鄭和的失落（中）——西風帶上的天時地利

劉剛

思想的巨人變成了航海家

張箭《論大航海時代及其四個階段》一文中，指出“從1405年鄭和首次下西洋到八十年代末迪亞士船隊從大西洋入印度洋，可視為大航海的第一階段”。

他這麼一劃分，就把鄭和作為了大航海時代的領航人。同時，又如李約瑟所言，分出了“中國人的世紀”和“葡萄牙人的世紀”，當然，我們也可以用海洋來區分，分出“印度洋的世紀”和“大西洋的世紀”，而迪亞士用來開辟“葡萄牙人的世紀”的航船，就是卡拉維爾帆船，為什麼不是更能顯示歐洲人的大航海實力的卡瑞克帆船？

卡瑞克帆船，适用于通商和戰争，不适合探險。因為探險是航海家的事業，靠少數人行動，無需那麼多商人和軍人參與，上千噸位的龐然大物，也無助于科研與發現。而卡拉維爾帆船，噸位雖小僅百噸左右，充其量不過卡瑞克帆船的十分之一，體量也不大，看來并不顯眼，但它卻是為探險量身打造的。在鄭和的艦隊裡，不乏卡瑞克那樣的帆船，專門為探險定制的卻一艘都沒有。以往航海時代，主題都是通商，而大航海時代，雖然還以通商為主題，但在通商之外确立了新的目的，形成新的标志，即“探險”二字。

從世界曆史來看，著名的航海時代，大概有過三次：第一次是以古希臘和古羅馬為代表的地中海時代；第二次是宋元兩朝與阿拉伯海通的印度洋與中國海互動時代；而第三次就是以大西洋為中心的全球化大航海時代。嚴格來說，鄭和不屬于第三次大航海第一階段的代表性人物，它的時代屬性和文化屬性，都使他成為第二次航海時代的最後一位代表，第三次大航海時代第一階段的第一位代表，不應是鄭和，應該是亨利王子。

文藝複興時代的開明王子們，有着極為旺盛的求知欲，他們賦予了大航海的一個新視野，明确了大航海的新目的，把思想解放運動與大航海的實踐結合在一起，思想的巨人變成了航海家。第一位成功者，便是亨利王子，他為大航海時代的到來，提出了一個新的主題，那就是探險，要去發現未知，由此帶來了地理大發現，同時也帶來了殖民地，這是在通商之外超越通商取得的新成果，是對為了求知欲而投資所獲得的最大回報。

亨利王子之于航海，主要還是個思想者，為那個時代運籌帷幄，将所有動力都集結起來，使得通商與戰争、探險與發現、傳教與殖民等多種力量形成合力。

他不僅擁有葡萄牙王室授權，還拿到了羅馬教廷授權，以政教合一的方式，為大航海制定思想路線，不管是重商主義，還是自由主義，他一以貫之，貫穿兩個基本點，一個是海權，一個是教權。從他以後，這兩點，便成為了西方公權力的核心。

就此而言，我們可以說，他是開辟大航海時代的思想巨人，這樣的思想性，我們從鄭和身上沒有看到，也就是說，跟亨利王子相比，鄭和缺了那麼點思想性。這不奇怪，因為鄭和本來就不是思想者，他是行動者，是王朝中國最後一次大航海統帥。

從求知出發卻收獲了殖民地

那麼，作為行動者，鄭和比迪亞士又如何呢？迪亞士家族祖孫三代，其祖父和父親，還有他本人，都是亨利王子的追随者，将亨利王子的海洋思想，化為祖孫三代的航海動機與行動方式。相比之下，我們又發現鄭和身上，就缺了那麼一點動機。

什麼動機？當然是探險的動機。鄭和是國家使者，不是探險者，他要安全第一，而非探索未知，即便他有很強的求知欲，也不敢拿國家的使命做孤注一擲。而迪亞士航海的目的，就包含了探險的動機，繞過好望角——他當時稱之為“風暴角”，他不需要有國家訓示，隻要起了個念頭，就可以試試，向着未知領域，盡情揮灑他的好奇。

1487年8月，迪亞士駕駛卡拉維爾帆船，離開裡斯本，沿着非洲西海岸航線向南航行，抵達了位于黃金海岸的米納堡，那是葡萄牙人設在加納的一個據點。

此前，葡萄牙人戈麥斯航海至此，最先發現這一帶有黃金，故稱之為“黃金海岸”，被葡萄牙王室賜以“米納”稱号，“米納”意為礦藏，此地多金礦，故“米納堡”，也可以說是“黃金堡”了，在黃金海岸上，矗立黃金堡，成了殖民地地标。

選擇殖民地，有兩樣東西不可少，那就是黃金和奴隸，從求知出發的探險，結果卻收獲了殖民地，這世上還有什麼是比這更大的生意？那時的世界真大呀！可供發現的地域也真多，當葡萄牙人睜着一雙探險的眼睛，搜尋新的海域，不斷發現新世界時，那沿着非洲東海岸航線向南航行的更為龐大更加豪華的鄭和寶船，又發現了什麼呢？從曆史的角度來看，他什麼都沒發現，既沒有發現黃金海岸，也沒能建立起像米納堡那樣的黃金據點。

從米納堡出發，迪亞士一行帶着黃金海岸的夢想繼續往南航行。

到了風暴角那邊，船隊靠近“咆哮西風帶”，它位于南緯40度-60度之間，總是西風勁吹，吹起一個個渦旋狀雲團，連綿不斷，向東飛去，使得星沉月隐，天日失色，一年之中，百日浪高均在6米以上，“風平浪靜”時，浪高也在2米以上，更有巨浪高達15米，勢若山奔，不時撞擊船舷，發出陣陣怒吼，那是對探險者的靈魂拷問。

拷問一個接一個，南緯40°-50°之間，進入“咆哮四十度”，那是狂風的拷問，猶如獅吼，南緯50°-60°之間，拷問更新，出現“狂暴五十度”的巨浪拷問，南緯60°-70°之間，海岸消失，一無旁依，面對沒遮攔的無邊無際的驚濤駭浪，人們失魂落魄，唯有尖叫，是以，也叫做“尖叫六十度”，那是對人的終極拷問，即對靈魂的拷問。

好在迪亞士第一次遇險的那個風暴角地處南緯35?，不在咆哮西風帶中，隻是被西風帶掃了那麼一下，他的船隊就天旋地轉，不知身在何處了，幸運的是，雖然被風暴推離了海岸，向南漂移，但是，并沒有卷入西風帶，而是進入了一個避風港灣。後來，他把那救他一命的港灣叫做“牧人灣”，很有點牧歌風味。

待風暴稍息，他離了港灣，出來一看，便看到了海岸線，他知道自己已繞過非洲大陸南端，還想帶着驚魂未定的船員繼續前行，但無人響應，死裡逃生後，船員都想回家，隻要把那個驚天動地的發現帶回家，他的使命就已經完成。返程途中，為了紀念此次曆險，他命名那個最南端的岬角為“風暴角”，後來轉向好望角，就不是他的事了。

從風暴角到好望角

命運的安排，另有其人，那人便是達伽馬。達伽馬聞訊而動，接踵而至，率領他的船隊，繞過風暴角，進入印度洋，經由非洲，穿越穆斯林國，直奔印度而去。

當哥倫布還在把他發現的新大陸當作印度時，達伽馬已經在真正的印度立足了。此舉，不僅是達伽馬打臉了哥倫布，更是葡萄牙打臉了西班牙，西洋戰國時代開端，葡萄牙成了第一赢家，亨利王子播下思想的種子，終于在達伽馬手裡開出權力之花。

真是國望所歸呀！有了達伽馬，風暴角也變了，變成好望角。

可對于迪亞士來說，一點也沒有改變，風暴角還是那個風暴角，那是深刻在他命根子裡的命運一角，當他再次來到風暴角時，風暴又跟着他一道來臨了，不過，這一次，命運沒有眷顧他，因為他的使命已完成，必須讓咆哮的西風對他進行靈魂的拷問，讓他在“尖叫六十度”裡發出最後的尖叫聲，讓他那顆還在漂泊的心靈成為在天之靈。

應該說，鄭和比迪亞士更早面對了咆哮西風的拷問，當他用“天圓地方”的宇宙觀念來回應，他就比迪亞士更為謹慎，在大地的盡頭，他終于停止了前進。

西風帶上，從來沒有什麼“東風吹，戰鼓擂”，有的便是“西風壓倒東風”的強勁，把無邊的洋流也馴服了，使之環繞地球由西向東浪湧，形成西風漂流。讓我們設想一下，如果鄭和航行到這裡，面對迎頭趕來的西風，他能怎麼辦？隻好掉頭回去。

若從西方來，順着西風漂流往東方來，那天人之際，雖有風險，所處的卻是上風上水，風向掌握得好，還能借着西風助推航速，若相反，從東往西去，則不但要面臨更大的風險，且逆風揚帆，逆水行舟，那便真是進了難上加難、險上加險的鬼門關。借着西風漂流東渡黃金海岸的西方人，終于在這裡唱出了他們的曆史最強音——《西風頌》：

把我當作你的豎琴吧，有如樹林：

盡管我的葉落了，那有什麼關系！

你巨大的合奏所振起的音樂

将染有樹林和我的深邃的秋意：

雖憂傷而甜蜜。呵，但願你給予我

狂暴的精神！奮勇者呵，讓我們合一！

請把我枯死的思想向世界吹落，

讓它像枯葉一樣促成新的生命！

哦，請聽從這一篇符咒似的詩歌，

就把我的話語，像是灰燼和火星

從還未熄滅的爐火向人間播散！

讓預言的喇叭通過我的嘴唇

把昏睡的大地喚醒吧！西風呵，

如果冬天來了，春天還會遠嗎?

這是由穆旦所譯的雪萊的詩篇，吟誦了一個偉大的曆史轉折點。

我們将它放到“咆哮的西風帶”上來讀，放到從“風暴角”到“好望角”的曆史程序中來讀，對着鄭和與迪亞士那兩個在命運風暴中消失了的曆史背影來讀，東方與西方會有着怎樣不同的文明的反應呢？最後那一問，鄭和聽不懂，他下南洋下西洋，不都是乘着東風來的嗎？為什麼要問向西風呢？他當然不知道，東風在西風帶上消失。

可在迪亞士的心頭，那正是一句他想問、卻還來不及問的一個問題——大西洋的秋風已經把冬天從西風帶上召喚來了，那東方的黃金海岸的春天還會遠嗎？

雪萊詩篇，表達了一種詩化的曆史精神，仿佛吟出迪亞士心聲：請把我生命當作一把豎琴，讓咆哮的西風來彈奏它，就如同西風彈奏深秋的樹林，落葉在風中飛速飄零，或似由一片枯葉可知秋意深淺，一個被風暴席卷的思想化為了先驅的預言。

時代的精靈，在曆史的轉折處出現了，吹響了預言的喇叭，除了喚醒人的因素，還要向天時、地利求助，向咆哮的西風帶求助，那永動的西風啊，便吹響了大航海時代的天時的号角，還有那不息的西風漂流，也打出了大航海時代的地利的旗号。

至于在人的因素方面，我們在前面已經提到了兩點，一點在思想上，西方人的自古希臘以來的“地圓說”，為全球化的大航海時代到來做了知識的準備，還有一點在行動上，西方人追求财富與知識的永動不息的探險精神，那是他們内心深處的另一個咆哮的西風帶，那是用夢想推動着大航海時代，被雪萊以詩篇《西風頌》吟誦了出來。

李約瑟的說法和梁啟超的一問

鄭和受阻于西風帶，大西洋就成了他的隔絕之海，他再也不可能知道大西洋的存在，隻能把印度洋當做他的西洋了，他認為自己已經到了西洋的最南端，而前面，就是大地的邊緣，唯有轉帆而歸。有人說，他到了好望角附近，也有人說，他沒去那麼遠，到了馬拉加西島就返航了，梁啟超在《祖國大航海家鄭和傳》裡，就是這樣說的。

傳中，他對鄭和航路作了考察，曰“今略推定其航路線如下”：

(1)航中國南海至印度支那半島之南端(西貢)。

(2)航暹羅灣(即曼谷灣)之東岸至曼谷(今暹京)。

(3)航暹羅灣西岸循馬來半島南下至新加坡。

(4)繞航蘇門答剌島一周。

(5)繞航爪哇群島一周。

(6)航孟加拉灣經安達曼群島至東印度(加拉吉大)。

(7)循孟加拉灣東岸南航至錫蘭繞錫蘭島一周。

(8)循阿剌伯海東岸北航至西印度(孟買)。

(9)由孟買循波斯灣東岸北航至泰格裡士河河口(今德屬小亞細亞)。

(10)循波斯灣西岸南航，複沿阿剌伯海西岸一周至亞丁。

(11)越亞丁灣循紅海東岸北航至麥加。

(12)循紅海西岸南航出亞丁灣，複循亞非利加東部海岸南航經摩森比克海峽(亦作莫三鼻給海峽)，掠馬拉加西島之南端回航。

這12條航路中，涉及了40個國家，他也一一列舉，但沒有提到好望角。李約瑟的看法與他相同，也沒有提到好望角。可後來新的看法不斷出現，有人甚至認為，鄭和派出的船隊，不僅到了好望角，還繞過好望角，到了非洲西海岸，更有甚者，有個名叫孟席思的英國人，寫了一本《1421中國發現世界》指出，凡是西方人到過地方，鄭和都到了，凡是由西方人通過大航海發現的新世界，鄭和早就發現了，他雖然在航海史方面有着與李約瑟在科技史方面同樣的抱負，但他的說法顯然還不能像李約瑟那樣令人信服。

我們采納的，便是梁啟超和李約瑟的說法，馬拉加西島也在印度洋南端，離好望角也不算遠，同樣能感受到西風帶的威力，非洲大陸的一個曆史岬角要是能與印度洋的一座文明孤島相呼應，那會是一個多麼生動的東西方對話場景，可惜錯過了。

我們隻能說，鄭和來早了，俗話說得好，來得早不如來得巧，葡萄牙人來得正是時候，正是曆史場景替換的時候，不再是東方鄭和下西洋，以天朝上國姿态，維持着東西方海通，而是西方的達伽馬來走東洋，不光來發财，還帶來了西洋戰國時代。

時代變了，任公焉然不知？然豪氣橫亘于胸，還是忍不住要問：

“及觀鄭君，則全世界曆史上所号稱航海偉人，能與并肩者，何其寡也！鄭君之初航海，當哥倫布發見亞美利加以前六十餘年，當維哥達嘉馬發見印度新航路以前七十餘年。顧何以哥氏、維氏之績，能使全世界劃然開一新紀元。而鄭君之烈，随鄭君之沒以俱逝。大陸民雖稍食其賜，亦幾希焉。則哥倫布以後，有無量數之哥倫布，維哥達嘉馬以後，有無量數之維哥達嘉馬，而我則鄭和以後，竟無第二之鄭和，是豈鄭君之罪也？”

這一問，亦頗似李約瑟問向中國科技史，問到了文明的根底。

有人說，鄭和是“中國的達伽馬”，這當然是個本末倒置的說法。這樣的說法，不僅颠倒了先賢與後生的關系，而且因為他們不同。

他們的不同，不但表現為東西方的地域性差異，還表現在世界曆史程序的時代性差異上，這兩個差異，呈現為截然不同的文明的兩種樣式，李約瑟對它們做了對比。

他認為，東西方各有一個大航海時代，東方大航海時代是“中國人的世紀”，西方大航海時代是“葡萄牙人的世紀”，兩個世紀各有其代表。中國人的代表，是鄭和，而葡萄牙人的代表，就是達伽馬了，不是還有哥倫布嗎？為什麼不提他做代表呢？

這當然是從東西方的曆史傳統來看的，達伽馬終于将兩千年來被隔絕的世界曆史的東西方兩端打通了，就此而言，他是兩千年來，沿着曆史傳統前進，進而影響世界曆史程序的第一人。哥倫布正相反，他與傳統背道而馳，開辟了一條新的曆史航路，故此二人，正所謂“繼往而開來”者也，達伽馬，乃“繼往”者，哥倫布，則是“開來”者。

梁啟超說，哥倫布航海，為覓印度，印度不達，而開新大陸，是過其希望者。達伽馬航海，為覓支那，支那不達，而僅通印度，是不及其希望者，但其初心——“欲求新地以自殖”的殖民地的目的已經達到。于是，他問：大陸之馳域外，其希望安在？

沒有國民的希望，隻有“雄主之野心，欲博懷柔遠人，使萬國來同等虛譽，聊以自娛耳”，這就使得“鄭和之所成就”有限，僅限于“明成祖既已躊躇滿志者”。

為此，梁氏喟然而歎曰：嗚呼！此我族之是以久為人下也，吾昔為張博望、班定遠傳，既言之有餘慨矣！他為鄭和未能成為漢代之張骞、班超而惋惜，惜其未能如漢家鑿空西域一般鑿空西洋，緻使漢家之“博望”、“定遠”，離大明遠，反倒離葡萄牙近，君不見迪亞士發現好望角，豈非“博望”乎？達伽馬遠征印度洋，豈非“定遠”乎？

故鄭和，并非“中國達伽馬”，而達伽馬，則可謂“西洋班定遠”。

（作者近著《文化的江山》1-7卷，中信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