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在戰國秦漢就建立了一個發達的政治體制，這是中國曆史的最大特色，也可以說是中國曆史傳統中最重要的現象之一。
可以舉出一些數字來繼續闡述這一點。在西漢的末年，戶籍上的帝國編戶齊民是5959萬，近6000萬，而正編的官吏是13-15萬左右──這裡隻算正編的，還不算那些超編的，從漢簡看超編現象也是挺嚴重的。這在當時的世界上有什麼意義呢？這個數字是同期的羅馬帝國官員之數的20倍。後來羅馬帝國出現了集權專制的強化趨勢，官僚組織越來越發達了。然而，到了四、五世紀，依然用以公元前後的漢帝國的官員數量跟五百年後的羅馬帝國的官員數量相比，漢帝國依然是其4倍。
我又做了一個檢索，美國人口達到6000萬是什麼時候呢？是19世紀80年代，此時美國的公務員數量，根據我的檢索結果，是13萬左右──這兩個數字跟中國漢代都是一樣的。就是說美國政府在19世紀後期所達到的規模，中國在西漢末就達到了。從秦漢再往後看，唐代天寶時期在籍戶口約5288萬，其官吏合計可達36.8萬，這是一支龐大的官吏隊伍。這三十六七萬人不務農、不做工也不經商，高居于社會之上管理這個社會。
中國各個曆史時期的政府規模，在世界的範圍看都名列前茅，從沒有哪個國家超過中國。清後期的戶口大約有4億，正編的官員數量雖然隻有2.6萬，可是胥吏、衙役──他們在現代也都算公務人員──就多達一二百萬了。清政府仍是世界上最龐大的政府。是以說學習政治制度史很有意義，可以幫助認識古今中國的許多重大特點。
剛才所談涉及了秦皇漢武的制度建設成就。到了唐代，中國政治體制又上了一個全新台階。制度進化的量變，積累出了一個質變、飛躍，出現了三大制度成就：唐律、科舉制和三省六部制。
從三省六部制看，它是一個非常合理的科層體制。從“統治”到“執政”到“行政”，各個層次條理井然。三省之間還存在着精巧的合作、制約、平衡關系，中書省起草诏書、門下省稽核诏書，再由尚書省率六部執行。
科舉制的創立，是選官制度的又一個劃時代的開端。科舉制誕生之後不久，就開始向外輻射，北韓、日本、越南和琉球都曾采用過中國的科舉制度。在當時的東亞地區，中國是一個制度輸出國。
法制也是如此，也向周邊輸出。唐高祖制定了《武德律》，唐太宗制定了《貞觀律》，唐高宗制定了《永徽律》，長孫無忌等為《永徽律》編撰《律疏》，附于律文之後，與正律具有相同的法律效力。《永徽律》和長孫無忌等編撰的《律疏》合稱《唐律疏議》，這是中國現存的最完整的成文法典，标志中華法系進入了成熟、典型的階段，高度發展時期。當時律令制度也在向外輻射，北韓、日本、高麗和越南的法律，都深受唐律的影響。用陳寅恪教授的話來說，唐律成了“東亞刑律之準則”。
再談一談品位制度方面的進展。之是以要談品位制度，是因為20多年來我在此花費了很多精力。我的《品位與職位》《中國古代官階制度引論》以及《從爵本位到官本位》三書，約有上百萬字，用于研究品位等級。每個時代，都能看到若幹種級别、品位組合在一起，我把這東西叫“品位結構”。比如周代，品位結構的主幹就是公侯伯子男、公卿大夫士二套爵的組合。到了秦漢，軍功爵和若幹石的秩級形成了一個新的組合。魏晉南北朝時，五等爵死灰複燃，還出現了九品官品、将軍号、中正品等，品位結構驟然複雜了，直到唐宋。到了明清，品位結構又開始簡化了。封爵已不授予文官，那麼在文官管理上，有意義的就是九品官品加科舉學曆了。這是很簡潔的。品位結構的曆史變遷，跟剛才講的曆代政治體制變遷，即從貴族政治到官僚政治，到士族門閥政治，再回歸官僚政治這個曆程，密切相關。
周代公卿大夫士爵，是中國曆史上最早的官階。這是一個單列。秦漢則是軍功爵和秩石雙峰并峙，魏晉以下以九品為架構，又形成了一個“一進制化多序列複式體制”。是以從周秦漢到魏晉唐宋明清，品級的進化不光是級差級名的變化，我們展示了其間的結構性變化。“一進制化多序列複式體制”到唐代形成，這也是一個重要進步。
我在研究中，借用了現代行政理論的“品位分類”和“職位分類”這對概念，把它引入了曆史學，建構了一個系統化的理論架構，由此，周朝以來三千年形形色色、雜亂無章的爵秩品階的此起彼伏，就變得條理井然了，它們都可以納入“品位─職位”模式加以解釋。要了解這個概念，首先就要了解任何組織都有兩大結構，人員結構與職位結構。隻給職位分等分類，這就是“職位分等”；如果不光給職位分等分類，人員也要分等分類，個人也有官階，這種體制就是“品位分等”。我對周以來三千年品位結構變遷的考察，最終給學界提供了這麼一個圖式：周代是品位分等的高峰，漢代是職位分等的高峰，大起大落；魏晉南北朝又向品位分等回歸，唐宋波幅下降，但性質上仍屬品位分等；明清又向職位分等方向有所擺動。在“品位──職位”這對概念的光輝照耀之下，一條上下波動、左右搖擺的曲線浮現出來，這個軌迹是學界以前不知道的。若說我研究制度多少有點成績的話，這條曲線就是我的主要成果之一。
這個軌迹跟曆代政治體制變遷的示意圖、曆代選官制變遷的示意圖，具有一緻性。此外還跟學校制度的變遷也有一緻性。周代的國子學是貴族性的，漢代太學就非常平民化，入學沒有任何身份性限制。魏晉南北朝隋唐時，學校身份性再度強化，周代的國子學死灰複燃。唐代，三品以上官的孩子進國子學，五品以上官子弟進太學，四門學面向七品官僚子弟，八品以下和平民學習法律、書法和算術。宋以後反向的變化發生了，向太學體制回歸，從身份性方面看，明清國子學可說是漢代太學的重制，幾乎沒有任何身份限制，向各位成績優秀的有志青年敞開大門。
原載通識聯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