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上，乌克兰曾一直是诸强的“磨心”，而“磨心”的宿命，就是不得不在原地打转。
而这一切，早在400年前，为“拉上俄罗斯抵御罗马教皇的‘东扩’”，乌克兰就播下了“俄乌冲突”的“历史种子”——“乌克兰乃俄罗斯的一部分”的观点，其最初的始作俑者，仍是乌克兰本身。
而本次，俄乌冲突本质上乌克兰依然充塞着“历史种子”与“磨心”的诸多元素。所以，可以预料的是，这次的俄乌冲突注定会再次回到史上曾无数次上演过的回归“磨心”的最初原点：既妥协与情绪上的合作与对抗之间的低烈度纠葛。
因为，根源性及本质性问题数百、千余年来都未曾解决，何况在国际民粹主义当道的当下？
如此，再次翻开历史，俄乌400年前的第一次亲密接触，或许我们能从中读到俄乌战争的基本脉络和历史走向。
这得从17世纪说起。
那时，俄罗斯与乌克兰在各自的历史纠葛中有了“第一次亲密接触”。
促使乌克兰和俄罗斯“第一次”纠缠在一起的，莫过于波兰-立陶宛王国的兴起，以及莫斯科公国逐渐崛起的铁血杀伐能力。
到17世纪，那时的莫斯科公国与波兰-立陶宛联邦可谓势均力敌，不管是政治体制还是宗教信仰上，两国可谓是“天敌”。
其原因在于，波兰-立陶宛王国信仰的是以罗马教皇为首的天主教，而莫斯科公国信仰的却是东正教。
而地处欧亚中心的乌克兰，尽管信仰的是东正教，但却受到西方文化潮流和天主教反对改革的影响。这与俄罗斯的东正教有着较大的区别。
因此，处于“磨心”的乌克兰，为了削弱波兰-立陶宛贵族的压榨和统治，就以“文化同源同根”为借口，“拉俄罗斯挡刀”的计划便在乌克兰宗教文化界潜移默化地兴起。
于是，为了这一目标，乌克兰逐渐倒向莫斯科公国，以借莫斯科公国力量削弱波兰-立陶宛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控制。
于是，乌克兰就成了“两强”之间的游离者——有了史上的“第一次亲密接触”。
对于乌克兰而言，其接触的主基调为：合作、共赢，却又充满防范与抵制情绪；但对于俄罗斯，却是另一种意志，也就是“乌克兰”本就是斯拉夫人的部分。
那么，又为何会出现这样的合作与对抗的情绪？
其主要原因在于，17世纪时代俄罗斯与乌克兰不管是宗教信仰还是政治文明，双方差距可谓天壤之别。
从政治上看,俄罗斯处于莫斯科公国时代，其政体是绝对的专制独裁,几乎没有任何地方政治权利和人权的概念;而乌克兰却受波兰—立陶宛王国政治结构的影响,一方面受民选君主、贵族统治影响，另一方面也深受那时代较为先进的政治文明元素——也即财产权和地方权的影响
宗教上，即便二者都信奉东正教，但乌克兰受西方影响，其教义和信仰上，均有西方色彩及其元素。
如此，为了抵制波兰-立陶宛的控制，一部分乌克兰有识之士在保持本国文化和政治结构的前提下,寻找把俄乌联系起来的方式。
这样的“亲密接触”方式主要分为两类：一类为宗教界和文化界,一类为以政治为诉求的政治派。
宗教及文化界主要关心的是东正教—斯拉夫东正教,一个以东正教信仰和宗教仪式、上流文化的斯拉夫语言为基础的世界。
这一派中的某些人士想用真正独立的东正教统治者——俄罗斯沙皇,来抵制信仰罗马天主教的波兰—立陶宛王国的不断镇压,即便这种镇压不是很明显，甚至还算不上赤裸裸的迫害和统治。
由此，乌克兰和莫斯科公国的“第一次亲密接触”，便在这些“宗教和文化学者”的撮合下，将莫斯科国沙皇和斯拉夫东正教世界联系起来的思想联系起来。
而这种联系在以下两件事发生以后的二十余年里得到进一步发展:一是1648年的大起义,它解放了波兰统治下的大部分乌克兰；二是佩列亚斯拉夫协定的签订。乌克兰的哥萨克首领博格丹.赫梅利尼茨基于1654年签订了著名的佩列亚斯拉夫协定,该协定以臣服于莫斯科国沙皇来换取其对乌克兰“权力”和“自由”的尊重和承诺。
由此，乌克兰和莫斯科公国便从此陷入“你的就是我的，我的还是我的”的是非纠葛中。
对于这样的“赤裸裸的背叛”，当然波兰-立陶宛联邦并不感冒。于是，与莫斯科公国的沙皇围绕乌克兰的统治权陷入了长期的或明或暗地争夺战中。
由此，乌克兰再度陷入诸强的争夺漩涡。
这一时期,这样的漩涡与伤害，体现在当时的一些历史著作中。比如把君主、东正教和斯拉夫—罗斯人联系在一起的《汇编》,该书就是其中最有影响的著作。
该书作者为诺肯季·吉泽乐，他明确了罗斯君主国及其土地——留里克王朝的诸侯国。但由于莫斯科国沙皇是该王朝的继承者,所以包括基辅在内的古罗斯领土都应从属于他。
不过，尽管《汇编》的作者诺肯季·吉泽乐把乌克兰(罗斯)与莫斯科公国联系起来,但他从未认为,基辅和古罗斯的领土由于其令人肃然起敬的历史就占有特殊的、光荣的地位。
莫斯科公国有该理论的某些观点。
对此，莫斯科朝廷和前莫斯科国的统治者一样清楚,基辅罗斯的统治者曾是留里克王朝的一部分,莫斯科国高层僧侣和学者们也明白他们和乌克兰都信仰东正教义，莫斯科国认为乌克兰东正教被天主教教义玷污,他们嘲弄它、敌视它。
所以，当时的莫斯科公国对乌克兰还持有拒绝态度。
在莫斯科公国人高傲的骨子深处，乌克兰与莫斯科公国并非是一个整体，在乌克兰人力主把基辅的古老传说与莫斯科公国联系起来时，莫斯科公国最初却并不接受。
在莫斯科公国看来，基辅的古老传说，仅只是“斯拉夫人的老古董”，对于强大得能直接与波兰-立陶宛联邦对抗的莫斯科公国来说，并非是真正有意义的历史。
所以，这样的“第一次亲密接触”，在很大程度上是乌克兰的教会界而不是莫斯科国的历史编纂者开始从基辅罗斯、留里克王朝、宗教发展等历史角度,甚至从模糊的种族感(斯拉夫—俄罗斯人)上把乌克兰同俄罗斯联系起来。
经过不断的宣传，这些观点后来逐渐为俄罗斯人所接受。
由此，“乌克兰是俄罗斯传统土地与文化传承的部分”的观点，很大程度上是乌克兰人自己提出，并将其订在历史碑石上，而成为“特定的历史事实”。
这一观点直接导致后来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乌克兰不得不以“小俄罗斯”自居，以此来区别于俄罗斯本质上的不同。
同时，以此来标榜乌克兰与俄罗斯本就是两个独立的民族、国家和地域。
不过，尽管乌克兰打着如意算盘，但在“斯拉夫文化大融合”的历史进程中，大概是在在19世纪的头25年里,“小俄罗斯”的观念逐渐被淡，并被“大俄罗斯”的统一观念所消淡。
从这个角度，或者说这些史料来看，俄乌冲突的根源，事实上是由乌克兰人自己导
演的，或者说是埋下的。
从那时起，乌克兰就一直陷入各方争夺的漩涡之中。
这，或许就是乌克兰的悲剧本身——在大国与诸强中游离在权力与自由之间，以使自己的利益最大化。
不过，或许乌克兰遗憾的是并不知道中国的一句著名俗语：“与虎谋皮，反类食”，如果早知道，或许悲剧就不会上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