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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年前對烏克蘭局勢的判斷

作者:我是大白牙

這個國家非常獨立,在大多數領域都與西方合作,但卻小心翼翼地避免對俄羅斯的體制性敵意。

八年前對烏克蘭局勢的判斷

關于烏克蘭的公開讨論都是關于對抗的。然而,我們知道路向何方嗎?在我的一生中,我看到的四場戰争,都以極大的熱情和公衆的支援開始。我們并不知道如何結束所有這些戰争,我們單方面撤出了其中三場戰争。對政策的考驗,是它如何結束,而不是如何開始。

烏克蘭問題常常是一種攤牌的姿态:烏克蘭是加入東方,還是西方?但是,如果烏克蘭要生存和繁榮,它絕不能成為任何一方對抗另一方的前哨——它應該充當它們之間的橋梁。

俄羅斯必須承認,試圖迫使烏克蘭進入衛星國地位,進而再次移動俄羅斯的邊界,将使莫斯科注定要重蹈覆轍,進入與歐美互相施壓、自我實作的死循環。

西方必須明白,對俄羅斯而言,烏克蘭永遠不可能隻是一個外國。俄國曆史開始于被稱為基輔羅斯的地方,俄羅斯宗教從那裡傳播開來。幾個世紀以來,烏克蘭一直是俄羅斯的一部分,在此之前,它們的曆史就交織在一起。從 1709 年的波爾塔瓦戰役開始,俄羅斯争取自由的一些最重要的戰役,都是在烏克蘭領土上進行的。

黑海艦隊——俄羅斯在地中海地區投射力量的手段——在克裡米亞塞瓦斯托波爾長期駐紮。即使像亞曆山大·索爾仁尼琴和約瑟夫·布羅茨基這樣著名的持不同政見者也堅持認為,烏克蘭是俄羅斯曆史的一個組成部分,事實上就是俄羅斯的一部分。

歐盟必須認識到,在

八年前對烏克蘭局勢的判斷

烏克蘭與歐洲關系的談判中,歐盟官僚作風拖沓,戰略因素從屬于國内政治,導緻談判演變成危機。外交政策是一門強調先後有别、輕重有分的藝術。

烏克蘭人是決定性因素。他們生活在一個曆史複雜、通曉多種語言的國家。1939 年,烏克蘭西線部分并入蘇聯,成為斯大林和希特勒瓜分的戰利品。克裡米亞 60 %的人口是俄羅斯人,直到 1954 年,烏克蘭出生的尼基塔·赫魯曉夫在慶祝俄羅斯與哥薩克達成協定 300 周年之際,才将克裡米亞納入烏克蘭版圖。烏克蘭西部大部分是天主教徒,而東部大部分則是俄羅斯東正教。

西烏克蘭人說烏克蘭語,而東烏克蘭人主要說俄語。烏克蘭的任何一方試圖支配另一方——這一直是一種慣用模式——将最終導緻内戰或分裂。将烏克蘭視為東西方對抗的一部分,将使俄羅斯和西方——尤其是俄羅斯和歐洲進入一個合作性國際體系的前景在數十年内化為泡影。

八年前對烏克蘭局勢的判斷

烏克蘭獨立隻有 23 年,從 14 世紀開始就一直處于某種外國統治之下。毫不奇怪,它的上司人沒有學會妥協的藝術,更不用說曆史的視角了。獨立後的烏克蘭政治清楚地表明,問題的根源在于烏克蘭政治家試圖将自己的意願強加于該國的頑抗地區,先是一派,然後是其對立派。

這是亞努科維奇和他的主要政治對手季莫申科之間沖突的實質。他們代表着烏克蘭的兩翼,并不願意分享權力。一個明智的美國對烏克蘭政策,是需要尋求一種讓烏克蘭的兩個部分互相合作的方式。我們應該尋求和解,而不是一個派别的統治。

俄羅斯和西方,尤其是烏克蘭的所有派别,都沒有按照這一原則行事。每一個派别都使情況變得更糟。在俄羅斯的許多邊界已經岌岌可危的時候,如果不統一自己,俄羅斯就無法強行實施軍事解決辦法。對西方來說,妖魔化普京不是一種政策,而是一種缺失的借口。

普京應該意識到,不管他有什麼不滿,軍事強加政策都會導緻另一場冷戰。就美國而言,它需要避免把俄羅斯當作一個不正常的國家,耐心地接受華盛頓制定的行為準則。普京是一個嚴肅的戰略家——以俄羅斯曆史為前提。了解美國的價值觀和心理學不是他的強項。了解俄羅斯曆史和心理也不是美國決策者的強項。

各方上司人都應該重新審視結果,而不是在擺姿态方面互相競争。以下是我對于符合各方價值觀和安全利益的結果的看法:

1)烏克蘭應有權自由選擇其經濟和政治聯盟,包括與歐洲的聯盟。

2)烏克蘭不應該加入北約( NATO ),這是我七年前提出的立場。

3)烏克蘭應自由建立符合其人民表達意願的任何政府。明智的烏克蘭上司人會選擇在他們國家不同地區之間實作和解的政策。實際上,他們應該追求一種堪比芬蘭的姿态。毫無疑問,這個國家非常獨立,在大多數領域都與西方合作,但卻小心翼翼地避免對俄羅斯的體制性敵意。

4)俄羅斯吞并克裡米亞不符合現有世界秩序的規則。但在一個不那麼令人擔憂的基礎上處理克裡米亞與烏克蘭的關系應該是可能的。為此,俄羅斯将承認烏克蘭對克裡米亞的主權。在有國際觀察員在場的情況下舉行的選舉中,烏克蘭應該加強克裡米亞的自治權。這一程序将包括消除有關塞瓦斯托波爾黑海艦隊地位的任何模糊不清之處。

這些隻是原則,不是藥方。熟悉這一地區的人都知道,并非所有這些舉措都能讓各方滿意。關鍵不在于各方絕對的滿意,而是平衡不滿意的各方。如果不能實作基于這些或類似條件的某種解決方案,烏克蘭局勢就會加速走向對抗。而這一時刻很快就會到來。

基辛格從 1973 年到 1977 年擔任美國國務卿,本文發表于2014年3月6日《華盛頓郵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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