淳祐五年（1245）春，南宋人揭紹宗效仿唐人白居易，自己給自己撰寫了墓銘。五年後将要刻于石，妻子徐繼真提出一個要求：“生既與君偕老，死後或者同穴，君已自述傳不朽，盍為我紀其概，砻二石而同刻焉。”揭紹宗遂為妻子豫撰了墓志，并将這一情節記叙其中，這個故事今天可以從《宋徐氏豫撰墓志銘》中讀到。《宋徐氏豫撰墓志銘》現藏明止堂博物館，已在《明止堂藏宋代碑刻輯釋·墓志》（中西書局，2019年）中刊布。
《宋徐氏豫撰墓志銘》拓片書影
《宋徐氏豫撰墓志銘》整理者錄文
自述傳不朽
《宋徐氏豫撰墓志銘》這方墓志的特殊，在于涉及相對特殊的墓志文撰寫現象，即“自撰”和“豫（預）撰”。志文首先提到“松坡揭紹宗慕香山白居士之自志墓為銘，詩凡二十六韻，逾五年将镌諸石”，可知這是一個南宋人自撰墓銘的執行個體。
作為應用文體，除了寄托哀思及禮儀程式上的作用，墓志文具有相當的紀實性。在對生平事迹、家庭情況的紀實方面，無人能出墓主其右，但衆多墓志文隻有極少數為墓主自撰。唐代被視為自撰墓志銘的發展期，最初論者發現的唐人自撰墓志銘大概有十餘篇。新近出版的《追懷生命：中國曆史上的墓志銘》一書第四章《自撰墓志銘》由迪磊（Alexei K.Ditter）寫作，他表示“自傳文在傳統的中國文壇上相對少見，自傳墓志銘更是特别罕見，目前為止唐朝一代隻發現不到二十篇”。（《追懷生命：中國曆史上的墓志銘》，上海古籍出版社，2021年，第27頁）而據許玲玲完成于2015年的碩士論文，“有唐一代有将近三十人曾自撰墓志銘，除傅奕等7人自撰墓志銘未有流傳或不全外，其餘均有志文流傳于世，志文或僅見于書面文獻，或僅見于石刻，或書面文獻與石刻兼而記之。”（許玲玲：《自撰墓志銘研究》，蘇州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15年，第27頁）
宋代自撰墓志銘的情況，仝相卿有所關注。據他統計，“宋代自撰墓志銘計有33人……不存者15方，存者18方……自撰墓志北宋時期16方，南宋時期17方，分布相當均勻。”（仝相卿：《北宋墓志碑銘撰寫研究》，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9年，第210頁）宋代自撰墓志銘已呈現多樣化面貌，文體格式的遵循程度存在差異，個性元素得到突出。
揭紹宗為妻子豫撰墓志的曆史依據
“自撰墓志在唐代仍然是一種不同流俗的舉動。”（黃震：《略論唐人自撰墓志》，《長江學術》2006年第1期）白居易作有一篇《醉吟先生墓志銘并序》，揭紹宗仰慕的，就是這種行為展現的不同流俗。不過白氏這篇自撰墓志銘學界有真僞之争。岑仲勉撰《〈白集·醉吟先生墓志銘〉存疑》（《岑仲勉史學論文集》，中華書局，1990年）列出了十個疑點，陳寅恪、羅聯添都曾贊同僞說。耿元瑞、趙從仁作《岑仲勉〈白集醉吟先生墓志銘存疑〉辨》（唐代文學論叢》第四輯，1983年）逐一加以過反駁。日本學者川合康三、芳村弘道皆對此墓志銘有考察。特别是芳村著有多文，其表示“回溯《墓志》的流傳過程，我們并沒有找到可以斷定這篇文字完全是僞作的證據。但是，即或這是白居易自撰的墓志，現存的《墓志》訛誤并存，……其中存在補筆竄改之迹也是事實”。（《據本題注考辨白居易之真僞》，《長江學術》2011年第2期）
揭紹宗沒有懷疑《醉吟先生墓志銘并序》的真僞，因為仰慕白居易，他有了自作墓銘的舉動，這有異于主流。妻子提出讓揭紹宗給自己豫撰一篇墓志，更是非同尋常。揭紹宗從夫妻感情角度出發能夠答允，但似乎還需要更多支撐，他把找到的理由也寫在了志文中。“昔河東柳子厚妻楊氏卒，子厚志其墓”，這裡指的是柳宗元為妻子撰寫的《亡妻弘農楊氏志》。（柳宗元《柳宗元集》卷十三，中華書局，1979年，第338-340頁）第二條理由，整理者原标點為“番陽周氏葬，良人曹因亦周為銘”，應改為“番陽周氏葬良人曹因，亦周為銘”，其實指的是唐人曹因之妻周氏為他撰寫墓志之事。姚平指出“《曹因墓志》很可能是現存最早的女性撰寫的墓志”。（《追懷生命：中國曆史上的墓志銘》，第37頁）不過此墓志未見原石、拓片，文本最初來源于《容齋随筆》，在真僞上同樣存在争議。洪邁寫道“慶元三年，信州上饒尉陳莊發土得唐碑，乃婦人為夫所作”，錄下志文後表示“婦人能文達理如此，惜其不傳，故書之，以裨圖志之缺”。（《唐曹因墓銘》，《容齋随筆 五筆》卷二，中華書局，2005年，848頁）李秀敏曾從版本、文體、文法三方面考證，認為“《唐曹因墓志》實則為一篇僞志，或者更為确切地說是一則傳聞”。（李秀敏：《辨僞》，《古典文獻研究》2016年第2期）姚平也發現“這篇墓志沒有提到死者的生卒年代與喪葬安排，而這兩項是唐代墓志中最基本的内容”，（《追懷生命：中國曆史上的墓志銘》，第37頁）她認為洪邁可能做過删減。
《曹因墓志》确曾出土也好，隻是當時出現的一種傳聞也罷，揭紹宗接收這個“知識”會較友善。《容齋随筆·五筆》提到的得碑時間為慶元三年（1197），《五筆》的内容曾在嘉定五年（1212）的贛州本、嘉定十五年（1222）的建甯本、紹定元年（1228）的紹定本中刊刻。揭紹宗豫撰墓志是在淳祐十年（1250），諸本都可能看到。且洪邁為饒州鄱陽人，揭氏夫婦為洪州（隆興府）豐城人，相距不遠，《容齋随筆》早有名氣，口耳相傳、傳抄書中内容皆易。這可看作“妻為夫銘”這種特殊“知識”在民間流傳擴散的一個例子，重要的是，揭紹宗并沒有對《曹因墓志》産生懷疑。
揭紹宗能同意為妻豫撰墓志，夫妻感情融洽是重要原因。《亡妻弘農楊氏志》、《曹因墓志》反映出的美滿婚姻狀态，應影響了揭氏夫婦的觀念。有前人故事可仿效後，希冀以特例留名也當是可能的動機。揭紹宗總結說“夫為妻志，妻為夫銘，自古有之”，不過“第未見其書于生前者”，要在妻子生前為其撰志，就是最大的不同，也是他要進行的突破。自撰墓志者多個性鮮明之人，紹宗自撰墓銘已顯獨特，徐繼真能主動提此要求，發出珍貴的女性聲音亦顯不俗。有了曆史依據，揭紹宗遂自我鼓勵，“然亦可以義起，讵可以文非子厚而己耶”，至此，志文進入“豫撰”部分。
《追懷生命：中國曆史上的墓志銘》，上海古籍出版社，2021年4月
豫撰墓志銘的内容
《宋徐氏豫撰墓志銘》實際上是一方特殊的自撰墓志。徐繼真請丈夫為其撰志，作為夫妻，揭紹宗本就了解妻子，且由于是豫撰，繼真自己應看過志文，甚至有機會參與了寫作。志文雖未提到徐繼真的文化水準，不過徐氏“考諱傅霖，學優弗仕”，可知出自一個有書香之家，再結合她能提出“豫撰墓志”的要求，即使繼真不識字，至少也能知曉、了解丈夫書寫的内容。夫妻二人情誼甚合，揭紹宗既同意為妻子撰寫墓志，或會在内容上征求妻子意見。是以徐氏的這篇豫撰墓志銘已近乎自撰，這是一位南宋家庭婦女用一種特殊方式給自己一生做的評價。
豫撰墓志的内容較為普通，但這是南宋江南西路隆興府豐城縣一個平民家庭的實情，也是一位古代普通家庭婦女的真實生命曆程。志文首先引述從兄揭三京的叙述，介紹徐氏族屬及與揭氏的淵源。揭三京亦出現在同書所收的《宋揭公墓文》中，（《明止堂藏宋代碑刻輯釋·墓志》，第151頁）為墓主揭仲文的侄子，字紹尹，紹定二年（1229）進士，曾任郁林縣令。揭三京對揭紹宗說“我曾祖妣徐，即袁之萬載丞諱如晦之姑，汝曾祖連州桂陽贊府公與萬載公及其季父仲和相友善，曆世通家，故汝姑歸于仲和之子，迨今世為婚姻矣”。這裡直接提到幾位揭氏、徐氏的祖輩，首先是萬載丞徐如晦，再是揭紹宗的曾祖桂陽丞揭先覺，最後是徐協（仲和）。徐協之子為徐傅霖，徐傅霖娶了揭紹宗的姑姑，他就是徐繼真的父親，是以揭紹宗又稱徐傅霖為外舅。揭紹宗與徐繼真的女兒揭希慧，後來嫁給了徐繼真的侄子徐思溫（恭夫）。
徐家“世居豐城之覺溪”，“繼真生于慶元丁巳六月九日”，即南宋甯宗慶元三年（1197）。她18歲嫁給長甯鄉的揭紹宗，大約是在嘉定八年（1215）。淳祐十年（1250）豫撰墓志銘時，徐繼真53歲，按古人的壽命确實已到了思考生死的年紀。志文說她“天性勤儉整肅，凡為婦為妻為母各得其道，相内治家自有條序，由是生理稍裕，與有力焉”，這是全文對徐繼真本人總體也是唯一的評價，或稱介紹。揭氏夫婦有兩兒兩女，豫撰墓志時已有三個孫輩。最後給徐繼真書寫墓志的是“契弟鄉貢進士範嚴”，範為淳祐七年（1247）進士，仕至臨川主簿。題蓋者“族兄朝散郎通判潭州軍州兼管内勸農營田事借绯經孫”，即徐經孫，《宋史》有傳，寶慶二年（1226）進士，曾“辟永興令，知臨武縣，通判潭州”，（《宋史》卷四一〇，第12347頁）為南宋中後期的著名文臣，徐氏一族中的有名人物。
《宋徐氏豫撰墓志銘》沒有刊刻徐繼真的卒年。豫撰墓志不可能提前落上墓主卒年，通行做法是留出空白，墓主去世後增補，或直接補于志文末。但揭紹宗寫道“若夫歸全歲月，非所知，俟書地券”，按這個表述，最初就沒打算将卒年書補于墓志上。另整理者認為志文本身作于淳祐十年（1250）是合理的，但墓志年代标注墓主“南宋理宗淳祐十年（1250）卒”不妥。明止堂這批墓志中還有一篇揭紹宗撰寫的墓志，即《宋徐孺人揭氏圹記》，（《明止堂藏宋代碑刻輯釋 墓志》，第266-267頁）這次的對象是他的女兒揭希慧。希慧是揭紹宗的長女，生于嘉定十四年（1221），于嘉熙四年（1240）嫁給了豐城富城鄉徐恭夫。後來她得了氣疾，身體長期不佳，寶祐二年（1254）春正月曾抱病回娘家，“越兩旬，小愈，乃歸”。不想“歸兩月而疾複作，秋初愈革，其母往視之。語其母曰：‘死固無憾爾，但為人為女為人婦皆不了。’言迄相顧而泣，後竟不起”。揭希慧纏綿病榻之時，其母還去探病，揭紹宗又僅徐繼真一妻，則徐氏自不可能卒于淳祐十年（1250）。可惜徐氏的地券未見，揭希慧的《徐思溫妻揭氏地券》（《明止堂藏宋代碑刻輯釋 地券》，第345頁）存留了下來。
為妻子豫撰墓志的清代案例
《宋徐氏豫撰墓志銘》是一個“自撰”“他撰”“豫撰”相結合的文本，特殊在于女性主動求銘，在于平民夫妻做出“非主流”之事，也在于這種行為反映出的生死觀念與地方社會風貌。請丈夫豫撰墓志銘，展現了南宋女性徐繼真自我意識的覺醒與參透死生的淡定從容。丈夫願意撰文，親友願意書寫題蓋，并最終能夠上石，掩于大地，讓人不禁贊歎夫妻二人的感情，也對當地包容、開放的社會風氣有更多美好想象。該墓志的最大特點在于志額，即将“豫撰”二字鮮明置于碑首。
著名學者、思想家、文學家方東樹于1831年給妻子撰寫了《妻孫氏生志》，這是丈夫為妻子豫撰墓志銘的一個清代例子。蘆葦菁評價說：“方東樹在妻子尚未去世時即為她撰寫墓志，這一點與傳統不符。”（《追懷生命：中國曆史上的墓志銘》，第209頁）實際上581年前揭紹宗與徐繼真的先例，在當時更與傳統有異。不過兩篇豫撰墓志有一些不同。其一，徐繼真為主動提出，而方東樹則是“憐其倍曆愍艱，老病且死，乃豫為之志，道其苦并述其行，及其見之也，以慰其心。以妻平生知文字為可貴，又樂餘之能文也，謂庶可以著其不朽故也”，（方東樹：《考槃集文錄》卷十一）主動為孫氏寫志。其二，《宋徐氏豫撰墓志銘》或是因為要上石，不過四百五十字，對徐繼真本人的刻畫較少；《妻孫氏生志》寫了近一千二百字，對孫氏文化水準、身體狀況、家事活動的細節着墨較多，在情感表達上也更為直接。其三，方東樹沒有使用“豫撰”二字，而代以“生志”。其四，《妻孫氏生志》在墓志文體特征上的表現相對不鮮明，文學性、抒情性強了不少。
兩篇豫撰志文也顯露一些相似之處。其一，為伴侶寫作墓志之前，丈夫一方都曾有喪葬預備活動。揭紹宗是先有自為墓銘，即将刻石的舉動；方東樹則是因十餘年前曾對孫氏有“汝勿死，待吾力稍裕能為若具棺殓而後可”之語，這時“奮然決志為假貸，購材木，使匠合成之”。預備喪葬之舉，會影響行事者本人及家庭成員的心态，促成某些決定。其二，豫撰墓志都有讓妻子安心，許以不朽的目的。徐繼真“君已自述傳不朽”之句，表達了一個女性對刻石不朽的向往，方東樹亦點明“以慰其心”“可以著其不朽”的撰志出發點。其三，夫為妻銘，少不了都要對妻子的美德良品進行誇贊，展現夫妻關系的和睦。
結語
讀罷以“生與偕老，内為吾助。刻石俟藏，冀安且固。更千萬年，或陵谷之變遷，尚賴觀者喟然而掩覆”銘文作為結束的《宋徐氏豫撰墓志銘》，追懷不已。在研究層面總是不得不去尋找“特殊”。《宋徐氏豫撰墓志銘》其實隻是一方普通南宋江西家庭婦女的墓志銘，如果不是因為“豫撰”，似乎也不會被特别關注，與顯宦名人墓志所受的關注度依然會近于天壤，一如生前。可本質上，每一方墓志後隐去的生命都是獨一無二的，這是一個難以解決的問題。集中注意力于著名人物的墓志、包含特殊資訊的墓志，挖掘每一分史料價值，是合理的研究選擇。而對于數量龐大，内容簡單相似，有着相似程式化語句的百姓墓志，可能“講故事”的餘地都不足，如何利用有待思考。收錄《宋徐氏豫撰墓志銘》的《明止堂藏宋代碑刻輯釋》一書，共刊布宋代墓志和地券共397方，主要都來自于江西撫州及鄰近地區，在時段上較為連貫，墓志與地券的相配度也不低，是一批帶有集中特色的碑刻。時間集中，空間集中，在人物關系上亦關聯緊密。粗讀這批墓志，已可大緻了解當地幾個大族的情況及諸族之間的密切姻親關系。墓志銘的内容是墓主的一生，也是墓主當時所處環境的一個縮影，能從多方面反映時代和社會的風貌。一定地區範圍内出土的時段連貫的平民墓志，在區域社會研究方面尤具利用可能。
縱觀曆代自撰墓志銘，徐繼真這篇《宋徐氏豫撰墓志銘》依然特殊，特殊在于這是一篇由丈夫所撰，屬于女性的撰于生前的墓志銘，還在于不多的自撰墓志者中，揭氏夫婦身份上已屬最平凡、最普通。中國古代通行的這種寫作墓志銘，刻石而存的做法極有穿透力與持久力，是一種希冀超越時空與生命的選擇。想必夫婦可感欣慰的是，數百年後，觀者見到這方豫撰墓志，不隻是喟然長歎，而是對他們的做法充滿肯定。這對平凡夫妻在遙遠時空下的“作品”，确實“安且固”，依然還有超越時空、生命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