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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傷之後,他失去了3個手指,做保安都被嫌棄

噩夢

剛住進康複醫院時,大寶總做同一個夢:小女兒掉進水裡,他跳下去伸出手撈,卻怎麼都抓不住,急得大哭起來。

驚醒之後,疼痛從右手傳來,他才想起自己沒了三個手指。

2015年,大寶和一個學徒工搭伴檢修機器,他把手伸進下料口操作,同時讓學徒把機器調慢,學徒轉反了方向,機器猛地加速,把他的右手卷了進去。等他取出手,血已經染紅了白色的勞保手套。大寶不敢拿掉手套,也不知道手指到底還在不在,忍着劇痛坐進救護車。等他醒來,大拇指、食指和小指已經被截肢。

工傷之後,他失去了3個手指,做保安都被嫌棄

手術後,他剩下的指頭無法屈伸、手掌不能用力,右臂隻能微微擡起。他在蘇州打了10年工,每天工作12個小時,幾乎很少休息。軋一米鋼梁能拿到三分錢,多的時候,一個月能拿到1萬元,養活一家五口。

失去手指後,他覺得自己成了一個廢人,生活難以自理,家庭沒了收入。那段時間,他困在康複醫院,妻子要和他離婚、父親在老家突發腦梗、公司則不願全額賠償。他感覺眼球發脹發昏,好不容易睡着了,卻又被噩夢吓醒。

日複一日地通勤、打卡、操作機器,再熟悉不過的流程,卻偏偏在一瞬間失控了……

工傷

随着制造業發展、城市建設加快,工傷出現了。

據《2020年度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事業發展統計公報》[1],2020年共認定工傷112萬人,這意味着每天有超過三千人在工作崗位上受傷。按照現行《工傷保險條例》,工傷發生後,企業先行墊付合規的醫療費用,30天内進行工傷認定。認定後,經過治療和康複,企業或員工可申請勞動能力鑒定,根據鑒定評級的結果确定賠償金額。

工傷之後,他失去了3個手指,做保安都被嫌棄

(一位腳部受傷的勞工)

制造業容納了大量進城務勞工員,機械操作、長期加班以及缺乏安全教育訓練等原因,導緻大量工傷發生。長期以來,企業重賠償、輕預防、輕康複,期望盡快了結所有糾紛。但對于受傷員工來說,不同程度的殘疾終身伴随,重新回歸社會和工作崗位面臨重重困難,這些并非賠償能夠解決。

制造業發達、臨近香港的珠三角地區最先接受了醫療康複的理念。2001年,廣東省工傷康複中心成立,2004年成為全國首家工傷康複綜合試點機關。2007年,勞動和社會保障部印發《關于印發加強工傷康複試點工作指導意見的通知》,但從理念、政策到實際執行,過程非常漫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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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19歲的葉忠林在東莞打工,連續長時間加班後,不小心被機器切掉中指指尖。治療三個月之後,他被鑒定為十級工傷,那時,他完全沒有聽說過康複治療。

受傷後,葉忠林離開流水線,四處輾轉後來到蘇州,加入星星家園社工中心,為工傷工友提供必要的幫助。2015年,他與蘇州一家康複醫院建立了合作關系,在醫院二樓角落開辟了一個工作站,每周有兩天在這裡為工友提供心理和職業康複相關咨詢。

同年,江蘇省實施《工傷保險條例》辦法釋出,明确:“工傷職工經治療或者康複,傷情相對穩定後存在殘疾、影響勞動能力,或者停工留薪期滿的,用人機關、工傷職工或者其近親屬應當及時向社群的市勞動能力鑒定委員會提出勞動能力鑒定申請,并按照規定送出有關資料。”工傷康複成為勞動能力鑒定前必須的步驟:鑒定委員會認為傷者已經接受充分醫療和康複後,才能進行勞動能力鑒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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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葉忠林(中)在康複醫院向工傷工友了解情況)

企業和傷者普遍都沒有康複意識。在江蘇,工傷治療後是否需要進行康複,誰負責告知都沒有明确落實方式。以蘇州為例,根據江蘇省公布的社保資料,蘇州2020年享受工傷保險待遇的人數為3.1萬人,目前在蘇州有一家合作定點康複醫院、一家職業病定點康複醫院,“這家合作定點康複醫院一年接診的案例約在一兩千例”,葉忠林在這家醫院開展了六年多志願服務,根據他的估算,大量工傷員工并沒有進入康複環節。

康複治療

大寶進行第一次手部手術後,聽其他病友提起“康複”的說法。“我自己拿手機搜尋,然後問醫生這醫院有沒有康複科”,醫生告知他們沒有康複科,但是可以找個治療師給他“掰掰手”,“按摩活動了幾天,我感覺手明顯好一些,和實體治療師聊天,她說我這需要去專業的康複醫院。”大寶四處打聽,才搞清楚工傷康複的申請和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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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葉忠林在康複醫院和受傷工友進行小組讨論活動)

到了醫院,康複醫生對大寶的情況進行了評估,安排康複項目,他可以康複兩個療程,每個療程三個月。

康複的項目包括實體治療、電流刺激神經以及其他手部力量和神經的鍛煉。第一個療程後,大寶僅剩的手指力量逐漸恢複,手指不再蜷縮成一團。肩膀和肘關節因為事故被機器拉扯造成無法擡高舉起,經過日複一日的擡手練習,也能舉到肩膀高度。

肢體的好轉給了大寶極大的安慰:在康複期間,他曾到上海咨詢假肢,碰到一個同樣是右手殘疾的工友,對方沒有進行康複,長期不用右手,從手臂到手指已經嚴重肌肉萎縮,如同幹枯的樹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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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在蘇州一家電子廠打工的劉超宇摔傷。他站在三米高的可移動鋼架上檢修空調,移動過程中不慎墜落,右腳跟骨骨折。

術後他自行回家休養,三個月後,他突然接到一個電話,通知他去康複醫院進行治療。“我不知道具體是哪個政府部門打的電話,就按照訓示去找醫生”,劉超宇自己猜測,也許是他的傷情經過康複後能夠降低勞動能力鑒定評級,是以成了政府主動通知的案例。他拄着雙拐住進了康複醫院,經過兩個療程的康複後,他已經可以抛開拐杖,自主行走。

2017年,他被鑒定為9級傷殘,按照正常經驗,康複前他的狀況應該被評為8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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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複的好處顯而易見。它既能促進傷者最大限度地恢複生活和工作能力,并重返社會,也能夠讓傷殘鑒定和補償更加客觀合理。

在制造業密集的城市,工傷多涉及四肢的骨折、神經受損等。對于這類傷者,康複介入越早越能有效減輕傷殘程度和防止并發症。

不同于單純的就醫行為,工傷康複涉及法定程式,需要由企業墊付費用,工傷保險統籌,而雙方往往由于缺乏認知、溝通不暢或者陷入糾紛,而耽誤康複時間。

2020年10月,錢秋英的手指被軋面機嚴重壓傷。

手術後,她回到公司宿舍待了一個多月,複查時,手指嚴重粘連,手掌緊緊蜷縮,此時醫生才說,她這種情況需要去康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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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錢秋英的手進行了手術)

公司始終想要盡快擺脫受傷的錢秋英,一開始她要求工傷認定時,公司稱:你這不屬于工傷,你不是在工地工作。手術結束後,公司又要求她返崗工作,當她提出要去康複,公司反問:“有這個必要嗎?”她四處打聽,并要求醫生出具證明,才迫使公司配合辦理了手續。

2020年底,錢秋英住進了蘇州的康複醫院。因為害怕家人擔心,一直瞞着他們,女兒每次要求視訊,她都要走到醫院樓外,匆匆說幾句就挂斷,回到病房後,又止不住流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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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錢秋英的手心傷痕明顯)

那個春節,她是在康複醫院度過的,疼痛、孤獨和來自公司的冷嘲熱諷讓她瀕臨崩潰,一度覺得喘不上氣,主治醫生進行緊急處理後,應她的要求開了安眠藥,整個康複期間,她都靠藥物入睡。盡管她小心翼翼地隐藏情緒,她的抑郁還是引來了病友和葉忠林的關注。在他們的建議下,她去蘇州市第一人民醫院精神醫學科檢查,被診斷為“抑郁狀态”。

“我以前根本想象不到,那種心慌到不能呼吸的感覺”,46歲的錢秋英把大部分人生投入到了照顧家庭,第一次離家打工就遭遇了工傷。她在蘇州沒有說得上話的朋友,丈夫在老家從事高壓電相關工作,她害怕丈夫分心,沒有告訴他。手術後,她住在公司宿舍裡,洗衣服隻能用左手一點點搓幹淨,看着自己笨拙的動作,又忍不住掉眼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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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錢秋英的診斷證明)

一旦肢體落下殘疾,人的信心就會逐漸被生活細節磨滅。

在康複醫院,治療師會引導患者适應傷殘後的生活:右手不行,就學習用左手吃飯、玩手機;單腳無法行走,就要練習拄拐。

醫院安排了護工給大寶喂飯,大寶總是把人家趕走,甯願自己用左手一點點吃,“我不想感覺自己是一個廢物”。

受傷前,大寶是家裡唯一的經濟來源,這也是他底氣的來源。少了三個手指後,他斷定以後很難找工作,沒有收入,愧對父母和妻女。這種擔心沒等他出院就應驗了,先是妻子頻繁争吵,甚至提出離婚,過了不久大寶的父親又在老家發生腦梗。出院後他傳回原廠工作,工廠在補償金額上讨價還價。因為工傷導緻的這一系列連鎖反應堆積成一座大山,讓大寶覺得自己渺小又無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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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前,葉忠林每周去康複醫院進行兩次探訪,介紹情況類似的工友互相認識,建起工傷工友群,為他們的焦慮和壓抑打開了出口。

他和大寶、劉超宇、錢秋英就是在醫院認識的,成為他們的傾聽者,幫他們恢複自信,了解賠償标準,直至重返社會。

心理重建

重返社會不僅需要身體上的康複,更要經曆心理重建和職業規劃。

國家人社部的相關實施辦法中明确指出,工傷康複包括醫療康複、職業康複和社會康複,但目前大部分地區缺乏職業康複和社會康複的有效途徑。在康複醫院的治療大廳,能夠看到一些針對職業操作的康複設施,擰閥門、電工操作、小推車訓練等,但這對實際就業幫助并不大。

在葉忠林接觸的工友中,有明顯肢體殘疾的幾乎很難再找工作,沒有明顯殘疾的,隻有隐瞞工傷經曆才能找到工作。按照國家政策,雇傭殘障人士的公司能夠享受稅收優惠。“公司甯願雇傭天生殘疾的員工,也不願意要我們這種輕微工傷的,”找工作頻繁碰壁之後,大寶認清了這個現實,“他們認為我們以前出過工傷,會不會更容易出事,或者容易和公司有糾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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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葉忠林在康複醫院組織工友了解勞動法等相關知識。)

十幾歲出門打工,大寶沒有休息的概念,也不知道怎麼打發時間。他負責接送孩子、做飯、做家務。帶着女兒逛超市時,他總是把手揣在口袋裡,女兒說,快拿出來吧,這樣像個小偷。更讓他沮喪的是,沒有收入,也不敢随便花錢了。

拿到一次性賠償,大寶高興不起來。這筆錢不夠衣食無憂,更不能供養三個孩子和生病的父親。他天天在手機上看招聘資訊,但不敢去應聘,直到他刷到一條招人給活動充人數的資訊,他給殘手戴上手套去試了試。

“兩小時的活動,給四十塊錢,去那坐着就行了,沒人問我。那是我受傷後第一次賺到錢,當場結,我去超市給女兒買了一提砂糖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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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寶用受傷的手拎着砂糖橘,下班後準備回家)

大寶後來做過很多工作,大多是一天120元工資的日結工。有兩次,他差一點得到正式工作。在一家廢品資源回收筒,他負責搬運壓實的廢品塑膠,五六十斤一筐,他搬得很快,人家看重他能幹活,還漲了工資。

但幹完第一個月,這家廢品資源回收筒被迫關閉,大寶再次失業。

日結工主要是做臨時保安,在商業街看門、協助城管工作等等,幾乎不需要動手,他也從不把手拿出來。有一次他給一家公司連做了好幾天臨時保安,公司的保安隊長建議他正式入職,他面露難色:“我實話跟你說,我手受了傷,你們公司不會要我的。”對方先是說不介意,要看看他的手,當大寶露出右手,對方愣住了,便說要和上司溝通,第二天就不讓大寶去上班了。

右跟骨骨折的劉超宇恢複得不錯,離開康複醫院後,他在家休養、和公司協商賠償的同時,開始思考未來工作的問題。

中專畢業後,他從老家河南去廣州打工,在皮革廠時認識了同在廣州的妻子,22歲結婚,生了三個孩子,現在孩子都在老家河南,由父母管照。2011年,30出頭的他和妻子一起搬來蘇州,為了養家,兩人都必須工作。

他想起來以前看到過免費技術教育訓練的傳單,就跑到蘇州的人才中心詢問,報名參加了電工教育訓練和叉車操作課程。政府的職業教育訓練是免費的,外地戶籍符合條件可以在通過考試後退回學費。他一周去上三次課,每次四個小時,一開始對理論很陌生,進入實操後,劉超宇很快就掌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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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底,劉超宇參加了工傷工友小組讨論,探讨就業方向等問題)

盡管拿到了電工證和叉車證,劉超宇仍費了一番功夫才找到工作。他不能久站,也不能幹重活,沒有電工經驗,大多數工廠隻願意讓他做普工。

他找到一家工廠,管得不算嚴,不用久站,拿普工的工資,但做機器維修相關工作。他邊做邊學,碰到問題請教廠裡的工程師,掌握了大部分機器電路維修的方法。

上班那段時間,他白天靠着止痛藥工作,晚上回家貼膏藥、泡熱水,妻子學了按摩手法,幫他放松。工作四年後,今年4月劉超宇跳槽到一家外資工廠,順利通過面試成了一名技術工,工資比受傷前高。

工傷之後,他失去了3個手指,做保安都被嫌棄

(康複醫院大樓外,葉忠林在和工傷工友聊天)

憑借強大的意志力,劉超宇強迫自己高強度康複,最終扔掉了雙拐,又學習技術重返工廠,修複被工傷破壞的生活。

劉超宇再就業後,葉忠林時常請他和其他工友交流學習經驗、分享工作經曆等,但收效甚微。“每個人經曆和受傷程度不同,我的幸運在于恢複得好,還有家人的支援,但不能以我的經曆去強求别人”,受傷前,劉超宇沒想過學習的事,光是每天上班已經耗盡了他的精力。現在他打算學習自動化程式設計,适應廠裡機器更新自動化的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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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錢秋英下班準備回家,手上的傷痕已經不易被發現)

錢秋英結束康複後,找了一份在快餐店做面點的工作。淩晨四點工作到下午三點,右手的大拇指和食指隻是輕傷,可以輕快地捏好一隻小湯包,一天下來,手掌隐隐作痛。她仍在和公司協商賠償事宜,準備拿到賠償後傳回老家。

工傷讓大寶成了驚弓之鳥。洗碗時摔破一兩個,也要愣上半天,連過馬路也提心吊膽:“也想過買個電瓶車去跑外賣,又怕出事,覺得很危險。”

他感覺身體大不如前,時常莫名心慌,上樓梯時喘不過氣。“現在想想以前的工作我就害怕,天天和機器打交道,一天十二個小時,夏天倒一杯水放在旁邊,到下班都沒有喝一口。”

他不懂什麼是創傷後應激障礙,也沒有想過尋求心理上的幫助,隻是一天不空地去做日結:“能掙一點是一點,孩子們要上學,能上到哪兒我就供到哪兒,供完了,她們也不能怪我了。再以後的事情,我不敢想。”

(應受訪者要求,文中劉超宇、大寶、錢秋英均為化名)

參考文獻:

[1]http://www.mohrss.gov.cn/SYrlzyhshbzb/zwgk/szrs/tjgb/202107/W020210728376021444478.pdf

編輯:吳家翔、葉正興

文字:江錦 | 攝影:謝匡時

校對:武宜和 | 排版:李永敏

營運:韓甯甯 | 統籌:吳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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