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烏克蘭民族和烏克蘭國家的曆史是真實而不是虛構的，但另一方面，烏克蘭民族、國家和俄羅斯民族、國家無法切斷和割舍的複雜曆史關系也是真實的。隻有同時承認這兩個客觀事實，才有助于正視和解決兩國間剪不斷理還亂的糾葛和問題。
在俄烏戰争爆發前的全國講話中，俄羅斯總統弗拉基米爾·普京對烏克蘭作為一個主權國家的概念提出了質疑，引發争論。
烏克蘭民族與國家，究竟從何而來？與俄羅斯是何種關系？
一、兩族共同的起源與肇始
現代俄羅斯民族和烏克蘭民族同屬于東斯拉夫人，擁有共同的起源和漫長的共同曆史。公元8世紀中葉，東斯拉夫人在第聶伯河和德涅斯特河之間的廣袤地域從事農耕生活時，來自北歐斯堪的納維亞半島的維京羅斯人已經在波羅的海沿岸建立起一系列殖民和貿易據點，其中最重要的一個據點，位于今天俄羅斯聖彼得堡地區拉多加湖南岸的拉多加城，維京人留裡克三兄弟占據此地，既從事水運貿易，也依靠強大的武力充當雇傭兵，維護貿易秩序，調解當地東斯拉夫人之間的糾紛。
當地的東斯拉夫部落于是邀請維京人作為自己的統治者治理東斯拉夫之地，這種“邀請外人統治自己”是東斯拉夫人的一種政治傳統，在後來的俄羅斯曆史上又發生過多次。邀請的過程頗具傳奇色彩，根據古羅斯文獻《往年記事》中記錄：
“斯拉夫人到瓦良格人（即維京人）那裡說，我們的土地偉大而慷慨，卻無秩序。請做我們的王公，來統治和擁有我們吧。然後便有兄弟三人率其族人來到了羅斯土地，開始擁有和統治這裡。”
于是維京三兄弟中的大哥留裡克坐鎮拉多加城，開啟了烏克蘭和俄羅斯的共同曆史起源。這個不起眼的小城至今仍在，遺迹的石碑上刻着“羅斯人國家于此肇始”。這個共同起源在現代俄烏兩國均留下重要遺迹，俄羅斯繼承了“羅斯”的國名，烏克蘭則繼承了留裡克家族的族徽（海洋上的黃金三叉戟）作為國徽。
随着統治區域的不斷擴大，羅斯國家的統治中心從偏居一隅的拉多加城轉移到諾夫哥羅德，繼而征服南方的基輔，建立了對近現代俄羅斯和烏克蘭國家曆史極其重要的基輔羅斯政權。
二、始于12世紀下半葉的兩族分化與離散
基輔羅斯通過一系列重要曆史事件（如“羅斯受洗”）逐漸強大起來，鼎盛時期疆域南至塔曼半島，西至德涅斯特、維斯瓦河上遊，北至德維納河上遊。但至12世紀下半葉，因拜占庭衰落、羅斯統治集團内鬥等問題，基輔羅斯逐漸瓦解，成為兩個地方政權之一，即東北部的蘇茲達爾-弗拉基米爾公國（在今俄羅斯境内），和西南部的加利奇-沃倫公國（在今烏克蘭中西部），前者是近現代俄羅斯國家的來源，後者則是近現代烏克蘭國家的起源和建構國家認同的支柱。
加利奇-沃倫公國向西抵禦波蘭的同時又積極融入歐洲，“向西尋求文明”的态度後來成為了蘇聯解體後新生的烏克蘭國家“轉型”正義的支柱精神，也加劇了烏克蘭東部和西部的分裂。
至此，同出一源的俄羅斯和烏克蘭民族開始進入漫長的分化離散期。
12世紀上半葉，正在加利奇-沃倫公國國力蒸蒸日上，大有複興基輔羅斯之勢時，蒙古入侵打亂了整個東歐政治格局，在公國統治者頑強阻擊和反複的“臣服-反抗”中，蒙古曆經數十年，始終未能完全征服公國，而公國也在頻繁戰亂中日益衰弱、分裂，從14世紀初期開始，直到17世紀，分别屬于立陶宛王國-波蘭王國-波蘭&立陶宛聯盟，烏克蘭人至此失去了自己的國家，開始受其他民族和政權的統治，波蘭&立陶宛統治時期給烏克蘭國家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記，波蘭人帶來的天主教、波蘭式的松散民主、日耳曼的城市自治傳統和意大利的文藝複興精神在數百年時間裡深刻影響了烏克蘭西部，加劇了烏克蘭東西部在語言、文化、宗教、政治認同上的撕裂和對立，時至今日烏克蘭東南部和西部看起來完全不像是一個國家，“縫合感”十足。
而與此同時，蘇茲達爾-弗拉基米爾公國的統治中心轉移至莫斯科，莫斯科公國通過依附金帳汗國的蒙古統治者迅速壯大實力，在羽翼豐滿後又掀起反抗金帳汗國的鬥争，并通過與日落西山的拜占庭帝國聯姻，在拜占庭帝國滅亡後獲得其法統，構成現代俄羅斯國家的基礎。
是以，在俄烏戰争爆發前雙方的“嘴仗”中，烏克蘭方面往往避而不談涅瓦河流域的最初起源，而是反複提及“基輔羅斯”的原因，就是烏克蘭将自己作為基輔羅斯的正統繼承人，以基輔羅斯作為自己法統的來源。而将俄羅斯視為拜占庭帝國的繼承人，以此強調其正統性和合法性，更重要的是，從曆史的角度，将自己和俄羅斯徹底切割開來。
三、“隔閡”與“重逢”
15世紀末，波蘭&立陶宛統治下的烏克蘭地區出現了“哥薩克”現象，哥薩克的主體是俄羅斯人、烏克蘭人等斯拉夫民族和少數的非斯拉夫民族（除猶太人以外），他們從人口稠密的地區逃入烏克蘭中部和東南部的第聶伯河流域以及第聶伯河中遊北部支流和南布格河上遊地區。
在這些“蠻荒之地”獲得了遠離波蘭統治、自由生活的權力，可是又面臨着新的危險。奧斯曼土耳其和克裡米亞鞑靼人借助騎兵優勢，長年累月地在南俄地區進攻、擄掠、屠殺斯拉夫農民，最瘋狂時每年有超過十萬斯拉夫奴隸被轉賣至伊斯坦布爾，甚至大馬士革和埃及，使他們結成軍事公社來抵抗土耳其人和鞑靼人。這種自由自在、自給自足，卻又時刻面臨奴役威脅，随時需要軍事鬥争的生活特性賦予了哥薩克熱愛自由、不服管束，同時英勇善戰、殘忍好鬥的群體性格。
在長期和遊牧民族的軍事鬥争中，第聶伯河兩岸的哥薩克既熟悉和學習了遊牧民族的作戰方式，又從西邊得到了歐洲先進的火器技術，逐漸越戰越勇，不但常常大敗來犯的土耳其人，而且開始主動進攻奧斯曼土耳其。
土耳其不堪其擾，甚至對波蘭&立陶宛進行戰争威脅，要求波蘭管束烏克蘭地區的哥薩克。俄羅斯作家列賓的名畫《紮波羅熱哥薩克給蘇丹的回信》描繪了這一曆史事件。波蘭利用哥薩克群體南征北戰，同時波蘭對哥薩克的一系列管理問題引發了無窮無盡的沖突。1648年，波格丹·赫梅利尼茨基上司的哥薩克大起義爆發，建立哥薩克酋長國，周邊各方均卷入起義戰争中，為保證已确立的獨立地位不再受到波蘭和土耳其的威脅，1654年，哥薩克與沙俄簽訂《佩列亞斯拉夫條約》，在確定哥薩克酋長國高度自治獨立地位的基礎上，俄羅斯和烏克蘭兩個分道揚镳達四百年之久的民族再次聯合起來。
但這種聯合帶來了很大的問題，在烏克蘭人看來，雙方的聯合是基于對等的關系，他們的國家認同是一種二進制遞進的認同，即認為沙俄是“大俄羅斯”，烏克蘭是“小俄羅斯”，二者是相對平等的地位。
烏克蘭人承認和尊重大俄羅斯的最高統治權，同時保持和強調小俄羅斯的獨立性。這是一種基于兩個民族數百年分化現實的态度，能夠在當時維持兩個民族的聯盟關系，但并不能持續很久。
因為哥薩克高度民主、自由松散的政治态度和沙俄從金帳汗國繼承而來的專制主義政治傳統不相容，尤其是哥薩克桀骜不馴又擁有強大的武力，在帝國内部是一股很不穩定的力量，是以在高度依賴哥薩克武力的同時，沙俄一直在不斷削弱哥薩克的政治獨立性，并最終将烏克蘭從一個高度自治的政治實體變成了俄羅斯帝國地理上的一部分。
四、從“小俄羅斯人”到“烏克蘭人”
同時，沙俄統治者認為，烏克蘭和俄羅斯在文化、政治傳統、社會結構上的差異，是烏克蘭在數百年分化過程中受到西方（波蘭化）影響的結果，可以通過“俄羅斯化”對其進行反向矯正進而同化，這實際上是不承認烏克蘭民族自主性的表現。
在這種思想的主導下，從19世紀開始，沙俄對烏克蘭進行了日益嚴厲的同化運動，将俄羅斯的語言、文字、文化在烏克蘭地區推行。而與此同時，烏克蘭西部仍有部分領土處于哈布斯堡王朝統治下，在日益衰落的哈布斯堡王朝的“懷柔”統治下，西烏克蘭反而獲得了更大的獨立性和自主性。尤其是在1848年加利西亞革命之後，烏克蘭的民族意識和民族文化在西烏克蘭出現了短暫的覺醒和複興，使西烏克蘭成為了日後烏克蘭民族主義的一個搖籃，也加劇了持續數百年的東西分裂。
哈布斯堡治下的西烏克蘭民族主義者和沙俄治下東躲西藏的烏克蘭民族主義者聯合起來，使烏克蘭民族主義運動從一開始就帶有鮮明的反俄色彩。
從這一時期開始，他們開始使用“烏克蘭人”這一稱謂取代傳統的“小俄羅斯人”來差別自我，并切斷與俄羅斯之間的民族關系，以彰顯獨立性。是以當這股力量主導日後的烏克蘭政治走向時，“反俄”就變成了天然背景。
是以當代的烏克蘭國家官方叙事時，其古代部分邏輯是“基輔羅斯-加利奇沃倫公國—波蘭立陶宛統治時期-哥薩克酋長國-沙俄統治時期”，着力強調其與俄羅斯分化後的獨立發展脈絡，有意回避其與俄羅斯的共同曆史，并系統性切割其與俄羅斯千絲萬縷的曆史聯系。
比如過度美化哥薩克民主制度，将其與沙俄的專制傳統對立起來，營造烏克蘭民主，俄羅斯專制，烏克蘭文明，俄羅斯野蠻，烏克蘭是歐洲人，俄羅斯是亞洲人的二進制對立思維，這是将政治利益置于曆史真相之上的做法，不值得肯定。
但是也應當看到，在基輔羅斯解體之後，俄羅斯和烏克蘭的分化态勢非常明顯，烏克蘭民族文化和傳統的形成并非完全是受西方影響的結果，而是具有相當自主性的内生文化傳統，他們并不是“被波蘭化的俄羅斯人”，而是從一根藤上長出兩個瓜其中的一個，獨立的烏克蘭民族的形成是一個毋庸置疑的曆史事實。
五、烏克蘭民族國家的重構與言說
一戰和二戰造成的歐洲政治格局變動，使西烏克蘭終于回歸了烏克蘭，烏克蘭作為一個整體融入了蘇聯，但在整個過程中，烏克蘭各方基于不同的立場而采取的行動影響遺傳至今，并導緻了當今烏克蘭社會撕裂、民族對立、曆史虛無和認同混亂等一系列問題。
1917年沙俄崩潰後，西烏克蘭的民族主義者建立了“烏克蘭人民共和國”。與此同時，聽命于莫斯科的烏克蘭布爾什維克建立了“蘇維埃烏克蘭共和國”。烏克蘭人民共和國的藍軍（即《鋼鐵是怎樣煉成的》裡的彼得留拉匪幫）、沙俄殘餘的白軍、蘇維埃烏克蘭的紅軍、《布列斯特和約》後進占烏克蘭的德奧軍隊、馬赫諾上司的黑軍，和部分協約國軍隊在烏克蘭大地上混戰一團，除去外國軍隊外，紅藍黑白四支軍隊及其背後的勢力哪一支代表烏克蘭，成為俄烏兩國曆史分歧的一個焦點。
在蘇聯時代的曆史叙事中，代表烏克蘭的毫無疑問是紅軍。而相對的藍軍則被貶低為“彼得留拉匪幫”。但蘇聯解體後，烏克蘭民族主義者逐漸掌控了現代烏克蘭國家的政治走向，基于前文提到的“反俄”性質，烏克蘭的國家曆史叙事完全倒轉了過來，“彼得留拉匪幫”轉而成為烏克蘭曆史的主角，如今烏克蘭黃藍兩色的旗幟，其實就是一戰時烏克蘭人民共和國的國旗。
關于二戰期間的曆史，也存在相似的情況，蘇聯解體後作為主權國家的烏克蘭，由西部民族主義者主導了整個建構過程。
烏克蘭将俄羅斯視為蘇聯解體後的繼承人，與自己相對立起來，認定烏克蘭曆史上的一切苦難都與蘇聯和俄羅斯有關，烏克蘭是一個單純的“被奴役者”“被壓迫者”和“受害者”。烏克蘭大饑荒如此，之後的切爾諾貝利也是如此。
但曆史顯然沒有如此“二極管”，在蘇聯時代，烏克蘭基于重要的地緣政治位置和第二大民族的地位，擁有了遠超波蘭和沙俄統治時期的自治權。基于語言和文化的相似性，大量烏克蘭人在蘇聯黨、政、軍、企中占據了重要的上司地位，形成了具有話語權的政治集團，他們利用蘇聯的民族政策積極發揮作用，為本民族謀取自主空間。尤其是在赫魯曉夫統治時期，烏克蘭在聯盟内取得了僅次于俄羅斯的崇高地位。
聯盟對烏克蘭的建設投入極大的資源，使烏克蘭成為聯盟的一個重要的工業、農業基地，政治和經濟話語權舉足輕重，獨立自主空間日益增大，烏克蘭民族語言、文化得到複興，甚至連本不屬于烏克蘭的克裡米亞也劃分給烏克蘭。
烏克蘭民族主義運動也借由這種氛圍擡頭，并直接為戈爾巴喬夫時代公開主張烏克蘭主權的“魯赫”運動打下了基礎。說蘇聯完全是烏克蘭民族主義者所謂的“受壓迫時期”其實是不成立的，相反，蘇聯時代中間的某些時期，反而是烏克蘭民族主義運動的黃金發展期。烏克蘭也并非單純地“被壓迫者”，相反，烏克蘭是蘇聯的重要股東群組成部分，烏克蘭人是蘇聯高層的重要組成力量。
綜上所述，當代烏克蘭官方曆史叙事之是以和俄羅斯的官方曆史叙事尖銳對立，徘差不斷，其根本原因就在于蘇聯解體後烏克蘭的“轉型正義”強行将俄羅斯視為蘇聯解體後的帝國繼承者，繼而自然地認為帝國遺産的繼承者也應當承擔帝國的“罪行”和“債務”，而将自己建構成為單純的受害者和被壓迫者，全然不顧俄羅斯和烏克蘭都是帝國遺産繼承者這一事實。
在這種叙事中，隻有烏克蘭在曆史上所受的苦難，沒有烏克蘭曆史上受到的好處，所有的壞事都是俄羅斯和蘇聯強加給烏克蘭的，而烏克蘭是完全無辜的受害者。
這種曆史觀念加劇了烏克蘭社會的撕裂和對立，使烏克蘭的民族問題達到了不可調和的程度。根據烏克蘭國家統計局的資料，截至2020年，烏克蘭總人口數量為41902416人，俄羅斯族人口占總人口的17.03%，以俄語為母語和将俄語作為第一交際語言的人接近一半。
2014年，烏克蘭族群關系緊張，開啟了連綿不斷的烏東内戰。
烏克蘭民族和烏克蘭國家的曆史是真實而不是虛構的，烏克蘭作為獨立國家的主權毋庸置疑。
但另一方面，烏克蘭民族、國家和俄羅斯民族、國家無法切斷和割舍的複雜曆史關系也是真實的。
隻有同時承認這兩個客觀事實，才有助于正視和解決兩國間剪不斷、理還亂的糾葛和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