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介紹
鄧廣銘（1907年3月16日-1998年1月10日）字恭三。曆史學家。1907年出生于山東省臨邑縣。1936年畢業于北京大學史學系，此後傾畢生精力從事中國古代史教學與研究，任北京大學曆史學系教授。後出任北京大學曆史學系主任、中國中古史研究中心主任，并曾擔任全國高等院校古籍整理與研究工作委員會副主任等職，先後當選為中國史學會主席團主席、中國宋史研究會會長。學界譽其為“二十世紀海内外宋史第一人”。（*3月16日是鄧廣銘先生誕辰日)）
王安石在熙甯九年十月第二次罷相回到江甯之後，就在江甯府城東門和鐘山的正中間，一個名叫白塘的原極荒蕪的地段，購置了一塊地皮，修蓋了幾間房屋，種植了一些樹木，稍稍作成了一個家園模樣，作為他的府第。府第的周圍别無人家，房屋也僅蔽風雨，并不宏偉壯觀，甚至連垣牆也沒有修築，看起來隻像設在路旁的小旅店。因為它西距江甯城的白下門和東距鐘山各為七裡，王安石就為它取名為半山園。實際上，就地理位置說，名之為半山固甚确切，但就其規模說，稱之為園，卻是很不相稱的。白塘地卑，多年積水為患，王安石在此蔔築之後，乃因勢乘便，鑿渠決水，使與江甯城河相通。此後，王安石要進江甯城時，也間或雇乘小舫，泛此水渠而行。此段皆據《王荊文公詩李壁注》卷四，《題半山寺壁二首》題下注文。
半山園以北不遠的地方，有一個土骨堆，相傳是東晉謝安的故宅遺址，一直還被叫作謝公墩。這是王安石經常跑去遊憩的地方。在那裡摩挲着滿生蒼苔的石頭，想象着謝安當年所完成的事功和在這地方居住的情景，他每每流連忘返。
《北宋政治改革家王安石》，鄧廣銘，北京出版社，2016年2月。
王安石經常出遊于江甯附近各地，有時騎馬，有時騎驢。馬是宋神宗贈送與他的，驢是自己買的。還雇用了一名牽卒。後來馬死掉了，便專騎小驢。有人曾向他建議說，老年人出遊最好乘用肩輿（轎子），他不肯這樣做，并且回答說：“古之王公，至不道，未有以人代畜者。”有時他也喜歡乘坐“江州車”，自己坐在一廂，另一廂由同遊的朋友坐，如無遊伴，即由僮仆坐。
他每次出遊，全都是随随便便，沒有任何排場。對于風吹日炙，也全不在乎。王铚在《默記》中曾記載了一個故事：
元豐末，王荊公在蔣山野次，跨驢出入。時正盛暑，而提刑李茂直往候見，即于道左遇之。荊公舍蹇相就，與茂直坐于路次。荊公以兀子，而茂直坐胡床也。語甚久，日轉西矣，茂直令張傘，而日光正漏在荊公身上，茂直語左右令移傘就相公，公曰：“不須。若使後世做牛，須着與他日裡耕田。”
蘇轍曾在一道奏章中說王安石是一個“山野之人”，大概就是因為王安石的衣着裝束和舉止行動都不像當時一般士大夫們那樣斯文、雅緻和奢華之故。而他的這種本色，直到做了許多年的宰相之後也不曾有任何改變。
鐘山有一所佛寺，名叫定林寺，因距離半山園較近，凡是不到别處旅遊的日子，王安石就到定林寺去。那裡有專供他居住的一所房子，王安石經常在這所房子裡讀書，著述，或者接待來訪的客人。有名的書法家米芾就是在這裡與王安石相識的，他為這所房子取名為昭文齋，并當場寫了這個齋名。著名畫家李公麟為王安石畫了一張着帽束帶神采逼真的像，也懸挂在這個昭文齋中。
在王安石退居江甯之後，也許是他已經在白塘建立了居地之後，他曾先後寫過兩首詩，一首題為《元豐行示德逢》，全詩為：
四山翛翛映赤日，田背坼如龜兆出。
湖陰先生坐草室，看踏溝車望秋實。
雷蟠電掣雲滔滔，夜半載雨輸亭臯。
旱禾秀發埋牛尻，豆死更蘇肥莢毛。
倒持龍骨挂屋敖，買酒澆客追前勞。
三年五谷賤如水，今見西成複如此。
元豐聖人與天通，千秋萬歲與此同。
先生在野固不窮，擊壤至老歌元豐。《臨川文集》卷一。
另有《後元豐行〈踏歌〉》，全詩為：
歌元豐：十日五日一雨風。
麥行千裡不見土，連山沒雲皆種黍。
水秧綿綿複多稌，龍骨長乾挂梁梠。
鲥魚出網蔽洲渚，獲筍肥甘勝牛乳。
百錢可得酒鬥許，雖非社日長聞鼓。
吳兒踏歌女起舞，但道快樂無所苦。
老翁塹水西南流，楊柳中間杙小舟。
乘興欹眠過白下，逢人歡笑得無愁。《臨川文集》卷一。
現在傳世的王安石詩文集，包括李壁箋注的王荊文公詩全都編輯得不夠完善，對于王安石的詩文各本的收集都有問題：既有很多遺漏，也有把别人的作品摻入其中的，對于詩文的編次又全非依照寫作年月排列。上引兩詩雖都難确定其寫作年月，但必是相隔不久寫成的，在李壁的箋注中，于《後元豐行》一首題下，曾注雲：“或謂公欲以此徹神考之聽，冀複相，此謬論也。”我以為李壁把或人之說稱作謬論是完全正确的，這兩首詩皆可看作描寫農家生活的歡樂之詞，其中很可能包含了對他當政時先後所作興農事業的自我安慰，卻絕不會含有希求恢複相位之意。就此二詩，可以看出王安石在退休江甯之後的閑适心情，也可窺見其在江甯時的詩人生涯之一斑，故引錄于此。
為使北宋政權在意識形态方面能做到“同道德之歸，一名法之守”，使“道德一于上而習俗成于下”，王安石在執政期間就由他們父子和變法派的呂惠卿等人重新注釋了《周官》《尚書》《詩經》，即所謂《三經新義》。在其中，他們對“先儒傳注一切廢不用”，而卻有意地把法家、佛教所講說的義理中合于這些書中的思想的部分，極力予以推闡和發揮。與《三經新義》相配合，他自己還着手編撰一部文字訓诂方面的書——《字說》。當他第二次罷相時，編寫《字說》的工作才剛開始，是以回到江甯之後，他在定林寺的昭文齋中所從事的，主要就是繼續編寫這部《字說》。
王安石認為編寫《字說》的意義很重大，他在《熙甯字說序》中說：
字者，始于一二而生生至于無窮，如母之字子，故謂之字。其聲之抑揚開塞、合散出入，其形之衡縱曲直、邪正上下、内外左右，皆有義，皆本于自然，非人私智所能為也。與夫伏羲八卦、文王六十四，異用而同制，相待而成《易》。先王以為不可忽，而患天下後世失其法，故三歲一同。同之者，道德也。……
餘讀許慎《說文》，而于書之意時有所悟，因序錄其說為二十卷，以與門人所推經義附之。
惜乎先王之文缺已久，慎所記不具，又多舛；而以餘之淺陋考之，且有所不合。雖然，庸讵非天之将興斯文也，而以餘贊其始？故其教學必自此始。能知此者，則于道德之意已十九矣。《臨川文集》卷八四。
這些話充分表明，王安石這時候雖是“身在山林”，卻還是“心存魏阙”的。就《字說》的内容及其思想性來看，當時就已被人指稱為“秦學”，因為其中既“美商鞅之能行仁政”，而且還替李斯的所作所為進行了解釋。《宋史》卷三四六《陳次升傳》。這顯然是一部貫串了法家思想内容的書。是以，這時的王安石雖然已經不是直接操持政柄了，卻還是想通過《字說》與《三經新義》的傳布，而達到用法家的思想去影響當時的思想，用法家的治術為北宋政權服務的目的。
然而，畢竟是一個罷了官的人，退休在江甯的王安石，對于過去因從政而結下的恩怨，全都力求以淡泊心情來對待了。例如，對于背叛了他的呂惠卿的各種行徑，有時他雖感到有些氣憤，因而常不免随手寫“福建子”三字以示意，但在元豐初年，呂惠卿“除母喪，過金陵，以啟與安石求和”時，王安石卻寫了一封心平氣和極富理性的回信給他，說道：
與公同心，以至異意，皆緣國事，豈有它哉。同朝紛紛，公獨助我，則我何憾于公？人或言公，吾無與焉，則公何尤于我？“趣時便事”，吾不知其說焉；“考實論情”，公宜昭其如此。開谕重悉，覽之怅然。昔之在我者誠無細故之可疑；則今之在公者尚何舊惡之足念。然公以壯烈，方進為于聖世；而安石苶然衰疾，特待盡于山林。趣舍異路，則相呴以濕，不如相忘之愈也。想趣召在朝夕，惟良食為時自愛。《臨川文集》卷七三。
此回信中雖還有“不如相忘”句，有略示棄絕之意，但全信淳厚切實，不似當政時對待保守派所慣用的那種淩厲雄辯的詞鋒。
對于一向站在反對派立場上并是以而被貶谪到黃州的蘇轼，當他北徙汝州，路過江甯時，王安石竟把他當作知心朋友加以接待了。朱弁的《曲洧舊聞》記其事雲：
東坡自黃徙汝，過金陵，荊公野服乘驢谒于舟次，東坡不冠而迎揖曰：“轼今日敢以野服見大丞相！”
荊公笑曰：“禮豈為我輩設哉！”
東坡曰：“轼亦自知，相公門下用轼不着。”
荊公無語，乃相招遊蔣山。
蔡絛的《西清詩話》也記此事雲：
元豐間，王文公在金陵，東坡自黃北遷，日與公遊，盡論古昔文字，間即俱味禅悅。公歎息語人曰：“不知更幾百年，方有如此人物。”
蘇東坡這次是在元豐七年的七月抵達金陵的，大概停留了許多日子才又離去，因為他有在金陵購置田宅的打算，是在未能辦成之後，才又去儀真的。到儀真後他即寫信給王安石說：
近者經由，屢獲請見，存撫教誨，恩意甚厚。……轼始欲置田金陵，庶幾得陪杖屦，老于鐘山之下，既已不遂，今來儀真又二十餘日，日以求田為事，然成否未可知也。若幸而成，扁舟往來，見公不難也。《蘇轼文集》卷五○。
從這封信中，既可看出，東坡停留在金陵時，王安石招待他的一番盛情；也可看出，東坡對于前輩詩人學者王安石，具有如何真誠的仰慕情懷。
這時候的王安石，不但對于蘇轼隻談論一些與“誦詩、說佛”有關的話題，對于另外一些到半山園或定林寺來訪的人，也大都是談論一些同樣的話題，基本上是不大議論時事的。
但這隻反映出，在王安石的生活和思想當中存在着深刻的沖突，這種談詩說文、說佛味禅的生活，隻是表明了這沖突的一個方面；更确切地說，這隻是他對待政治見解完全不同的人們的一種應酬辦法。像王安石這樣勇于擔當變法重任的人物，他是不可能對于現實政治、國家命運和人類前途漠不關心的。隻有對思想上、政治上真正志同道合的人，他才樂于與之談論這樣的問題。他在寫給他的女婿蔡卞的一首詩（《示元度》）中所說：“今年鐘山南，随分作園圃。……老來厭世語，深卧塞門窦。……獨當邀之子，商略終宇宙。”《臨川文集》卷一。正充分說明了這一點。因而，他不但把編撰《字說》當作一種自覺履行的政治任務看待，而且在他的一首《杖藜》詩中還吐露了真情：
堯、桀是非時入夢，固知餘習未全忘。《臨川文集》卷二七。
王安石在元豐五年（1082）寫了一首題為《六年》的七言絕句，總述他自從退休江甯以來六個年頭内的情懷：
六年湖海老侵尋，千裡歸來一寸心。
西望國門搔短發，九天宮阙五雲深。《臨川文集》卷三○。
這也表明，他時刻深切關懷朝廷上的政治局勢。
元豐七年（1084）的春季，王安石害了一場重病，有一次神志昏迷達兩日之久。宋神宗且曾派了禦醫前來診視，經多方治療，才得痊愈。病愈之後，對于幾年以來所經營的半山園和附近的幾百畝田産，全覺得是一些累贅，就向宋神宗陳報，把半山園改作僧寺，并由宋神宗命名為“報甯禅寺”，把在上元縣境所購置的荒田熟田一律割歸鐘山的太平興國寺所有。這件事，隻能是他在病後意志消沉、奮鬥精神暫時衰退的一種表現。這年秋天，王安石的一家就又在江甯城内的秦淮河畔租了一個小小的獨院居住，不再自造宅第。然金陵夏季極熱，有時至秋不解，小院窄隘，無地乘涼，乃折松枝架欄禦暑，因作《秋熱》一詩《王荊文公詩箋注》卷五。以記其事。詩之前半部分如下：
火騰為虐不可摧，屋窄無所逃吾骸。
織蘆編竹繼欄宇，架以松栎之條。
豈惟賓至得清坐，因有餘地蘇陪台。
愆陽陵秋更暴橫，焮我欲作昆明灰。
金流玉熠何足怪，鳥焚魚爛為可哀。
李壁于詩題下注雲：“元豐末，公以前宰相奉祠，居處之陋乃至此，今之崇飾第宅者，視此得無愧乎！”然而，不這樣，便不成其為王安石了。
元豐八年（1085）的三月，宋神宗去世。王安石寫詩哀悼，同時也十分擔心政局的變化。他隻好把更多的時間用在翻閱書冊上去，并經常寫些評論曆史人物和事件的詩歌，借以排遣自己的憂思。李壁在《王荊文公詩箋注》的《新花》詩注中載：
田晝承君雲：“頃為金陵酒官，有荊公處老兵時來沽酒，必問公動止，兵雲：‘相公每日隻在書院中讀書，時時以手撫床而歎，人莫測其意也’。”
到他聽到司馬光拜相的消息之後，他的擔心更變成了憂懼。當有人告訴他說，“近有指揮，不得看《字說》”時，他更受到很大刺激。從此，他陷入極大的憤懑苦痛當中，書冊也不能起排遣作用了。他不但時時以手撫床，高聲歎息，有時更繞床終夜，不能成眠。親朋見其如此，便盡可能不使他聽到司馬光廢罷新法的一些舉措，但也無法長久隐瞞得住。當他聞悉廢罷市易、方田均稅和保甲諸法時，還能強作鎮定，及知免役法也要廢罷，并且要照變法以前的舊樣複行差役法時，王安石再也禁持不住，愕然失聲地說道，“亦罷至此乎？”停了一會兒又說道，“此法終不可罷！安石與先帝議之二年乃行，無不曲盡。”朱熹《三朝名臣言行錄》卷六之二《丞相荊國王文公言行錄》。
免役法的廢罷和差役法的複行，是元祐元年（1086）春季的事，其時王安石已在病中。繼此之後，從開封傳來的種種消息，都使他更加憂心如焚，無法排遣，其病情便也日益加重。到這年的四月初六，這位六十六歲的老人，便結束了他戰鬥的一生，與世長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