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江青還有一個哥哥叫李幹卿，1901年3月13日出生，比江青大十三歲，“文革”期間在濟南火車站工作。
1970年春天，李幹卿帶着他的小兒子來到北京求見江青，中央辦公廳把他們父子安排在中直招待所住下。
一天下午，中央辦公廳主任汪東興給我打電話，叫我報告江青，說她的哥哥和侄兒來北京了，要求見見江青，見與不見由她決定，“他們現在住在中直招待所，她要見的話，你給中直招待所的上司打個電話通知她哥哥”。我将此事報告江青以後，她兩眼緊閉，思索了好大一會兒，才猶豫不決地對我說：“這事難辦，他們對我搞突然襲擊，來以前也不來信問問我讓不讓他們來北京，這叫私闖京城啊！既然這樣，告訴他們，我工作很忙，不能見，立即叫他們回去。”
文革時期的江青
“好，我立即通知中直招待所打發他們回原籍。”我說完轉身就走。
“你站住！還不能這樣說。”江青說，“他不是帶了一個孩子嗎？你請汪東興派人到主席的禮品庫裡找一架最次的照相機，送給孩子，再帶上半斤茶葉送給他的父親，他好喝茶。告訴他們我現在工作太忙，我抽不出時間見他們，叫他們趕快回去，他們來北京找我不就是要點東西嗎？真是窮瘋了，他們看到我送的東西，自然就會回去了。”
第二天上午，我趁江青睡覺的時候，帶上江青的“禮品”來到中直招待所，看到了李幹卿他們父子二人。李幹卿胖胖的，身體很結實，他兒子十五六歲，長得滿精神。自我介紹以後，我說明了江青不能見他們的原因，請他們早點回山東，并把江青送給他們的“禮物”交給了他們。
他的兒子畢竟還是孩子，看到照相機覺得很新鮮，專心緻志地擺弄着玩。
江青的哥哥聽我轉達江青的話以後，流下了眼淚，雙手托着兩腮很久沒有說話。
我臨走時，他忙站起來，雙手握着我的手懇求說：“我這樣大的年紀了，這次恐怕是最後一次來北京了，今後再也不會見到江青了。請麻煩你再跟她說說，請她見我們父子一次吧，拜托你了。”
我同情地說：“可以，我再向她請示請示，能見你們更好，不見，我也沒有辦法。我報告她以後，她有什麼話對你們說，我通過招待所的上司轉告你們。”
李幹卿連連說道：“謝謝，謝謝！”
回到釣魚台後，已經夜裡11點了。躺在床上剛迷糊着，江青就打鈴起床了，我又度過一個不眠之夜。
江青到了辦公室，我把李幹卿想見她一面的請求報告她。她說：“這老東西真不識時務，他還不知道他是個什麼人？解放以前他當過國民黨的兵，解放以後被我們的人民政府審查和管教過，像他這樣的人還有臉要求見我，真自不量力！我現在是政治局委員，如果會見一個曾為國民黨扛過槍，與人民為敵，被人民政府鎮壓過的人，那我的階級立場到哪裡去了？”她咬牙切齒地說：“你叫招待所的同志通知他，我還是不見，立即叫他們回去，不能在北京久留！”
江青對我解釋說：“現在階級鬥争這樣複雜激烈，他們在北京呆久了，對我是不利的，會影響我的。我沒有錢給他們買火車票，叫他們自己買票回去，他們能自己來，就能自己走。”
據我了解，江青說的李幹卿被審查和管教的事是這樣的：1953年，“鎮壓反革命”運動時，鐵道部警察局曾調查過在濟南鐵路局供職的李幹卿，但由于他是江青的哥哥，沒敢查下去。1959年江青要接李幹卿到中南海，公安部中南海警衛局便責令山東公安廳正兒八經地查下去了。調查的結果是，李幹卿曾在軍閥張宗昌的部隊當過“師爺”，即文書，日僞和國民黨時期曾任過警長、巡官、局員、津浦鐵路巡防組組員等職務。1939年，在日本憲兵隊的威逼下，李幹卿曾寫信給江青進行策反。1945年李幹卿曾入室搶奪王虎牌手槍一支。1948年至1951年偷竊過面粉，A錢大米、雞蛋及數百萬元（相當于現在的數百元）人民币。李幹卿的劣迹頗多，在“三反”期間受過處分。
後來，事情鬧大了，發展成了李幹卿事件。因為對李幹卿的調查激怒了江青，江青便在“文革”中進行報複，陳伯達稱“這是陰謀陷害江青同志的重大反革命集團案”。江青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上哭着說：“我哥哥李幹卿過去很苦，為了糊口在舊社會幹了幾天警察，他們就對他，對我，其實是對着我們的毛主席呀！” 随即陳伯達、江青從北京派出三人到濟南把山東省公安廳廳長張國鋒、副廳長李秉正、交際處處長陳靜波、警衛處處長于傑、濟南鐵路局公安處副處長王茂青等六人全部逮捕。除陳國鋒身患癌症外，其餘五人用專機押送北京，受盡折磨，這樁案子到1977年才得到平反。
我不明白，一直為其哥哥鳴冤叫屈的江青，怎麼一下子變了臉色，對李幹卿的到來無動于衷。
我按照江青的訓示，打電話給招待所的上司同志，動員他們父子回去。江青的哥哥接到第二道叫他們回去的指令以後，再次留下了傷心的眼淚，但仍堅持不離開北京，繼續等待江青的接見。
大約過了兩天，江青叫我打電話問問中直招待所她哥哥離開北京了沒有？我打電話問招待所，招待所的同志說，還沒有走。
這時，江青心裡很沖突：不見吧，他們執意不走，在北京住的時間長了，對她影響不好；見吧，又怕别人說她階級界限不清。經過思想鬥争，她決定還是見一面，趕快把他們打發走。為了避嫌，江青叫我打電話給毛澤東的秘書徐業夫，請他報告主席她哥哥來求見的事，并請示“我見他們一面好，還是不見好”。
毛澤東回答說：“為什麼不見？國際戰犯都能改造好，國民黨的進階人物我都可以見，難道你的親兄長都不敢見嗎？你不能六親不認吧！見，一定要見。”
當我把主席的話報告給江青以後，她決定在人民大會堂接見他們父子。江青說：“像他這樣有曆史問題的人，沒有資格進中南海和釣魚台，在大會堂見一見，就夠擡舉他的了。”
會見時，面對多年未見面的哥哥，江青沒有表現出一丁點想念之情，反而像訓斥小孩子一樣，疾言厲色地教訓了一番。
她說：“你們到北京來，為什麼事先不向我請示彙報？你們這是逼着我見，搞突然襲擊。像你這樣有曆史問題的人，不能亂跑，更不該私自到北京來。你一來搞得我很被動。從今以後不許你再來北京，你今天立即離開北京。”
李幹卿雖然受到了妹妹的訓斥，但是終于見到了身居高位的親妹妹，還是很高興的，并沒有提任何要求。他激動地對江青說：“我知道你工作很忙，可是，我實在是想念你，這個孩子沒有見過你這個親姑姑，常常念叨見見你，今天見到了，我們明天就走。”說着說着，又流下了淚水。他用顫抖的手，從上衣口袋裡掏出一塊不太幹淨的手絹擦了擦眼淚。江青還沒有等他擦完，站起來，頭都沒有回一下就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