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籍漢學家白亞仁（Allan H. Barr），先後畢業于劍橋大學和牛津大學，現任美國波摩納學院亞洲語言文學系教授，曾出版中文專著《江南一劫：清人筆下的莊氏史案》（浙江古籍出版社，2016）。白亞仁2000年開始翻譯中國當代文學，迄今翻譯出版了餘華的《在細雨中呼喊》（Cries in the Drizzle: A Novel，2007）、《十個詞彙裡的中國》（China in Ten Words，2011）、《黃昏裡的男孩》（Boy in the Twilight: Stories of the Hidden China，2014）、《第七天》（The Seventh Day: A Novel，2015）、《四月三日事件》（The April 3rd Incident: Stories，2018），均由美國蘭登書屋（Random House）出版，還編譯了韓寒的随筆雜文集《這一代》（This Generation，2012）。
訪談
白亞仁
汪寶榮：您長期從事明清小說及曆史研究，為何2000年開始翻譯中國當代文學？您自稱是翻譯中國當代文學的漢學家隊伍中“較為少見的怪物”，并提到研究古典文學的艱辛和您對一些中國當代文學英譯本的不滿。是這兩個因素促使您轉向中國當代文學翻譯嗎？可以把您稱作“學者型譯者”嗎？我認為您的譯者習慣突出展現在對譯文精确性的追求上，而這顯然受到了您治學方法的影響。學者型譯者的翻譯選材還往往受其學者慣習的影響。蒲松齡的文言故事與餘華的現代派小說在主題或風格上有何關聯，使您如此青睐餘華的作品？
白亞仁：20世紀90年代以來，西方對當代中國的興趣漸增，中國當代小說譯本卻很少。1996年晉升為正教授後，我覺得自己可以自由地做翻譯了。我喜歡翻譯尚在世的中國作家的作品，這為我開辟了一個全新的活動領域，也讓我有機會從事另一種創造性的寫作。事實上，我沒有中止研究明清文學，其中的困難和艱辛并沒有讓我卻步。近20年來我積極從事翻譯，主要是因為我喜歡做翻譯——翻譯給了我一種不同于學術研究的滿足感。我不反對你給我貼上“學者型譯者”這個标簽，但我想指出的是，我做的不是過于學術性的翻譯，換言之，我的翻譯沒有很長的譯者序、大量腳注或其他學術性包裝，而且不是大學出版社出版的。我的譯作旨在吸引普通讀者和對中國有所了解的西方人。很難說我的研究習慣多大程度上影響了我的翻譯，但我确實花大量時間修改、微調自己的譯文，直到我覺得再也無法改進才作罷。我想你說的這種關聯主要在于這兩位作家的語言都很簡潔，叙事風格生動活潑，翻譯時都不需要編輯。此外，他們塑造的作品人物都令人難忘，故事本身都引人入勝。最後，他們都有幽默感——時而熱情，時而尖刻。
《在細雨中呼喊》英文版封面
汪寶榮：您曾提到自己翻譯餘華作品的目标是簡潔、精确、優美、流暢、生動。對餘華作品翻譯來說，哪個标準最重要？您為什麼要自定這麼高的标準？它是否适用于評價他人翻譯的餘華作品？
白亞仁：我認為很難對這些不同的标準賦以絕對值。有時優美可能特别重要，而在另一種情況下，生動可能是我最關心的問題。就餘華作品翻譯而言，如果一定要我說哪個标準最重要，那麼它應該是簡潔，因為其他四個标準通常都涉及簡潔。多年翻譯、修改、潤色餘華作品譯文的經驗以及對他人譯作的觀察，使我認識到餘華作品翻譯涉及的一些關鍵問題，相應地，我給自己的譯文定下了這些标準。如果不給自己定下高标準，我就不會對自己的工作感到滿意。譯作出版後，我總發現有的地方自己本來可以譯得更好，于是難免感到有些遺憾，因為要改進為時已晚。我不認為我的翻譯标準必須被用于衡量他人翻譯的餘華作品，但人們期待中國文學譯者能提供高品質的譯作，我想這是公平的。中譯英雖然極具挑戰，但譯者應使自己的翻譯達到盡可能高的水準。
汪寶榮：您曾指出，1996—2010年餘華作品英譯出版是“一段曲折的曆史”。請具體介紹餘華作品英譯出版史和現狀。
白亞仁：2010年前餘華作品在美國的翻譯出版波折較多，之後則趨于平穩、順利，我想這主要因為餘華在美國有了固定的出版社即大牌的蘭登書屋，且随着餘華作品的市場效應漸好，編輯開始系統策劃推介餘華作品。1996年，夏威夷大學出版社出版了餘華在美國的第一本書——《往事與刑罰》（The Past and the Punishments），收入8篇短篇小說，由美國漢學家安道（Andrew F. Jones）翻譯。與此同時，白睿文（Michael Berry）和安道開始分頭翻譯《活着》和《許三觀賣血記》。他們譯完後自行聯系出版社，但譯稿均被拒。後來，在餘華的代理人王久安女士的努力下，蘭登書屋資深編輯蘆安·瓦爾特（LuAnn Walther）拍闆買下了這兩本書的版權，并安排于2003年先後出版。此後，蘭登書屋成了餘華在美國的固定出版社，餘華與蘆安一直保持着穩定而持續的合作。我在2000年看中并着手翻譯的是短篇小說集《黃昏裡的男孩》，但兩年後蘆安拿到我的譯稿後認為，短篇小說集在美國的市場前景遠不如長篇小說，這本書最好等餘華在美國更出名後安排出版，結果到2014年初才出版。現在看來她當初的決定是正确的，我佩服她的遠見卓識。2001年春，我和餘華在北京初次見面。後來，彼此越來越熟悉，合作也就越來越多。除了《黃昏裡的男孩》，我翻譯的餘華作品都是他約請我或他和我一起發起，然後向蘭登書屋提出翻譯出版計劃。2007年至今，餘華在美國出版的書都是我翻譯的，隻有一本是例外：2009年出版的《兄弟》（Brothers: A Novel）是周成蔭、羅鵬（Carlos Rojas）合譯的。2006年前後，餘華曾就翻譯《兄弟》一事與我商量，但之前我家裡出了狀況，是以我沒有心思翻譯這部大書。由于《兄弟》和《十個詞彙裡的中國》出版後反響都很不錯，蘭登書屋編輯對餘華作品有了信心，從此出版管道變得暢通。
汪寶榮：您翻譯出版的五部餘華作品中，哪一本最成功？哪些書受到好評但銷路不太理想？
白亞仁：迄今為止，《十個詞彙裡的中國》獲得的評論最多，賣得也最好。英語讀者普遍覺得這本書很吸引人，讀起來很愉快。餘華把個人回憶、觀察和見解融入十個詞彙中，這種寫法既新穎又有效。這本小書生動活潑，精彩故事不斷，有的令人捧腹，有的讓人悲傷，有的使人震驚，讀起來很少有沉悶的時刻。《黃昏裡的男孩》獲得了好評，但商業吸引力有限。《在細雨中呼喊》為中國文學研究者所喜愛，但普通讀者大多覺得它過于凄涼陰暗，不對他們的口味。至于《第七天》，從亞馬遜網站上讀者評分來看，這部小說很大程度上在美國引起了積極反響。在目前看到的45人次的評分中，49%的讀者給它評了五星，27%的讀者評了四星。我們可以将其與《許三觀賣血記》作比較——後者在亞馬遜網站上有29人次的評分，其中51%的讀者評了五星，22%的讀者評了四星——這說明這兩部小說的認可度大體相當。到目前為止，《第七天》英文版不是一本暢銷書，但對一部中國當代嚴肅小說來說，它的銷量是可觀的，而且會有更多的人來讀它。
汪寶榮：您曾指出，2009年前，餘華作品英文版的出版明顯滞後于其他歐洲語版本，反映了以下兩個事實：一是英語世界精通中文的文學譯者相對缺少，二是美國出版商對中文小說在美國市場的盈利能力缺乏信心。我認為其根源在于美國缺乏韋努蒂（Lawrence Venuti）所說的“翻譯文化”。有了這種翻譯文化，就容易培育一個支援并鼓勵翻譯文學出版的内行讀者群。
白亞仁：我當時所指的是十年前的情況，應該說近年來情況有所好轉。現在美國有不少翻譯中文作品的優秀譯者，還有一個蓬勃發展中的專門資助翻譯項目和展示翻譯成果的機構——美國文學翻譯家協會。我認為上述問題的根源主要是讀外國翻譯作品的美國人不多。主流美國文化相當排斥外國文化，美國人一般隻關注本土文化，而且很多美國人到外國旅行的經驗很少甚至沒有。相比之下，歐洲人更具國際視野，是以比較容易接受翻譯作品。
汪寶榮：您曾指出，“中國文學的國際影響在一定程度上是我們翻譯家的工作創造的，我們的工作做得越出色，原著的國際影響應該就越大，但中國文學的國際影響還受到更多因素的制約”。在另一篇文章中，您又指出不少因素影響了餘華作品在美國的接受，其中“翻譯品質問題可能是最不重要的”。如果我的了解沒錯，您沒有貶低翻譯品質重要性的意思。那麼，好的譯文會對作品接受起到什麼作用？近年來您似乎從小說翻譯逐漸轉向了随筆、雜文等非虛構作品翻譯。什麼原因使您的選材興趣發生了變化？
白亞仁：這些問題錯綜複雜，難以給出完整的回答，是以我暫時不做評論。不過，我想說的是，一本不完美的譯作（如《活着》英文版）也可能擁有廣泛的讀者，但好的譯作無疑對讀者的吸引力更大，本身成為經典作品的潛力也更大。我的翻譯選材興趣不見得就有了變化。更重要的原因是過去十年我經常受邀翻譯非虛構類作品。中國當代作家那麼多，關于個人生活經曆的精彩故事也就很多；這些非虛構作品可以在翻譯中很生動地再現出來，西方讀者特别感興趣。但今後如果有機會，我仍然滿心期待着翻譯更多小說作品。
（汪寶榮系杭州師範大學外國語學院特聘教授）
來源：《文藝報》2022年2月25日第四版
編輯：劉雅
二審：王楊
三審：陳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