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上，烏克蘭曾一直是諸強的“磨心”，而“磨心”的宿命，就是不得不在原地打轉。
而這一切，早在400年前，為“拉上俄羅斯抵禦羅馬教皇的‘東擴’”，烏克蘭就播下了“俄烏沖突”的“曆史種子”——“烏克蘭乃俄羅斯的一部分”的觀點，其最初的始作俑者，仍是烏克蘭本身。
而本次，俄烏沖突本質上烏克蘭依然充塞着“曆史種子”與“磨心”的諸多元素。是以，可以預料的是，這次的俄烏沖突注定會再次回到史上曾無數次上演過的回歸“磨心”的最初原點：既妥協與情緒上的合作與對抗之間的低烈度糾葛。
因為，根源性及本質性問題數百、千餘年來都未曾解決，何況在國際民粹主義當道的當下？
如此，再次翻開曆史，俄烏400年前的第一次親密接觸，或許我們能從中讀到俄烏戰争的基本脈絡和曆史走向。
這得從17世紀說起。
那時，俄羅斯與烏克蘭在各自的曆史糾葛中有了“第一次親密接觸”。
促使烏克蘭和俄羅斯“第一次”糾纏在一起的，莫過于波蘭-立陶宛王國的興起，以及莫斯科公國逐漸崛起的鐵血殺伐能力。
到17世紀，那時的莫斯科公國與波蘭-立陶宛聯邦可謂勢均力敵，不管是政治體制還是宗教信仰上，兩國可謂是“天敵”。
其原因在于，波蘭-立陶宛王國信仰的是以羅馬教皇為首的天主教，而莫斯科公國信仰的卻是東正教。
而地處歐亞中心的烏克蘭，盡管信仰的是東正教，但卻受到西方文化潮流和天主教反對改革的影響。這與俄羅斯的東正教有着較大的差別。
是以，處于“磨心”的烏克蘭，為了削弱波蘭-立陶宛貴族的壓榨和統治，就以“文化同源同根”為借口，“拉俄羅斯擋刀”的計劃便在烏克蘭宗教文化界潛移默化地興起。
于是，為了這一目标，烏克蘭逐漸倒向莫斯科公國，以借莫斯科公國力量削弱波蘭-立陶宛的政治、經濟和文化控制。
于是，烏克蘭就成了“兩強”之間的遊離者——有了史上的“第一次親密接觸”。
對于烏克蘭而言，其接觸的主基調為：合作、共赢，卻又充滿防範與抵制情緒；但對于俄羅斯，卻是另一種意志，也就是“烏克蘭”本就是斯拉夫人的部分。
那麼，又為何會出現這樣的合作與對抗的情緒？
其主要原因在于，17世紀時代俄羅斯與烏克蘭不管是宗教信仰還是政治文明，雙方差距可謂天壤之别。
從政治上看,俄羅斯處于莫斯科公國時代，其政體是絕對的專制獨裁,幾乎沒有任何地方政治權利和人權的概念;而烏克蘭卻受波蘭—立陶宛王國政治結構的影響,一方面受民選君主、貴族統治影響，另一方面也深受那時代較為先進的政治文明元素——也即财産權和地方權的影響
宗教上，即便二者都信奉東正教，但烏克蘭受西方影響，其教義和信仰上，均有西方色彩及其元素。
如此，為了抵制波蘭-立陶宛的控制，一部分烏克蘭有識之士在保持本國文化和政治結構的前提下,尋找把俄烏聯系起來的方式。
這樣的“親密接觸”方式主要分為兩類：一類為宗教界和文化界,一類為以政治為訴求的政治派。
宗教及文化界主要關心的是東正教—斯拉夫東正教,一個以東正教信仰和宗教儀式、上流文化的斯拉夫語言為基礎的世界。
這一派中的某些人士想用真正獨立的東正教統治者——俄羅斯沙皇,來抵制信仰羅馬天主教的波蘭—立陶宛王國的不斷鎮壓,即便這種鎮壓不是很明顯，甚至還算不上赤裸裸的迫害和統治。
由此，烏克蘭和莫斯科公國的“第一次親密接觸”，便在這些“宗教和文化學者”的撮合下，将莫斯科國沙皇和斯拉夫東正教世界聯系起來的思想聯系起來。
而這種聯系在以下兩件事發生以後的二十餘年裡得到進一步發展:一是1648年的大起義,它解放了波蘭統治下的大部分烏克蘭；二是佩列亞斯拉夫協定的簽訂。烏克蘭的哥薩克首領博格丹.赫梅利尼茨基于1654年簽訂了著名的佩列亞斯拉夫協定,該協定以臣服于莫斯科國沙皇來換取其對烏克蘭“權力”和“自由”的尊重和承諾。
由此，烏克蘭和莫斯科公國便從此陷入“你的就是我的，我的還是我的”的是非糾葛中。
對于這樣的“赤裸裸的背叛”，當然波蘭-立陶宛聯邦并不感冒。于是，與莫斯科公國的沙皇圍繞烏克蘭的統治權陷入了長期的或明或暗地争奪戰中。
由此，烏克蘭再度陷入諸強的争奪漩渦。
這一時期,這樣的漩渦與傷害，展現在當時的一些曆史著作中。比如把君主、東正教和斯拉夫—羅斯人聯系在一起的《彙編》,該書就是其中最有影響的著作。
該書作者為諾肯季·吉澤樂，他明确了羅斯君主國及其土地——留裡克王朝的諸侯國。但由于莫斯科國沙皇是該王朝的繼承者,是以包括基輔在内的古羅斯領土都應從屬于他。
不過，盡管《彙編》的作者諾肯季·吉澤樂把烏克蘭(羅斯)與莫斯科公國聯系起來,但他從未認為,基輔和古羅斯的領土由于其令人肅然起敬的曆史就占有特殊的、光榮的地位。
莫斯科公國有該理論的某些觀點。
對此，莫斯科朝廷和前莫斯科國的統治者一樣清楚,基輔羅斯的統治者曾是留裡克王朝的一部分,莫斯科國高層僧侶和學者們也明白他們和烏克蘭都信仰東正教義，莫斯科國認為烏克蘭東正教被天主教教義玷污,他們嘲弄它、敵視它。
是以，當時的莫斯科公國對烏克蘭還持有拒絕态度。
在莫斯科公國人高傲的骨子深處，烏克蘭與莫斯科公國并非是一個整體，在烏克蘭人力主把基輔的古老傳說與莫斯科公國聯系起來時，莫斯科公國最初卻并不接受。
在莫斯科公國看來，基輔的古老傳說，僅隻是“斯拉夫人的老古董”，對于強大得能直接與波蘭-立陶宛聯邦對抗的莫斯科公國來說，并非是真正有意義的曆史。
是以，這樣的“第一次親密接觸”，在很大程度上是烏克蘭的教會界而不是莫斯科國的曆史編纂者開始從基輔羅斯、留裡克王朝、宗教發展等曆史角度,甚至從模糊的種族感(斯拉夫—俄羅斯人)上把烏克蘭同俄羅斯聯系起來。
經過不斷的宣傳，這些觀點後來逐漸為俄羅斯人所接受。
由此，“烏克蘭是俄羅斯傳統土地與文化傳承的部分”的觀點，很大程度上是烏克蘭人自己提出，并将其訂在曆史碑石上，而成為“特定的曆史事實”。
這一觀點直接導緻後來在相當長的曆史時期内，烏克蘭不得不以“小俄羅斯”自居，以此來差別于俄羅斯本質上的不同。
同時，以此來标榜烏克蘭與俄羅斯本就是兩個獨立的民族、國家和地域。
不過，盡管烏克蘭打着如意算盤，但在“斯拉夫文化大融合”的曆史程序中，大概是在在19世紀的頭25年裡,“小俄羅斯”的觀念逐漸被淡，并被“大俄羅斯”的統一觀念所消淡。
從這個角度，或者說這些史料來看，俄烏沖突的根源，事實上是由烏克蘭人自己導
演的，或者說是埋下的。
從那時起，烏克蘭就一直陷入各方争奪的漩渦之中。
這，或許就是烏克蘭的悲劇本身——在大國與諸強中遊離在權力與自由之間，以使自己的利益最大化。
不過，或許烏克蘭遺憾的是并不知道中國的一句著名俗語：“與虎謀皮，反類食”，如果早知道，或許悲劇就不會上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