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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12年自學十幾種語言,國圖這位管理者被網友封“大神”

國家圖書館有一位圖書管理者,十分癡迷語言學,在國圖工作的12年間學習了十幾種語言,甚至對古老而艱深的波斯語、希臘語都有涉獵,他是以被很多網友稱贊:“圖書館裡的大神!”今年初,他又因在紀錄片《但是還有書籍》裡閱讀都德小說《最後一課》時情不自禁哽咽落淚的樣子受到很多關注。揚子晚報紫牛新聞記者聯系到這位圖書管理者顧曉軍,聽他暢談對語言學的熱愛,他告訴記者:“在圖書館看到形形色色的讀書人,特别是看到白發蒼蒼的老者安靜地在圖書館的一角看書,那種對知識的渴求,讓我特别感動。讀書有時候不是為了達到什麼高度,而是在閱讀的過程裡,尋找到了靈魂的自由。”

筆記本上寫滿希臘語段落

這位圖書管理者太牛了

記者了解到,顧曉軍最初被紀錄片的導演發現,源于一篇豆瓣上“尋找顧曉軍”的文章,文章是一名經常去國圖的讀者發的,寫道:“那個管理者,自然卷,大概30歲出頭,然後戴着一個金屬框眼鏡!!!!微胖!!!!有時候值早班,有時候值晚班!!!!鼻子有點大!!!他每次都在自學波斯語!!!!”一連串感歎号表達了這位讀者對這名圖書管理者的欣賞與好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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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着金屬邊框眼鏡的圖書管理者顧曉軍

正因如此,紀錄片的導演選中了顧曉軍,用鏡頭記錄下他忙碌又充實的一天。事實上,顧曉軍學習的不止是波斯語,拉丁語、希臘語、法語、德語、意大利語等十幾種語言,他都有涉獵,這些語言都是他在國家圖書館工作的12年裡自學的。

“我大學畢業之後當過一段時間的旅遊銷售,後來在北京2008年奧運組委會從事場館管理工作,北京奧運會結束之後,2009年1月4日我來到國家圖書館工作,選擇國圖,也是因為我覺得在這裡工作能更好地接觸到書本,節奏可以相對較慢一點,更适合我的興趣,在圖書館工作之餘,我常常會拿着一本書坐在工位上看一些曆史學、語言學方面的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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顧曉軍在認真地記筆記

顧曉軍說,他對歐洲文藝複興時期的曆史、文學、哲學都比較感興趣,這些著作或是法語、或是德語、或是拉丁語原文,是以他需要去研讀更多語言學的内容。“比較好的段落,我會找一個本子把它抄下來。”記者在顧曉軍展示的本子上看到,他工整清晰的字迹記錄下很多希臘語片段,他介紹道:“這是西塞羅的、這是蒙田的、這是《尚書》裡面的一句話,帝堯時期的天相的一個事情,我把它翻譯成相應的古希臘文,是試驗一下把兩種古典語言打通。我不敢說已經掌握了多少門語言,有的可能還算不上精通,因為語言的長河是無邊無盡的,但我這些年一直在認真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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顧曉軍會在本子上記下希臘語片段

12年學習十幾種語言

不為其他,隻為熱愛

今年41歲的顧曉軍,地道地道的北京人,畢業于首都師範大學曆史系。“因為高中班主任是曆史老師,他的教學理念是學曆史不靠死記硬背,更多的是了解,是以時常會激發我們探索曆史教材以外的内容。記得當時課後經常去提問,和老師探讨一些曆史小故事。我平時課外閱讀,也喜歡讀一些曆史人物的傳記,由此激發了濃厚的興趣。上大學時,我的研究方向就是曆史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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顧曉軍閱讀許許多多的外語教材

顧曉軍說,很多人都會覺得古典語言佶屈聱牙,十分枯燥,往往對着書本看幾行就瞌睡了,但他卻每每被艱深難懂的語言所吸引,“比如說最初接觸希臘語的時候,看不懂就很想讀懂,是以會不斷地查閱資料,記錄更多的東西,每讀懂一個新的片段我都會特别興奮,然後就促使我不斷去學。”和所有學習外語的人一樣,他最先接觸的是英語,大學的時候還學了一些日語,但是随着對西方古典文學研究的深入,他對歐洲的語言更加感興趣。

“讀書是我的愛好,我沒有把它們當做一項工作或者為了學術研究,而是為了追尋自己感興趣的世界。”去年,顧曉軍還沒有使用智能手機,後來因為進入圖書館要檢視健康碼,他才換了智能機,“用上智能機之後很多資料可以儲存在手機裡,随時随地能拿出來翻閱記憶,這一點我覺得很好。但是暫時我也還沒安裝微信之類的,手機主要用來閱讀和打打電話。因為感覺聊天、發資訊有一些影響長線思考,我覺得讀書需要幾個小時沉下心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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顧曉軍給前來讀書的人提供服務

顧曉軍說,他平時的工作,是在圖書館裡給前來讀書的人提供服務,幫助大家找書、借書,一天大約要回答幾十個讀者的咨詢。一般被詢問的間隙,他就會拿一本書坐在工位上讀。上下班的地鐵上,他也會堅持讀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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顧曉軍在地鐵上讀書

常看到白發蒼蒼的老人來看書

那種專注令人感動

做了12年的圖書管理者,顧曉軍見過形形色色來讀書的人,“有年輕人,過來讀書為了準備考試或者考研,也有為了寫論文查資料的。這些讀者通常背着巨大的書包,裡面是厚厚的複習資料,然後在筆記本上不斷地寫着,看到他們,會讓我回想起在學校讀書的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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顧曉軍說,平時會有很多人來國圖讀書

除了年輕人,讓顧曉軍印象最深刻的是來圖書館看書的白發蒼蒼的老人,“有一位老奶奶,找《四庫全書》,她說年輕的時候沒機會讀,年紀大了,就想看看《四庫全書》的樣子。我給她拿了其中的幾本,每一本都非常厚,老奶奶看到之後特别驚喜,拍着手和我說:原來《四庫全書》是這個樣子,随後老奶奶就拿起放大鏡仔細地閱讀起來。”

“還有一位來圖書館學俄語的老奶奶,我也記得很清楚。以前我們館一層有個外文工具書的區域,書的内容不是像小說那種,可讀性不強。一般來這一層的讀者很少,但這位老奶奶就坐在這邊,一本一本看俄文大百科。她還在紙上抄寫俄語,有“核反應堆”之類的詞條。我看了她手寫的俄文,特别工整漂亮。老奶奶一看就是老一代知識分子,很有書卷氣。她每次都能安靜地抄上幾個小時,抄厚厚的一摞紙。當時不忍心打擾她是以沒有去和她聊天,但我想,她對語言的熱愛和我應該是一樣的。”

顧曉軍還回憶起一位老先生,“我認識他是2010年前後,那時他剛退休,他來圖書館用莎士比亞的原版作品和中文譯本對照着學英語,遇到不懂的還拿來問我。他來了好多次,後來身體不太好,行動不便,走樓梯很吃力,但他堅持過來,要上三樓的閱覽區就搭乘外面的電梯,我們再把三樓的門給他打開。有一次他來國圖,就是為了問我個英文句子,問完轉身就走了。他走向門口的背影我一直記得,非常慢,一點點挪着,一直在入神地思考。”

顧曉軍說:“他們那個年代的知識分子對書本的渴求真的特别令我感動,我特别高興能在國圖成為一名為讀者服務的管理者,我也特别享受能在這裡用心閱讀的感覺。我覺得書籍帶來的,是心靈的安甯,是某種程度上靈魂的自由。”

(cqh來源:紫牛新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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