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楊民康 來源哈爾濱音樂學院 學術期刊
摘要：三十年來，作者與東北少數民族暨跨界族群音樂學界的不斷交往，通過小溪彙河海，潤雨細無聲的路徑，融鑄了自己由南而北，由内向外，從中國至周邊走向全球的整體藝術觀和世界文化觀。且經由遠眺到環視，再到實際操演的過程，完成了自己涉足東北少數民族暨跨界族群音樂研究與教學的經曆和體驗。文章結合曆次參加中韓、中日音樂學術研讨會，中國與周邊跨界族群音樂學術研讨會和指導研究東北、東北亞音樂博士、碩士論文的經曆和體驗，讨論了相關的研究現狀、目前存在的問題和對未來趨向的展望。
關鍵詞：東北少數民族;跨界族群;研究現狀;存在問題;未來趨向
中圖分類号：J609.4
文獻辨別碼：A
文章編号：1002-767X（2022）01-0044-08
作 者 簡 介
楊民康，哲學博士，雲南藝術學院/中國音樂學院特聘教授、中央音樂學院研究員、博士生導師。
哈爾濱音樂學院學術期刊《北方音樂》于2022年度改版創刊，這是東北和東北亞地區即将問世的又一本重要音樂學術刊物，也是音樂期刊界近年來的一個學術盛舉!可喜可賀!2021年5月末，我榮幸地接到刊物創刊号的約稿信，田可文副主編囑我：“請談談你的跨界研究問題，可以涉及東北亞的跨界(音樂研究)”。鑒于筆者自入職以來，與東北少數民族音樂研究一直不間斷地有過交集，同時我們近年來所從事的中國少數民族暨跨界族群音樂研究也會牽涉到這個領域範圍，故此筆者接下了這個任務，本文即圍繞上述問題展開讨論。
撰寫本文時，掐指一算，距我20世紀90年代初在東北出版第一本學術專著《中國民歌與鄉土社會》[1]，恰好有三十年了。回眸我在此時期内與東北少數民族暨跨界族群音樂學界的不斷交往，通過小溪彙河海，潤雨細無聲的路徑，融鑄了自己由南而北，由内向外，從中國至周邊走向全球的整體藝術觀和世界文化觀。且經由遠眺到環視，再到實際操演的過程，完成了自己涉足東北少數民族暨跨界族群音樂研究與教學的經曆和體驗。這時，适逢我們正與《民族藝術研究》學刊相約，由我方集體編撰“田聯韬先生與中國少數民族音樂研究”學術專題。是以，這三十年“涉北”音樂研究經曆，或許也可以搭上這趟正在馳駛的列車，将之納入這個微觀學術史專題範疇予以讨論。
一、遠眺北境——從處女作《中國民歌與鄉土社會》在吉林出版說起
我作為雲南籍學者，多年來主要從事南方少數民族音樂暨跨界族群音樂文化研究，與北方少數民族的接觸，主要是維系于中國少數民族暨跨界族群音樂研究的學科方法論建構與相關的研究所學生教學。而從時間上看，20世紀90年代的兩次學術際遇，則讓我開始與東北少數民族暨東北亞跨界族群音樂結下了不解情緣。
我們的第一次學術際遇發生在1991年，我剛從中央音樂學院研究所學生畢業，留校工作不久。這時的中國人文社科出版界，挾改革開放初期思想解放運動的餘溫，頻頻亮招，四面出擊，積極地向國内中青年學者征求富含文化底蘊的學術選題。這時，正在藝術研究院讀博的好友、《中華藝術文庫》主編之一楊曉魯找到了我，告知吉林教育出版社正在籌劃的這個項目，意在通過将不同的中國傳統藝術門類(或體裁)與相應的社會側面(或現象)結合起來，為當時心靈糙動，渴求新知的青年學生打造一套融社科知識和學術理論為一體的多卷本藝術文化叢書。當時剛結束田野考察和學位論文寫作，初涉學術殿堂和文化講壇的我，不禁為之怦然心動，于是便根據自己此前通過閱讀費孝通先生《鄉土中國》一書，初步思考了中國傳統音樂與文化語境之間關系的經曆，草拟了《中國民歌與鄉土社會》這個選題，并且得到了主編和出版社編輯劉叢星先生的首肯。此書出版後，得到業内外讀者的諸多鼓勵，1994年獲得北京市第三屆哲學社會科學優秀成果一等獎。這可以說是我入行以來最為珍視的學術榮譽之一。不僅因為它是我平生第一次獲獎，更是由于評審專家來自首都北京的人文社科不同專業，少有如今日益常見、讓人窒息的文人相輕和業内歧視，并且在當時這幾乎是國内人文社科學界的唯一人文社科獎項。事隔多年後，還有不少民俗學、民間文學的朋友見到我，就會提到此書。著名學者、上海音樂學院出版社社長洛秦教授也在初版十七年後，還記得這本小書，并慷慨地予以重版。是以我想補說一句感言：謝謝東北!謝謝吉林教育出版社!是你們當年的睿智和大度，寬容與接納，讓我提振信念，沉入學海遨遊半生并沉浮至今!
第二個際遇是1992年8月，我應邀前往遼甯撫順參加中國少數民族音樂學會第五屆學術研讨會，宣讀論文《布朗族音樂史》，會後由會議安排赴新賓考察滿族音樂文化，一下車就看到滿街的東北大秧歌表演迎賓隊伍。在新賓考察期間又對滿族薩滿音樂和滿族秧歌留下了很深的印象。此前于1990年，我曾經參加了在内蒙古呼和浩特舉行的中國少數民族音樂學會第四屆學術研讨會，該年又來到撫順市參加是次年會，次年(1992年12月)，我又随同乃師田聯韬教授參加了西藏山南地區的中國西藏第二屆雅砻文化節，再加上這一時期比較頻繁的雲南少數民族地區田野考察活動，一系列由南至北的音樂文化考察經曆，讓我又有了新的學術沖動，催生了自己的第二部傳統音樂學術著作《中國民間歌舞音樂》[2]。在這部新書裡，我較之于第一部書，能夠更有底氣地去讨論中國民間歌舞音樂的“整體性(跨區域性)——區域性”風格格局(緒論至第四章);能夠更好地把握北方漢族秧歌的“共性”舞(樂)種與“衍生”舞(樂)種的關系(第四章);能夠更加準确地解釋北方多民族歌舞樂系中薩滿歌舞的風格特點(第九章);還能夠提供相對完整的北方民族歌舞音樂表演的圖檔(修訂版)和譜例。這些，都與曆年來旁涉北方民族音樂文化考察的經曆分不開。
二、環視諸亞——中日、中韓佛教音樂學術研讨會拓寬了我的眼界
到了世紀之交，尤其是新世紀前十年，我們開始涉入中國與周邊跨界族群音樂比較研究課題。這一時期，中央音樂學院中國傳統音樂(含少數民族音樂)學科方向及我本人與東北及東北亞音樂研究的關系逐漸密切。在兩校之間許多相關的學術交往中，尤其可以稱道的有兩件事情：一個是2003年開始，由中央音樂學院佛教音樂研究中心與南韓音樂學界共同發起，長年保持每一兩年一屆，輪流互訪的“中韓(韓中)佛教音樂學術研讨會，從2008年第四屆開始改名為“東北亞佛教音樂學術研讨會”(第五屆在台灣高雄佛光山寺召開)，2012年第七屆開始又改為“亞太地區佛教音樂國際研讨會”，至今已曆九屆學術會議。另一個是近十餘年來逐漸開展起來，包括東北與東北亞在内的跨界族群音樂比較研究項目，如今也産生了許多國際國内學術交流與學術會議。
若從地緣關系上看，中國東北與南韓、日本同屬東北亞和東亞，筆者相繼參加過的中日音樂比較國際研讨會和中韓(韓中)佛教音樂比較國際研讨會兩個學術會議系列，均與東北少數民族暨跨界族群音樂發生了不同程度的聯系。但是，若從兩類會議發起的時間看，前者的産生在先，主要為中國的福建、上海等地學者發起;後者稍後産生，主要由北京與南韓學者發起。盡管南韓和日本都屬于東北亞，但在研究對象和讨論的問題上各有專屬，參會人員也不盡相同。所幸的是，筆者作為北京學者，不僅同時參與了兩個系列，此外還參加了由台灣學者發起的，有日、韓、中國大陸與台灣學者參與的“佛教東傳2000年國際學術研讨會”，這個會議的參會論文也同樣涉及了東北亞地區中國、南韓、北韓跨界族群佛教音樂的課題研究問題。參加了上述學術會議并與中外學者展開較頻繁的學術交流之後，對于本人所涉及的南方和北方少數民族音樂、佛教音樂研究及樹立中外佛教音樂乃至跨界族群音樂的整體全局觀皆有很大的幫助。
(一)通過台北、日本的兩次國際學術會議與東北亞音樂結下淵源
在讨論中韓(或東北亞)佛教音樂比較研究之前，有必要先提及此前參加的另外兩個重要的國際性學術會議。1999年，我進入香港中文大學攻讀博士學位，此前已經針對雲南傣族、布朗族的南傳佛教音樂進行了相對深入的田野考察。2002年完成的學位論文，即以西雙版納南傳佛教節慶儀式音樂為研究對象[3]。2000年10月，我在田青老師引薦下，應邀參加了台灣佛光山文教基金會和台北南華大學召開的“佛教東傳2000年國際學術研讨會”，在會上宣讀論文《論雲南少數民族南傳佛教的樂器、器樂音樂及其與原始佛教音樂的淵源關系》[4]，同時還第一次聆聽了日本和南韓學者發表的有關佛教音樂與東亞、東南亞文化之間關系的論述。次年(2001年)12月，我又應邀參加了日本沖繩召開的第4屆中日音樂比較研究國際研讨會，宣讀了參會論文《論佛教傳播史晚期的音樂本土化：傣族和日本佛教音樂的比較》[5]。文中，我結合應用了當時在香港中文大學攻讀博士學位期間所搜集的中外研究資料和前一年在台灣佛教會議上南韓和日本學者發表的觀點和看法，讨論了早期中國與日本、南韓之間的佛教音樂文化交流及其與南傳佛教(音樂)文化發展曆史的同異關系。在後一類資料來源中，日本學者中西和夫《日本淨土教儀禮的音樂特性》[6]一文裡介紹了公元9世紀初日僧空海與最澄到唐朝留學，所帶回的唐朝新興佛教佛法和儀軌，奠定了日本佛教文化“正統”的思想基礎。其中所含有的儀式音樂内容，成為日本現存的各派聲明之源流。最澄在比叡山開創天台宗，其儀式音樂、聲明由圓仁法師集大成，在比叡山與京都大原的佛教傳統中延傳下來。在圓仁所著《入唐求法巡禮行記》(下稱《入唐記》)[7]中，以外來求法者的眼光，目睹并詳錄了當時中國佛教所用的大約八個佛教法會儀式的儀軌，其中包括揚州開元寺的天台大師忌日儀式、敬宗國忌日儀式、四十二賢聖供奉儀式，赤山法華院的新羅講經儀式、一日講式與誦經儀式，五台山竹林寺的設齋禮式及七十二賢聖供奉儀式等。由于古代的北韓是中國佛教傳入日本的中轉站，是以日本佛教界也一向頗注意北韓佛教文化的發展動态。在《入唐記》裡，圓仁提及當時位于山東的赤山法華院裡，約有客居唐朝的新羅僧侶40餘人。其所有講經禮忏儀式，除黃昏、清晨二時禮忏外，皆依新羅風俗，主要按新羅語音進行。在誦經方式上，已有領誦加齊誦、一領衆和與對誦等類。在經腔裡用的語音和旋律上，凡一人領唱，屬偈頌性質的梵呗皆使用中國旋律(唐聲)，如“稱歎佛名”等衆人齊唱(大衆同音)的梵呗，就采用新羅風格的旋律來唱。據此，2000年台灣佛教學術研讨會上，有南韓學者比較當時中國佛教音樂的情況認為，“例如在中國，雖然一邊有印度風的梵呗，一邊新作了中國式的魚山梵呗;在南韓，受用于中國式的梵呗，一邊新作了南韓式的梵呗”。[8]根據對上述史料和學者論點的比較分析，我在論文中繼而論述道：“在與本土信仰的互相關系上，中、日、韓等國的北傳佛教均與南傳佛教之間存在一個明顯的不同點，即前者在大大小小的反複和波折中，始終沒有能夠像後者那樣，于一個較長的時間内在本國舞台上占據過統治地位。以中國的情況為例，一方面在‘大傳統’的層次範圍，佛教隻能既同道教等本土宗教分庭抗禮，又同後者及儒家文化發生一定的互滲互融;另一方面在‘大、小傳統’的(文化的或社會的)兩個層次之間，佛教又同各種帶有佛教信仰因素的民間宗教類型分層而立，進而形成大傳統(釋道儒)和小傳統(民間信仰)之間‘多元分層，并立相疊’的發展格局。至于南傳佛教，從一般層面上看，在其‘本土’(民族性、地域性的)宗教信仰文化範疇存在一種相對局部性的‘小傳統’，而在南傳佛教的自身傳域(跨民族、地域、國界的)範疇則覆寫着另一種相對整體性的‘大傳統’。而從具體的儀式形态來看，不僅屬整體性的‘大傳統’同本土的或局部的‘小傳統’結合得異常緊密，而且二者還呈相疊互融，主次分明的狀态。”[9]通過上述學習與讨論過程，我初步涉及并介入了與東北亞佛教音樂相關的研究内容。
(二)中韓佛教音樂學術研讨會建立起我的整體格局觀和“宏觀+微觀”學術思維
帶着世紀之交撰寫博士論文和在不同學術研讨會上與中外佛教音樂學者交流的新鮮感受，我從2003年開始，連續參加了一至四屆中韓(韓中)佛教音樂學術研讨會，又于2016年5月參加了中央音樂學院召開的“第九屆亞太地區佛教音樂學術研讨會”，一共發表了5篇學術論文：《雲南滄源縣上班老寨佤族南傳佛教節慶儀式音樂調查報告》(2003，北京)[10]、《論南傳佛教傣語經腔的地域—民族性音樂風格及文化特征》(2004，南韓，第二屆學術會議)、《佛、道音樂文化的跨民族傳播一瞥——海南道公祭祀音樂中的“目連救母”因素探析》(2005，廈門)[11]、《唐代〈骠國樂〉中的十二首佛曲及舞蹈内容解析》(2006，南韓)[12]、《緬甸南傳佛教升小和尚儀式中的傳統樂隊展演研究》[13]。正是在該類會議的“跨界宗教音樂文化研究”主旨引領下，我身攜這些涉及不同民族、地區、年代，并含有“由内向外”，由中國少數民族漸及跨界族群意圖的佛教音樂學術論文，代表中國南傳佛教音樂研究學界參與了中國與周邊三大佛教流派音樂文化的學術大讨論。它給我們中國從事少數民族音樂研究的中青年民族音樂學學者帶來的較直接影響，一是通過上述中國與韓、日等國三大佛教流派音樂文化的并置研究和比較研究，讓我們建立起了以“中華民族多元一體格局”為基礎的音樂文化與身份認同觀念，以及對中國與周邊國家和地區音樂文化比較研究課題予以整體把握和宏觀比較的研究思維;二是通過跨國會議和相關田野考察過程，實實在在地接觸了南韓、日本等國家的音樂和文化，讓我們日後在相關研究和教學工作中有了底氣，為此後進一步開展南方和北方跨界族群音樂研究提供了非常有益的經驗。
以我本人的情況為例，在自己所從事20多年跨界族群音樂比較學術研究的過程中，對于雲南與周邊跨界族群南傳佛教儀式音樂展開的課題耗時較多，花費的精力較大，在此類課題方向中占了較大的比重。雖然這是一項非常重要的個體化、局部性的個案研究課題，但從其研究的學術觀念和方法論的形成過程上看，卻是在一直與之交替、循環展開的中韓、中日佛教音樂比較等研究課題互相影響的國際化學術氛圍裡，受到後者的熏染、培育而逐漸成長起來的。尤其其中相繼更名為“中韓”(韓中)、“東北亞”和“亞太”的系列性佛教音樂學術研讨會，在中方的袁靜芳(領銜漢傳佛教音樂研究)、田聯韬(領銜少數民族的藏傳、蒙傳、南傳佛教音樂研究)，韓方的權五聖、李輔亨等前輩學者的引領及許多中韓音樂學者的參與下，已經從一開始相對單純的中韓(韓中)音樂比較研究逐漸拓展、升格為一項宏大的中國與周邊“漢傳、藏傳、南傳”三大佛教音樂體系的綜合性考察和比較研究課題了。就我本人來說，通過對這項研究課題的全程參與，産生并形成了自己以雲南與周邊南傳佛教音樂文化圈及“原生、次生、再生”文化層為主的學術思維和研究方法;繼而又樹立起了包括中國與周邊佛教(音樂)文化圈，亞洲各部中、梵兩個文字與信仰文化圈互相交織以及中國少數民族音樂“多元一體分層格局”在内的整體格局觀和“宏觀+微觀”學術研究思維。
再結合曆屆中韓(韓中)佛教音樂研讨會的論文發表情況看其與東北、東北亞音樂的關系，可以看到尚存在一些有待進一步加強和拓展的現實性問題：其一，多數論文涉及并讨論了中韓佛教音樂的各自特點，也有一些論文對兩國佛教音樂進行了橫向比較，但對于中國一側還僅限于涉及了古代曆史上佛教及佛教音樂由山東及東南沿海經海路傳入南韓的情況[14];其二，除了在學術會議上宣讀的個别論文，如楊久盛教授在第七屆亞太地區學術研讨會發表的《千山佛教經韻——兼談北方經韻與民間音樂的關系》及在南韓舉行的“第八屆亞太地區佛教音樂研讨會”上，有遼甯千山龍泉寺寺廟樂團和随團學者參加之外，其他曆次會議很少有東北地區的佛教音樂學者參與，且在參會論文中很少涉及當代東北地區的佛教音樂;其三，到了後來，南韓學者将比較研究的觸角伸向了當下和南韓佛教音樂與東北相鄰的其他省份，如同屬東亞，但位于東北亞地區之外的蒙古族佛教音樂和鄰近南亞地區的藏族佛教音樂[15]，但是在中韓兩國學者中，仍然鮮有對東北與南韓、北韓的佛教音樂和其他當代音樂展開跨地域性比較研究。由此而論，這一時期的中韓、中日音樂比較研究項目還較少涉及東北地區與東北亞的跨界族群音樂文化比較課題。這至少說明了盡管兩者的地緣相近，其佛教音樂在早期曆史上存在同源共生的文化關系，但卻在後世有着不同的傳承淵源和傳播路徑，以緻其當下性比較研究課題在當時未能受到學界重視這個基本事實。
三、走向近觀——親身參與東北與東北亞跨界族群音樂研究與教學工作
近20年來，通過更多的國際、國内學術交流和學者自身的學術努力，中國北方、南方與周邊跨界族群音樂研究有了很大的發展，研究課題和成果不斷增加。對我們自己來說，通過曆屆中韓、中日音樂國際研讨會上中外學者發表的相關論文，我們一定程度了解了同屬東北亞的中國東北與南韓佛教音樂文化的研究狀況，并且經由對東北及南韓佛教文化的多次實地田野考察，為此後近身參與并指導碩博研究所學生開展東北與東北亞跨界族群音樂研究積累了必要的經驗。
(一)參與東北與東北亞跨界族群音樂研究與教學工作的必然性和可行性
作為一名中國民族音樂學學者，我的主要研究領域是在南方少數民族與東南亞跨界族群音樂;但是，作為中央音樂學院的一名教師，我的教學工作及指導碩士、博士研究所學生進行學位論文課題研究的範圍必然會擴充到北方民族與周邊東北亞、中亞地區的跨界族群音樂文化。如前所述，在長達十餘年裡參加曆次以中韓(韓中)、中日佛教音樂比較研究為主旨的國際學術交流活動和自己主持開辦多次中國跨界族群音樂學術研讨會的過程中，我通過“遠眺”和“環視”，逐漸樹立了自己包括南北少數民族暨跨界族群音樂的連通以及(音樂)文化圈、文化層互相交織、嵌合在内的整體學術格局，鑄就了自己對中國傳統音樂的“多元一體分層”文化與身份認同觀念。近十餘年來又通過與北方學界同仁的學習交流活動，讓我達到了“近觀”北方少數民族與東北亞跨界族群音樂的現實性目的。在對其研究現狀進行綜觀和評估之後，又逐漸将其應用于自己近十餘年來面對南北不同少數民族地區研究所學生的教學研究工作。就我而言，較早期的北方院校學術交流活動，是在2004年10月，自己曾應沈陽音樂學院研究所學生部及楊久盛教授和林林老師的邀請，到該校進行了為期三天的講學和學術交流活動。在此期間，我與該院師生們愉快地分享這幾年參加中日、中韓佛教音樂學術研讨會的經曆和體驗。此後至今，筆者先後十餘次赴沈陽音樂學院、哈爾濱師範大學、黑龍江大學、哈爾濱音樂學院、牡丹江師範學院、吉林藝術學院及内蒙古自治區多個音樂藝術院校參加民族音樂學學術會議，參加博士、碩士研究所學生答辯和進行其他學術交流活動，與北方地區的同行和師生們就少數民族音樂和跨界族群音樂問題展開了積極的互動和讨論。
(二)東北與東北亞跨界族群音樂比較課題的學術路向分析
要想開展東北與東北亞少數民族暨跨界族群音樂的研究，離不開對中國以民族學和民族音樂學為代表的人文社科整體學術思維和觀念格局的整體把握。若就此梳理一下相關的學術動态和發展趨向，可知早在20世紀80年代，費孝通先生即在其“繼往開來”的宏觀思考中提出了“曆史形成的民族地區”這一學術概念，其中包含兩種基本類型：一是“闆塊”類型，如“北方草原”“東北高山森林區”“青藏高原”“雲貴高原”等;另一種則是“走廊”類型，如“藏彜走廊”“南嶺走廊”“西北走廊”[16]。若比較兩者的作用，可見前者作為“民族(音樂)文化闆塊”雖然已經形成了區域文化研究的規模和景況。而後者作為“曆史音樂文化走廊”的一個重要的功能作用，就是用來連接配接不同的區域性民族文化闆塊，使之連接配接成一個完整的、兼及漢族與少數民族文化“交往交流交融”關系的“中華民族多元一體格局”。差不多與此同一時期，西方人類學和音樂人類學學者也在民族志定點個案研究基礎上，提出了多點(音樂)民族志，合作民族志以及“主文化、亞文化、交叉文化”的社會文化縱向結構等新的研究觀念和設想。[17]如前文所論及的，在我們的中國傳統音樂研究方法論中，目前存在着某種(音樂)文化圈、文化層互相交織、嵌合的整體概念。其中的文化層裡帶有“原生、次生、再生”結構特征。在研究和實踐過程中，我們又與其他學科學者以及政府、研究對象之間建立起了一種良好的合作“共謀”關系，樹立起了“傳承、建構和創新”以及“‘非遺’音樂、節慶儀式音樂和創作音樂”等新的“主、亞文化層”學術構架。由此看，在近年來的中國少數民族暨跨界族群音樂研究中，也就此形成了一種帶有“聯橫合縱”及邁向“多元分層一體格局”意味的跨世紀轉型現象。
(三)中國與周邊跨界族群音樂文化學術研讨會上的東北、東北亞音樂研究課題
2011年9月16-18日，筆者借在北京中央音樂學院主持舉辦了“中國少數民族音樂研究論壇——中國跨界族群音樂文化”的機會，與包括東北學者内的各地專家共聚一堂，并做了大會主題發言《跨界族群與跨界音樂文化——中國語境下跨界族群音樂研究的意義和範疇》。2011年9月24-26日，筆者又馬不停蹄地前往哈爾濱師範大學音樂學院，參加了該院主辦的“交流·合作·發展——東北亞區域跨境民族音樂文化交流學術研讨會”，宣讀了論文《雲南與緬甸跨界族群音樂文化傳播與交融二題》。2019年12月26-28日，筆者又于8年之後應邀參加了牡丹江師範學院召開的“東北亞跨界族群音樂學術研讨會”。
東北亞區域跨界族群音樂文化交流國際研讨會合影（2019年12月27日）
2011年的“中國少數民族音樂研究論壇——中國跨界族群音樂文化”按參會論文的研究對象，将所有議題劃分為中國西南與東南亞地區，中國藏、維、漢諸族與南亞、中亞、東亞地區和中國東北、内蒙古與東北亞地區等幾個基本的學術闆塊，其中的後一個闆塊裡，包含了涉及東北跨界族群音樂的如下幾篇學術論文：劉桂騰的《黑龍江/阿穆爾河流域的通古斯薩滿鼓——以“流域”為視角的跨界族群薩滿音樂研究》、張翼善的《北韓民族長短的特性研究》、甯穎的《跨界族群語境中的“盤索裡”表演——中國延邊與南韓傳統說唱音樂表演的曆時性比較研究》和李然的《解讀中俄跨界民族(赫哲-那乃)薩滿教儀式音聲的現代變遷》。另外，該會還專門設立了“研究現狀綜述與分析”闆塊，其中包含了李然的《中俄跨界民族(赫哲—那乃)音樂研究情況綜述》和甯穎的《北韓民族傳統音樂之“跨界”研究述略》兩篇與東北亞跨界族群音樂相關的力作。僅從這些論文的内容加以分析，可以捕捉到由此至今近十年來的幾個發展趨向：其一，劉桂騰的文章采用了以“流域”連通闆塊的視角，張翼善和甯穎的兩篇論文以中韓音樂為對象，均帶有東北亞跨界族群音樂橫向比較研究的思路;其二，從幾篇文章所涉及的研究對象如薩滿教、薩滿鼓、北韓族長短、“盤索裡”表演以及東北亞佛教音樂看，已然包含了“原生、次生、再生”諸縱向的社會音樂文化演生層面。換言之，我們所期待的一種帶有“聯橫合縱”及邁向“多元分層一體格局”意味的跨世紀轉型現象，在該次會議中東北亞音樂研究闆塊的議題裡已經得到了明确的展現。而在該次會議的跨界蒙古族音樂比較課題和黑龍江省的另外幾次跨界族群音樂學術研讨會上，這類學術選題和研究方向也都已經包含在内。
四、中央音樂學院少數民族音樂研究方向研究所學生的相關研究課題
通過新世紀以來自己參加和參與舉辦的一系列相關學術會議，我們先後涉及了東北和東北亞跨界族群音樂中各種不同的課題研究方向，其中尤其令人注目的是在以滿族和其他東北少數民族民俗音樂及薩滿音樂、樂器為主要對象的傳統研究領域裡，已經發展出了以薩滿樂器和中俄傳統音樂為主要對象的跨界(境)比較研究學術議題。然而從另一方面看，以往學界有關本地少數民族音樂的研究課題裡，一直比較重視以族性與音樂特征分析為主要對象的個案研究和跨省區的相關比較研究。在包括了“原生、次生、再生”諸社會音樂文化演生層面的整體音樂文化系統中，這類研究主要涉及相對“原生”的層面。相比而言，以往學界對于傳統儀式音樂(如佛教、道教、基督教儀式音樂)、旅遊音樂和節慶儀式音樂等帶有“次生、再生”文化特征的另外兩個層面涉及較少。而從跨界族群音樂比較研究方面來看，近年來的學術成果也主要是集中于傳統薩滿樂器的跨界傳播以及兩地原生音樂文化風格特征的異地比較分析;對于因不同民族音樂之間的文化涵化與交融以及因不同國别政治、宗教、社會條件影響下形成的，在“次生、再生文化層”發生的音樂文化變異、變遷及族群、文化認同等問題的關注還不多見。對此，我們在指導研究所學生進行與北方少數民族及東北亞跨界族群音樂相關的研究課題時，有意識地加強了這方面的問題意識和研究力度。
二十年來，我曾經在中央音樂學院指導的涉及東北、内蒙古等北方民族音樂課題内容的學位論文計有博士論文6篇，碩士論文1篇和博士後出站報告1篇。以其中涉及東北地區少數民族暨跨界族群音樂的兩篇博士論文為例，一篇是甯穎的《中韓跨界語境中延邊北韓族“盤索裡”溯源與變遷研究》(2014)，可将其内容和主旨歸為如下三個方面：第一，作者将堅持數年之久的，以延邊北韓族盤索裡為對象的考察研究與中韓盤索裡的跨界族群音樂比較研究結合起來，展現了由定點個案到多點(線索)、比較的音樂民族志方法發展軌迹。第二，該文通過對中、韓“盤索裡”由古至今的共同曆史記憶進行了全方位溯源，追述了其産生、發展、繁榮、衰落至複興的一般軌迹，将曆史民族音樂學引入中韓跨界族群比較研究課題，隐現了共時性到曆時性研究的另一條發展軌迹。第三，在立足于民族音樂學“研究文化中的音樂”研究觀念，深入地讨論、釋讀盤索裡表演過程中族群與個人身份認同建構要素的同時，還通過對南韓盤索裡音樂的認真學習，弄懂、說清了該類音樂的形态機制特點，為以上針對對象主體及主位意識的文化釋讀奠定了同對象客體相關且作為客位描寫對象的藝術與物質基礎。從甯穎文章可以看到，其中包含了以中韓北韓民族的原生音樂文化(原生層)，東亞漢字與佛教文化圈音樂文化(次生層)和傳統音樂文化的當代傳播與變遷(再生層)三個基本的文化演生層次，集中展現了作者關于此方面研究課題所擁有的較突出的問題意識和研究能力。
另一篇是張林的《建構的傳統——新賓“滿族傳統儀式音樂”與文化認同》(2017)，亦可列舉其中的三個基本特點：第一，張林文擁有站立在新穎、前沿的學科方位，緊密結合音樂現實與實踐的學術視角。作者寫作伊始便面臨的一個挑戰，即怎樣處理和對待滿族音樂，尤其是薩滿音樂文化的“本真性”與“象征性”的關系，以及是否在自己的研究中代入由現代性到後現代性的不同研究觀念等問題。為此，他選擇了“加入後現代主義的視角，借用文化人類學、符号學、曆史民族音樂學以及儀式音樂民族志相關理論和方法，從文化認同的角度對相關對象進行分析，對滿族音樂這一領域的研究缺失一定程度上進行彌補。”他在文中使用了“文化建構”“重建立構”和“文化認同”這樣的關鍵詞，帶動了全文的學術主旨和研究思路，由此一定程度走出了以往較習慣于僅在“非遺”“傳承”和“發展”“創新”等概念維系之下展開讨論的學術研究舊舀。第二，作為音樂民族志個案研究課題，張文通過由微觀、中觀到宏觀，由局部到整體的多層次把握，完成并展現了由音樂民族志田野實踐到音樂人類學理論的探索和升華過程。張文立足于微觀個案研究，通過對現存的新賓滿族傳統儀式有民間喪葬儀式、薩滿儀式、正月扭秧歌放路燈“攆鬼”習俗、滿族傳統婚禮習俗、清皇故裡祭祖大典以及清永陵祭祀大典等對象内容所做的田野考察，做到了對微觀研究對象的“窮盡”。同時，張文還意圖超越新賓這一地域性文化範圍，從同樣具有“建構”意味的“滿族文化研究”這一區域性、“民族性”中觀文化層面，“對當今滿族與滿族音樂的内涵進行分析，指出其具有鮮明的建構特點”。作者“利用文化層的研究方法對新賓滿族音樂進行劃分并分析，從中找出音樂與認同接通的途徑”，設立了有關音樂民族志文本建構，結構與音樂風格分析，音樂認同、認同差序分析和解釋“英雄聖祖曆史心性”等具體、有序的分析步驟。此外，張文仍然結合“滿族音樂”這個充滿了建構或重構意味的、特定的研究對象，從宏觀的音樂文化學和符号學角度，讨論了“符号的兩種不同層次的意義”：“作為增大涵義系統的新賓滿族音樂文化體系”和“作為增大元語言系統的新賓滿族音樂文化體系”，同時對“音樂如何展現認同”“傳統or僞傳統?”“‘建構的傳統’的曆史視角”“文化建構現象”等進行了深入的思考和讨論。其三，張林所做的工作，對于我們目前所做的儀式音樂表演民族志方法論研究，具有開拓性的意義和價值，對于後來的幾篇采用相似研究方法的博士論文提供了有益的借鑒經驗。其中，張林在《中央音樂學院學報》刊登的“音樂與認同”專欄(2017年第2期)和《中國音樂》(中國音樂學院學報)刊登的“建構與認同”專欄(2020年第1、2期)兩個專題中發表的兩篇論文，對于該類學科方法論建設有着直接的貢獻。
說起這些學生們的學位論文，不由得再次勾連起自己對30年來在這一領域所經受的種種學術磨煉懷有的一點感恩之心!從指導這些論文寫作的結果看，我在那些頗為艱難的思考與探索、糾纏與磨合過程中所積累的研究經驗起到了重要的作用。比如，通過各種學術交流活動鑄就的、位于宏觀與中觀層面的文化整體觀和方法論思維，讓我在把握甯穎的跨界族群音樂研究和張林的滿漢文化比較融合研究等選題時有了底氣;而我在東北和南韓的多次田野考察經曆，從最早對新賓滿族歌舞音樂的那次考察到後來對南韓傳統儀式活動的多次參與，則在我與張林和甯穎切磋研究政策和論文布局時派上了用場。同樣的例子，還有在指導李博丹的碩士論文《中國北韓族基督教儀式音樂的地域性比較研究——以哈爾濱、鶴崗、桦椿村三地主日儀式的比較為例》(2009)時，便融入了自己長年考察雲南少數民族和南韓基督教音樂的體驗。而我與紅梅、苗金海等博士研究所學生一起考察内蒙古、新疆等少數民族地區音樂文化的多次經曆，也在指導相關博士論文，如紅梅的《當代蒙古族敖包祭祀音樂研究——以呼倫貝爾蒙古族敖包祭祀儀式為例》(2011)、魏琳琳的《“走西口”語境下的民間音樂城市化——以内蒙古二人台的形成、發展和傳播為例》(2013)、李紅梅的《成吉思汗祭祀儀式音樂考察與研究》(2014)、苗金海的《敖包祭祀場域下鄂溫克族音樂文化的建構與認同》(2019)以及哈斯巴特爾的博士後出站報告《衛拉特蒙古族呼麥、冒頓·潮爾及其音樂研究》(2018)的過程中起到了一定的幫助作用。此外，這些年來還參加了東北和内蒙古許多音樂藝術院校的博士、碩士論文的評審、答辯工作，也同樣倚助于上述那些田野考察和研究經曆。這些後述的研究和教學工作與本文所讨論的東北少數民族暨跨界族群音樂研究的目标相近，意義相符，但限于本文篇幅，拟留待将來再找機會予以繼續讨論。
基金項目：國家社科基金藝術學課題一般項目《南方跨界族群音樂民族志的理論建設和選點、比較研究》(項目号：20BD068)階段性成果。
(責任編輯：李然)
原文刊載于《北方音樂》2022年第1期（改版首刊号），引用請據原文。
注 釋：
[1]楊民康：《中國民歌與鄉土社會》，長春：吉林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1994年獲北京市第三屆哲學社會科學優秀成果獎一等獎，2008年由上海音樂學院出版社再版。
[2]楊民康：《中國民間歌舞音樂》，北京：人民音樂出版社1996年初版，2019年修訂版。
[3]楊民康：《貝葉禮贊——傣族南傳佛教節慶儀式音樂研究》，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03年版。
[4]楊民康：《論雲南少數民族南傳佛教的樂器、器樂音樂及其與原始佛教音樂的淵源關系》，《2000年佛學研究論文集》(佛教音樂2)，财團法人佛光山文教基金會主編，台北：佛光文化事業有限公司，2001年版，第371-402頁。
[5]楊民康：《論佛教傳播史晚期的音樂本土化：傣族和日本佛教音樂的比較》，《普門學報》2003年第17期。
[6]中西和夫：《日本淨土教儀禮的音樂特性》，《2000年佛學研究論文集，佛教音樂2》，台北：佛光文化事業有限公司2011年版，第43-196頁。
[7]圓仁法師：《入唐求法巡禮記》，新北：佛光文化事業有限公司，1998年版。
[8]洪潤植：《南韓之佛教儀式與佛教音樂》，載《2000年佛學研究論文集，佛教音樂2》，新北：佛光文化事業有限公司2011年版，第225-236頁。
[9]楊民康：《論佛教傳播史晚期的音樂本土化：傣族和日本佛教音樂的比較》，台北：《普門學報》2003年第17期。
[10]楊民康：《佛、道音樂文化的跨民族傳播一瞥——海南道公祭祀音樂中的“目連救母因素探析》，載袁靜芳主編《第一屆中韓佛教音樂學術研讨會論文集》，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04年。
[11]楊民康：《佛、道音樂文化的跨民族傳播一瞥——海南道公祭祀音樂中的“目連救母”因素探析》，載袁靜芳主編《第三屆中韓佛教音樂國際研讨會論文集》，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06年
[12]楊民康：《唐代〈骠國樂〉中的十二首佛曲及舞蹈内容解析》，台灣：《普門學報》2008年第43期。
[13]參見楊民康《緬甸僧侶剃度儀式的樂隊走街及其音樂曆史溯源》，《民族藝術研究》2016年第6期。
[14]參見[韓]樸範薰：《梵呗東漸及其南韓化》，載袁靜芳主編《第一屆中韓佛教音樂學術研讨會論文集集》，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04年版，第114-123頁。[韓]權五聖，申玉粉譯：《南韓佛教音樂研究的現況及課題》，載袁靜芳主編《第三屆中韓佛教音樂學術研讨會論文集》，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06年版，第33-39頁。
[15][韓]全仁平：《南韓與西藏佛教音樂的比較研究》，載袁靜芳主編《第一屆中韓佛教音樂學術研讨會論文集集》，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04年版，第124-141頁。
[16]石碩：《藏彜走廊：一個獨具價值的民族區域——談費孝通先生提出的“藏彜走廊”概念與區域》，載四川大學《“藏彜走廊曆史文化”學術讨論會論文集》(轉引自中國知網)，2003年。
[17] Timothy Rice：“Time， Place， and Metaphor in Musical Experience and Ethnography ”，Ethnomusicology， 2003，47(2)，pp.151-17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