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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天可能是我的長輩親戚，今天可能是我的父母、兄妹，或是丈夫，明天可能是我的孩子和後代。但是那又有什麼辦法呢，我們就生長在這個地方，這是我必須要接受的命運。
—這是全民故事計劃的第625個故事—
一
2014年我正在念大學。
當時學院宣布，最近會有由我們院長親自引薦來的俄語外教來學校教學，大家要準備好迎接。
那時念大學的我對外國人有無限的好奇，畢竟見得少。我們當時原定的俄語外教因簽證原因遲遲未能來到學校任職，而網絡上對俄羅斯的渲染又為俄羅斯人披上了一層神秘面紗，是以聽說新的外教要來，我們都覺得興奮。
但在某堂系主任的課上，他談到了要來任職的外教。他表示新來的外教是烏克蘭人而不是俄羅斯人，是以在和她相處的過程中要注意言行和分寸。
我和同學們面面相觑，覺得有些不可思議。
随後不久，當時教我們英語的外教在課堂上講課文時，似乎是講到了興頭上，他提到我們那位即将新來的外教說道：“你們新來的外教好像是為了躲避戰争才來的中國，你們的院長在國外進修的時候似乎與她有些私交。”
他的話激起了我們的好奇心，我們追問了很久，可那位英語外教卻不再願意多說，這件事很快也就被我們忘在了腦後。
不過很快，我就見到了這位傳說中的新外教。
院長很高興地宣布，台上那位受聘的腼腆的女性名叫Ольга，并稱她将作為我們專業的老師，這是我們專業莫大的榮幸。因為她是盧甘斯克國立師範大學的教授和博士生導師，主持和參與編纂過俄語國家很多知名的權威刊物。
我看着那位站在院長身邊笑得很溫和的女士，有些不敢相信我的眼睛。她與我印象裡的教授完全不同。我沒有想到像她這樣享有聲譽的人，穿着卻十分“樸素”。她身上是一件已經洗褪色了的黃色毛衣裙，腳上的鞋子也掉了皮。她站在講台上發言，幽默地介紹自己。
聽到她的自述我才知道，她是烏克蘭的俄羅斯族人。
在此後的日子裡，她曾多次在課堂上對我們道歉，原因僅是那次與我們見面時她的衣着非常不合适。我們曾多次表達過這沒什麼，可她總是搖頭。直到很久以後，我留學之後遇到更多烏克蘭的老師與學生後才了解她當時為何會如此窘迫。
Ольга的課很有意思，她不像其他老師一樣念完課文和單詞，讓我們跟讀幾遍就結束。她會逐詞地講解詞彙和詞根，加深我們對單詞的記憶。
印象最深的一次，是她在講課文的時候，講到了一篇關于和平的文章。
她反複地重複着“мир”（和平）這個單詞，然後告訴我們，和平真的是很珍貴的東西。
說這些的時候她的臉上有怅然有無措，但很快被溫柔替代。因為她在教室門外看到了對她揮手的兒子。
Ольга是帶着丈夫和兒子一起來到我們學校任職，據說當時學校隻願意接收Ольга，為此我們系主任還與上司大吵一架。
國内的學校很少見引進外教會拖家帶口的。我們詢問的時候，她也不避諱，就在課堂上道出了緣由。她們所在的城市在烏克蘭東部，那個城市經常會有小範圍的沖突，自克裡米亞事件連年逐漸更新後，有些趁亂作惡的人也在這時像是解禁的潘多拉魔盒一樣蜂擁而出。
但這都不是她最終決定離開故土來到中國的原因，對于經曆過90年代動亂的她來說，很多事情已經習以為常。導緻她下定決心來到中國的是，有些不法分子已經把罪惡之手伸到了她兒子的身上。那些人在她兒子放學的路上，想要拉她的兒子加入非法組織，她的兒子誓死不從，是以生生被碾碎了腿。
她在講述這些的時候，極力克制着自己，但仍舊控制不住發顫的聲音。她安靜地站在講台上，總是挂滿笑容的臉上第一次出現裂縫和餘有的恨意。
我也是後來才知道，盧甘斯克位于頓巴斯地區，一個常年遍布沖突之地。
她的兒子雖然被全力救治撿回了一條命，也保住了腿，但是他再也不能像正常人一樣走路了，他需要漫長的休息期，可即使這樣，待他完全康複後，他也會變成了一個跛子，并落下終身殘疾。
她的兒子我見過，是個非常活潑的14歲男孩，名叫阿列克。閑暇的時候，Ольга有時推着坐輪椅的他在我們學校各個地方散步，他見到我們會興奮地歡呼，并用自己在中文課上學到的蹩腳中文熱情地和我們打招呼。
有一次在學校的小花園裡我碰見了阿列克。他的父親推着他在花園裡看花。見到我之後，他再次高興地和我打着招呼。在閑聊中我才得知，阿列克的父親竟然是一位地質學教授，在盧甘斯克另一所大學裡教書。
我不解地詢問阿列克父親為什麼沒有像Ольга一樣做外教，他看着我笑，輕輕指着阿列克說：“因為他啊，我要照顧他。”
阿列克像是沒聽見我們的談話一樣，仍舊仿佛若無其事地看着遠處的蝴蝶，而我卻瞥見了他臉上的肌肉在微微顫動。
似乎是察覺到了阿列克的情緒，他的父親很快岔開了話茬，“我也不是沒事做的。你們院的x主任幫我找到了一份維護泳池的工作，在阿列克去上中文課的時候我就去上班，工作清閑又可以經常遊泳，可比Ольга當老師帶學生舒服多了！”
說着還大聲笑了起來。
阿列克似乎被他父親的笑感染了，父子倆貼耳說了句悄悄話，然後一起笑了，阿列克笑着嘟嚷着什麼，然後對着我興奮地說：“Таня（我的俄語名）我以後要當飛行員！你呢？”
我被他突如其來的問話問懵了，還沒等我開口，他父親便搶着說：“你的腿可不能當飛行員”。
阿列克愣了一下又大笑道：“那我就是曆史上第一個瘸子飛行員啦，我會創造曆史的！哈哈......”
我看着他，有點想笑又想哭。
日子就這樣過去，在我們日漸熟悉的時候，Ольга在轉年的12月聖誕節前夕決定辭去工作回到烏克蘭。在與我們告别的時候，她給教過的所有學生都送了一份了小禮物和片卡，卡片上手寫着祝福和寄語。
Ольга 走的時候送給我們的巧克力 | 作者供圖
我曾問過她為什麼要回國，她抱了抱我然後說：“那裡是我的祖國，還有我的學生。無論怎麼樣，我都不會抛棄她。”
而那時的Ольга家所在的烏克蘭東部仍在經曆動蕩，炮火，殺戮和死亡并未撤離。
二
和Ольга一起來的外教裡，還有個叫Анна的女老師。
她是Ольга的學生，她的家在克裡米亞，在盧甘斯克讀了博士之後，就安家在當地。
Анна與Ольга十分不同。她的穿着打扮一直都十分豔麗，以至于我們院一直都很嚴肅的書記在主場見面會結束了之後都罕見地誇贊，“Анна老師真的很像電影明星。”
Анна不隻像電影明星，還很像俄羅斯人。她像俄羅斯人一樣不愛笑，做事風風火火，但她與我們學校其他的俄羅斯外教又不像，除了上課的時間以外，她很少和人接觸，而Ольга似乎是她在中國唯一的朋友，她隻與Ольга一家人來往。
那時學院為了提高我們的成績，鼓勵我們與外教在課餘時間多接觸，多使用俄語對話聊天。在選擇外教的時候，學院發現很多人都選擇了Ольга和其他的外教，卻沒有人選Анна。學院為了均衡選擇，同時也為了減少其他外教的壓力，把一部分人分給了Анна，而那一小部分人裡，就有我這個倒黴蛋。
那時候，我的俄語口語很糟糕，一是因為不好意思，二是怕張嘴說錯被同學老師嘲笑。是以在那個周末Анна叫我們出門的時候，我一直在她身邊降低存在感，想着蒙混過關。
可她沒有給我這個機會。
那天她帶着我們走遍了城市裡的著名景點和建築。走到一處便用俄語問我們問題，如果我們說錯了，或者說的很蹩腳，不符合她心裡的預期，她就會一字一句地教我們在這些地方用俄語怎麼說，并且矯正我們的發音。
即使面對口語糟糕的我，她也沒有不耐煩也沒有生氣。她鼓勵我要勇敢地表達，把自己心裡所想說出來，不要害怕。
她認真看着我的眼神，即使過了8年，現在的我仍舊記得，我把那句Это достопримечательность и памятники（這是名勝古迹）和後續她教我的完整文段說出來的時候，她笑得很開心。
我第一次看見她笑。
那次遊玩鍛煉結束之後，她似乎記住了我，經常在課堂上提問我，而我也在逐漸克服害羞心理，在很短一段時間裡，我的口語突飛猛進。
這樣的日子過了幾個月，Анна毫無預兆地向學院提了離職，她的合同尚未到期，單方終止合同可能會面臨賠償，但是她執意如此。
院裡負責的人也拿不定主意，找到了院長，院長找到了Ольга，在Ольга的解釋下，大家才明白發生了什麼事——Анна的丈夫在克裡米亞戰死了。
她作為遺孀需要回國為她的丈夫處理後事。
我忽然明白她為什麼身上一直帶着的疏離感和悲傷。
在她臨走之前，學院組織我們去看望她。她的臉上沒了以往的精緻妝容和精心打扮的衣着裝飾，取而代之的是麻木。她像個精緻但容易破碎的木偶一樣坐在沙發上，木然地看着我們，嘴裡程式化地說着感謝。
我們沒有多待，很快就離開了。她被悲傷籠罩着，一靠近她就讓人想流淚。
我沒想到我還會再遇見她。
大學畢業以後我選擇到俄羅斯留學，在一次國際交流會上，我在會議邀請名單上看到了她的照片和名字。
她胖了許多，臉上仍舊化着精緻的妝，隻是難掩歲月痕迹。
會議休息的時候，我找到機會走到她身邊和她打招呼，詢問她是否還記得我。令我沒有想到的是，她在短暫的疑惑之後眼裡生出驚訝，驚呼出我的俄語名字。我沒想到她竟然還記得我。她開心地給了我一個大大的擁抱，随後我們一起去了學校裡的咖啡廳。
我們在咖啡廳裡聊了很多，從這次的會議聊到了我們各自鑽研的課題，從課題聊到了現在的生活，又從生活聊到了自己。我謹慎地詢問，盡量不提及她的私生活，卻沒想到她似乎看穿了我的心思，把話題轉到了亡夫的身上。
她拿起桌上的咖啡，平靜地和我講述她和她的丈夫從相遇相愛到走進婚姻的故事。很平常的相遇，很順理成章的愛情，隻是沒有想到有一天戰争會爆發。
她的丈夫應召奔赴戰場，在臨行之前再三叮囑她，如果有機會離開烏克蘭，去國外待一段時間，等局勢穩定下來之後，再回來團聚。
隻是沒想到那一别就是永别。
“沒有一個烏克蘭人沒有在戰争中失去過親人。昨天可能是我的長輩親戚，今天可能是我的父母、兄妹，或是丈夫，明天可能是我的孩子和後代。但是那又有什麼辦法呢，我們就生長在這個地方，這是我必須要接受的命運。在烏克蘭，很多人都需要承受這樣的命運。”
她放下手裡的咖啡在我面前溫和地笑着，仿佛命運從未傷害過她。
我想說點什麼，最後卻什麼都沒說出來。我忽然意識到，原來語言如此無力，它竟無法安撫任何一個被命運傷害的人。
三
Ольга走後不久，學校又來了好幾個新的外教，其中一個名叫Вера的烏克蘭外教被分到我們年級組，帶我們大學俄語基礎課。
那時候我們班的同學常在一起開玩笑，大學雖然學的是俄語，但是大部分時間教我們的都是烏克蘭來的外教，我們幹脆學烏克蘭語算了。
Вера老師與Ольга、Анна都不同，她不像俄羅斯人也不像烏克蘭人，她很愛笑，一點沒有老師的架子。四十多歲的她課下常常和我們一起玩，讓我們教她漢語，在課堂上卻又十分嚴厲，罰我們寫作業時從不留情，常讓我們對她又愛又恨。
許多外國人來到中國以後短時間内是很難适應國内的飲食習慣的。可Вера卻不一樣。她很喜歡吃米飯，尤其鐘愛面食，也經常去面包店買面包。她不像别的外教一樣買東西很少看價格，相反她常常看價格，總是買打折的面包和臨期處理的果醬，盡管她的薪資比起其他的老師高了一大截。
她是我見過的俄語外教裡最不注重穿着打扮的。無論是俄羅斯人還是烏克蘭人，由于以前前蘇聯加盟共和國的曆史，她們在很多地方擁有着共性，例如會與他人見面時整理好着裝，大多數女性臉上都會帶着精緻的妝。
可Вера從來不會，她的臉上從未出現過粉底和口紅的痕迹。衣服常年都是那幾套，穿得很不修邊幅，雙肩包已經起了毛邊她也舍不得換。
但她有個奇怪的習慣。她會定期買很多東西寄回烏克蘭，我曾陪她去過一次郵局，在郵寄物品的時候，面對驚人的國際郵遞費用，她付款的時候眼睛都未眨一下，讓我一度以為在面包店裡再三權衡價格的Вера與眼前的Вера不是一個人。
而她寄回烏克蘭的東西也令人驚異。她沒有寄貴重的東西，而是一些食品和玩具。我曾問過她，但她笑着岔開了話題。
就這樣，Вера一直帶我們帶到了大學畢業。
在我們臨畢業之前，她又和學校簽了新的合同。
畢業典禮上，她哽咽地一再感謝學校，說如果沒有學校錄取她來到中國，她可能正在烏東地區的盧甘斯克經受局部戰争洗禮，并且為生活奔波。
那時候，我才後知後覺地反應過來，原來我印象裡的所謂的“戰争難民”距離我并不遙遠，他們很可能就在我身邊。
離校之前，Вера請我們吃飯。在飯桌上，Вера喝了點酒，有同學趁着她興奮的勁頭，問出了我們一直好奇的那個問題，“老師，你寄到烏克蘭的東西，到底是寄給誰的？”
喧鬧的聲音掩蓋了同學的疑問，大家以為Вера沒聽見，正準備換個話題，她的眼睛卻直直地看向了那個同學。
“給孩子們的。”似乎是酒精刺激了她的感官，她第一次開口解釋她寄出去的快遞，“有一些是給我哥哥的孩子，有一些是給其他的孩子。”
似是看出了我們的疑惑，她悠悠地歎了一口氣，“你們很幸運，沒有經曆過戰争。但是戰争是很殘酷的，後果也是慢性的，開始你會擔心丢掉性命，後面你會感慨為何不在戰争中快速死去。戰後的人們生活得很困難，成年人都過得很困難，更何況是孩子呢？我哥哥死了，他的兒子還在，我得養活他。他很悲慘，他永遠失去了他的爸爸。但他起碼還有我，還有他媽媽，可其他的孩子，連這些都沒有，我隻能竭盡所能......”
她沒有繼續說下去。
那天之後，Вера還是以往我們認識的Вера，隻不過即将畢業的我們對她都多了一絲敬重。
6年過去了，許多記憶都已經開始模糊。可我仍舊記得Вера在俄語視聽說課上放過電影《Брестская Крепость》（中文名譯作《布列斯特要塞》）的片段，講述的是二戰蘇聯衛國戰争時期的故事。
那段片段裡有孩子拿着槍滿臉堅毅，有孩子坐在地上大哭，有孩子滿臉恐懼卻隻能等死......而她站在台上紅了眼眶，卻隻敢在背地裡悄悄擦去眼淚掩蓋她的悲傷。
她擦去眼淚的模樣，一直刻在我心裡，無法遺忘。
後 記
2022年2月24日，俄羅斯在烏克蘭頓巴斯地區開展軍事活動。盧甘斯克州作為頓巴斯地區的一部分淪為戰區。
Вера仍在中國，聯系她的時候她表示她的家人目前一切都好，隻是不知道未來會何去何從。
我又給Ольга和Анна發了消息，可惜迄今為止，我并未收到她們的任何回複。
我在22号詢問Ольга 的近況 | 作者供圖
俄烏沖突仍在繼續，唯願她們平安。
（摘自微信公衆号全民故事計劃，李冉/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