堂前撲棗任西鄰：充滿偉大的人道精神的心曲

堂前撲棗任西鄰，無食無兒一婦人。

不為困窮甯有此？隻緣恐懼轉須親！

即防遠客雖多事，便插疏籬卻甚真。

已訴征求貧到骨，正思戎馬淚盈巾。

《又呈吳郎》是大陸偉大的詩人杜甫寫的一首七言律詩。律詩有一條最基本的不可動搖的法則，就是隻有八句。是以，這首詩也隻有五十六個字。但是，在這五十六個字裡卻包含着豐富的思想内容和高度的藝術成就。

杜甫寫這首詩的經過和目的是這樣的：公元767年，也就是杜甫漂泊到四川夔府的第二年，他住在瀼西的一所草堂裡。草堂前面有幾棵棗樹，西鄰的一個寡婦常來打棗，杜甫從不幹涉。後來，杜甫把這草堂讓給一位姓吳的親戚居住，自己搬到離草堂十幾裡路遠的東屯去。不料這姓吳的一來就在堂前插上籬笆，禁止打棗。寡婦知道杜甫是這草堂和棗樹的主人，就來訴苦，杜甫因而寫了這首詩去勸告吳郎，希望他能和自己一樣體貼那個寡婦。在寫這首詩以前，杜甫已經寫過一首詩給吳郎，題目是《簡吳郎司法》，是以這首詩題作《又呈吳郎》。吳郎的年輩要比杜甫小，但是為了使他能比較容易地接受自己的勸告，是以不說“又簡吳郎”，而有意地用了一個表示尊敬的“呈”字。這個“呈”字看來好像和對方的身份不大相稱，但卻是必要的，正是杜甫細心的地方。白居易詩《題新居，呈王尹兼簡府中三掾》說：“橋憑川守造，樹倩府僚栽。”這詩題裡的“呈”“簡”，表明身份。可知杜《又呈吳郎》一題，不用“簡”字，确是有微意，非泛泛。清人陳醇儒《書巢杜律注》引許合伯說：“詩家有題目看似沒要緊，而發詞卻極關系，極正大者，須就此詩細參。”也注意到這首詩的命題。

《風詩心賞》，蕭滌非，文津出版社，2020年9月。

杜甫是怎樣勸告吳郎的呢？且看原詩的第一句“堂前撲棗任西鄰”，開門見山，從自己過去怎樣對待鄰婦撲棗說起。“撲棗”就是打棗。杜甫另有一句詩“棗熟從人打”，可見“撲”和“打”是一個意思。這裡為什麼不用“打”而用“撲”呢？這是為了取得聲調和情調的一緻。杜甫寫這首詩的時候，心情是沉重的，是以不用那個猛烈的上聲字“打”，而用這個短促的、沉着的入聲字“撲”。“任”就是放任，一點不加幹涉，愛打多少就打多少。這個“任”字很重要。為什麼要這樣放任呢？第二句就回答了這個問題：“無食無兒一婦人。”原來這西鄰竟是這樣一個沒有吃的、沒有兒女、沒有丈夫、沒有親戚，一句話，什麼也沒有的老寡婦。杜甫寫這句詩，仿佛是在對吳郎說：朋友！對于這樣一個上天無路入地無門的窮苦婦人，你說我們能不任她打點棗兒嗎？

詩的第三、四句：“不為困窮甯有此？隻緣恐懼轉須親！”“困窮”，緊接上第二句來；“此”，指撲棗這件事。這兩句的意思是：如果不是因為窮得萬般無奈，她又哪裡會去打别人家的棗子呢？正由于她總是懷着一種恐懼的心情，怕物主辱罵，甚至把她當作盜竊犯，是以我們不但不應該幹涉，恰恰相反，而是要表示親善，表示歡迎，使她安心撲棗。在這裡，杜甫對寡婦撲棗的原因做出了正确的合乎情理的解釋，說出了窮人心坎裡的話。這和他的另一句詩“盜賊本王臣”所表現的“官逼民反”的進步思想正是一緻的。陝西有這樣兩句民歌：“唐朝詩聖有杜甫，能知百姓苦中苦。”真是不假。以上四句，一氣貫串，可以算是一段，是杜甫自叙以前的事情。目的當然不是為了表彰自己，而是為了啟發吳郎，使他認識到插籬笆這種事萬萬做不得。

詩的第五、第六兩句才落到本題上，落到吳郎身上。“即防遠客雖多事，便插疏籬卻甚真。”這兩句要聯系起來看，它們并不是彼此孤立，而是上下一氣，互相關聯，互相依賴，互相補充的。上句的“即”字，當“就”字講。“防”是提防，心存戒備，是以說防。“防”字的主語是寡婦。“遠客”，指吳郎。“多事”，就是多心，或者說過慮。下句“插”字的主語是吳郎。這兩句詩串起來講就是說：那寡婦一見你插籬笆就防着你禁止她打棗，雖未免多心，未免神經過敏，未免“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但是，你一搬進草堂就忙着插籬笆，卻也很像真的要禁止她打棗呢！言外之意是，這不能怪她多心，倒是你自己有點太不體貼人。她本來就是提心吊膽的，你不特别表示親善，也就夠了，為啥還要忙着插上籬笆呢！這兩句詩，措辭十分委婉含蓄。這是因為怕話說得太直、太生硬，教訓意味太重，傷害了吳郎的自尊心，會引起他的反感，反而不容易接受勸告。

在這裡，有必要附帶談一下關于“遠客”的解釋問題。有的注解說“遠客”是指“過路的客人”，“防遠客”是防備過路的客人打棗。這樣，“防遠客”的人也就不是寡婦，而是吳郎了。我以為這是不對的。遠客就是遠方作客的人，古典詩歌中從來沒有把過路的客人叫作遠客的。杜甫自己的詩就可以做證，像《虎牙行》：“遠客中宵淚沾臆。”又《早發》：“艱危作遠客。”這“遠客”就都是指的他自己，而不是泛指什麼過路的客人的。而且照“過路的客人”這種解釋，“雖多事”的“雖”字就講不通，因為如果是為了防止過路人打棗，那就不能說是“多事”，而且這樣講，也和下句的“卻”字失去了呼應作用，意思無法貫通。

現在，我們接着講這首詩的最後兩句：“已訴征求貧到骨，正思戎馬淚盈巾。”這兩句是全詩的結穴，也是全詩的頂點。表面上是個對偶句，但不要看作平列的句子，因為上下句之間是一個發展的過程，由小到大，由近及遠。上句，杜甫借寡婦的訴苦，進一步指出了寡婦的、同時也就是廣大人民的困窮的社會根源。這就是官吏們的剝削，也就是所謂“征求”。這剝削的殘酷，竟達到這樣的程度，使她窮到隻剩下幾根骨頭。這也就為寡婦的撲棗做了進一步的洗雪。杜甫仿佛在對吳郎說：朋友！如果要追究撲棗的責任的話，那也要由貪官污吏們來承擔，寡婦本人是沒有罪的。下句，說得更遠、更大、更深刻。杜甫更進一步地指出了使人民陷于水深火熱之中的又一社會根源。這就是自從安史之亂以來，持續了十多年的戰亂，也就是所謂“戎馬”。由一個窮苦的寡婦，由一件撲棗的小事，杜甫竟聯想到整個國家大局，以至于流淚。這一方面固然是他那熱愛祖國、熱夫妻民的思想感情的自然流露；另一方面也是為了點醒吳郎、開導吳郎的應有的文章。讓他知道：在這兵荒馬亂的情況下，苦難的人還有的是，絕不止寡婦一個；什麼事都可能發生，也絕不隻是撲棗；戰亂的局面不改變，就連我們自己的生活也不見得有保障，我們現在不正是因為戰亂而同在遠方作客，而你還住着我的草堂嗎？一個自私自利的人，總是鼠目寸光的，如果能叫他站得高一點，看得遠一點，想得開一點，他自然就不會在幾顆棗子上斤斤計較。這樣看來，最後一句詩，好像扯得太遠，好像和勸阻吳郎插籬笆的主題無關，其實是大有關系，大有作用的！我們正是要在這種地方看出詩人的“苦用心”和他對待人民的态度。

《又呈吳郎》這首詩的人民性是強烈而鮮明的，在通常用來歌功頌德的律詩中，這首詩更值得我們重視，但這一點可以不多說。這裡要做補充說明的是藝術表現方面的一些特點。首先是，作者采取了擺事實、講道理的手法，用自己的實際行動來啟發對方，用颠撲不破的道理來點醒對方，最後還用自己的眼淚來感化對方，現身說法，盡可能地避免抽象的說教。其次是，運用散文中常用的虛字來作轉接。像“不為”“隻緣”“已訴”“正思”以及“即”“便”“雖”“卻”這些字就是。我們說過，這是一首律詩，律詩有不少清規戒律，比如中間四句就必須作成對偶，很容易流于呆闆。現在因為運用了這些虛字，是以能化呆闆為活潑，使這首詩既有律詩的形式美、音樂美，又有散文的靈活性，抑揚頓挫，耐人尋味。此外，措辭的委婉，也值得我們注意。杜甫是草堂的主人，讓不讓寡婦打棗，原可以做得一分主，但是杜甫卻竭力避免以主人自居，隻當吳郎是這棗樹的主人，而自己則不過是替寡婦說說人情，這就更能感動對方了。

（中央人民廣播電台《閱讀與欣賞》1961年廣播稿，後收入《杜甫研究》，齊魯書社1980年版；《蕭滌非文選》，山東大學出版社2006年版；《蕭滌非杜甫研究全集》，黑龍江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