者，怎麼可能做到統一版本，不出偏誤？而最初的作者是否也預期過這件作品能夠流傳很久，以及，預期到了它将很難保持它的本來面目呢？
詩文是有物質載體的。倪健的這部作品，英文原名的直譯就是“以語詞表現，寫在紙上”，強調了這是一項對載體和傳播的研究。像他的導師宇文所安一樣，他打開了一些會讓對“唐詩宋詞”隻有俗見的讀者感到陌生的視窗。他的考古學視角，是我們格外欠缺的，我們很少去推究那些赫赫有名的作品和作者，是如何得到認可的，更不會想到，我們所熟悉的一首詩，可能是成百上千個與它有差別的版本之一，它與它的作者之間的距離，比我們想象的更遠，也更複雜。
書中提出的衆多學術觀點，既嚴謹又洞察力十足：例如他說，中國古詩研究的一個習慣做法，就是根據個别字詞的使用來衡量作品的成就。他并無批判的意思，卻足以讓我們發現，市面上九成以上的古詩“鑒賞”類話語都那麼陳舊無聊。
No.3
《不對稱：紮加耶夫斯基詩集》
（波蘭）亞當·紮加耶夫斯基/著李以亮/譯
中信出版集團2021年10月
對一個一流作家的認可，“收放自如”可謂是最起碼的一句評語了。紮加耶夫斯基這本2014年的詩集，任意抽一首來讀，都是在證明他的收放自如已達到了怎樣的地步。有些詩，例如《1995年夏天》，乍讀來像散文，不由有“多敲幾下Enter鍵”之疑慮，可是讀後回味，才覺得适時的換行是這首作品之優秀的一部分；有些詩，如《童年》，題目很大，篇幅又很小，區區十六行文字裡攝取的意象東鱗西爪，毫無規律，但卻又是一篇不折不扣的美作。
寫詩的“熟練工”，是那些掌握了一些屢試不爽的套路的人。可是對于紮加耶夫斯基，我隻能用很俗氣的詞語說，他的熟練，他的自如感，是大大突破了套路依賴的。在《翠鳥》中，他把疾飛的翠鳥寫作“這粒色彩斑斓的子彈安全地擊中了/岩石嶙峋的海岸，它的巢藏在那裡”，然後，一個轉換，鳥巢就變成了“一個避難所，一個栖身之地，在那裡/思想點燃而不被摧毀，/一座監獄，它将我們從冷漠之中釋放”，他進而想到這是“一種強有力的沖突修辭法”，又進而想到“有時也是一首詩，/幾乎是一首十四行詩。”
這裡的變化不會在其他詩中有重複。能夠設想到的有限的主題，在這本書中以無限的角度呈現，以至于你不會去想到主題的存在。詩集本身很小，一小時可以讀完，而偏愛其中的任何一首詩都是理所應當。
No.2
《策蘭傳》
（德）沃夫岡·埃梅裡希/著梁晶晶/譯
雅衆文化|南京大學出版社2022年1月
我們之是以能認識那些出色的流亡者，是因為他們留下了作品；而随着我們讀解他們的作品，我們會明白創作是他們流亡中的剛性需求，甚至說，他們是為了創作而流亡的，他們用這樣設定的目的來緩和流亡的被強迫性，以及種種喪失的痛苦。但是，他們所用的創作語言，往往反而對他們構成了進一步的折磨。
譯者圈對策蘭，似乎一直有種帶有火藥味的“情結”，似乎翻譯策蘭就意味着要和同行比個高下；策蘭的詩一向不易了解，因而譯者們也就格外在乎誰是誰非，誰是“正解”誰是誤讀。從這本傳記可見，策蘭剛走上寫詩的道路時，也是受制于文句意象的晦澀，在相當長的時間裡要麼沒有得到必要的重視，要麼被人以策蘭厭惡的方式對待。
這本傳記對于了解策蘭的詩，并了解他為何這樣寫作，是大有幫助的；尤其有價值的是，埃梅裡希對當年的批評家們做了批評，他指出，策蘭的艱苦努力，是因為上述悖謬所緻，即他必須用他的仇敵的語言來寫作，他在尋找自己的聲音時，必須與心中不可愈合的創傷搏鬥。當《死亡賦格》受到贊譽，被稱為是詩人對奧斯威辛恐怖的“克服”和“清潔”的時候，策蘭内心充滿了失敗和厭世感。
這本書篇幅不大，可是處處給人留下了意在言外的印象——和策蘭的詩風吻合。
No.1
《卡夫卡談話錄》
（奧）卡夫卡/口述（捷）古斯塔夫·雅諾施/記述趙登榮/譯
漓江出版社 2021年4月
這本篇幅不算大的談話錄，多少借鑒了《歌德談話錄》的寫法，并非僅僅是對話，而是有場景，有叙事，有動作、表情、言談的細節，有突發事件，從中還能看到第一次世界大戰後舊奧匈帝國瓦解後，新成立了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國裡種種新事物、新現象，例如傳媒業，電影業的發展，以及猶太複國主義這一條對卡夫卡和雅諾施而言，已經相當明顯的“暗流”。卡夫卡經常糾正雅諾施的印象流，用更深刻、更徹底的觀點來深化他們的交談，當雅諾施在1919年說到社會失序、許多人破産，貿易、工業、食品供應都被毀壞時，卡夫卡嚴肅地講，貧窮隻是表象，而實質是，在以工廠生産和逐利為主宰的社會裡，人隻是被用于增加資本的“老式工具”，是“曆史的殘餘物”。
這樣的觀察當然是對他的《在流放地》等小說名篇的直接闡釋。但它也再恰當不過地刺中了我們的當下經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