驚聞著名法語翻譯家羅新璋先生于昨天（2022年2月22日）下午在京離世，心中無限怅然。回想2008年在南京大學舉辦的傅雷翻譯研讨會上初識，一年後又有幸聽先生閑談編纂《翻譯論集》的來龍去脈并為之綴句成文。今找出舊文，感懷先生為人為文的風骨，聊表追思。
——黃荭，2022年2月于南京
文章“須臾，浮生——《翻譯論集》前後話”（羅新璋/口述，黃荭/撰文），最初刊于《經濟觀察報》，2010年1月22日。
羅新璋（1936年-2022年2月22日），法語翻譯家，譯有《列那狐的故事》、《特利斯當與伊瑟》、《紅與黑》等。
浮生蹉跎，一路走來很長，回望之下卻去日如煙。往事故交舊文章，沒的沒了，散的散了，過去了理應就放下了，之是以還有一點顧眄與念想，或許隻為究竟其原委：守持根本，感恩所得。
一九五七年秋，我從北大西語系畢業。早在六月份，系主任馮至先生已宣布配置設定名單：原定和德文專業樊益佑一起分到人民文學出版社。樊兄湖南浏陽農村人，成分好，隻因鳴放時講了回鄉所見違法亂紀的事兒，被指斥為攻擊黨的農村政策，定了右派；為了表明不是專門懲罰右派，不僅他沒去成人文社，連我也順帶一道發配到國際書店。學非所用，賣了五年零三個月的書。直到六二年廣州會議，周總理向知識分子脫帽鞠躬，陳毅副總理講“學用不一緻的内部可作适當調整”，我才調動去外文局《中國文學》（法文版），以應人才青黃不接之需，而那位直言莽撞的樊兄依舊留在書店，到後來覺得他連留在國際書店也不夠資格，才調出北京，去了銀川。六二年十二月二十八日，我辦理離開國際書店的手續，六三年一月三日去外文局報到，也就在當天晚上，給傅雷先生寫了一封長信（在書店工作期間，曾四年讀一經，專攻傅雷翻譯；之前沒去信，是怕先生認為我沒學好才去賣書的）。傅敏後來告我說，他父親收到我信，大為感動，在當時很少複信的情況下，一月六日閱畢，旋即回複一函。在下一封信裡，先生說他前信沒有留底，請我抄一副本寄去。就這樣，接續上大四那年和傅雷先生的通信往來，到六六年文革初先生憤然棄世前，曾緻我約十封信。
六七年初，《公安六條》頒布，春節前實施嚴打，刮紅色風暴，我老婆機關宣布要來抄家。她那時屬于黑五類子女，其父是沈陽市警察局偵查員。早年曾在日本人手下做過事，但他很早就開始為共産黨工作，四八年本被派去台灣，因遇台風未能成行。他工作出色，一直受表彰，到五七年右派攻擊五零“鎮反”、五四“肅反”擴大化，才被抓進去，審查了兩年，最後認定無血債但有曆史罪惡需清算，送去勞改三年。到八十年代始獲平反，認定是離休革命老幹部。此是後話。──抄家前夜，我老婆很惶恐，自己先翻箱倒櫃清理一遍。唱片事小，抄出來要砸就砸，她認為最危險的莫過于傅雷給我的信，不如燒了落個幹淨，免生事端，亂世求個平安最重要，因為傅雷目标大，當時已被打倒，且自絕于人民。那時冬天用蜂窩爐取暖，眼看那沓馬上就要付之一炬的書信，忽然想起先生讓我抄一份給他留底的那封信，從其囑托之殷便知此信非俗。趁老婆轉背之下，我飛快把那封信從信封裡抽出來，塞進褲子後面口袋裡。就是刹那間的一轉念，留下了那封信。信中先生提出：“愚對譯事看法實甚簡單；重神似不重形似；譯文必須為純粹之中文”，并求“行文流暢，用字豐富，色彩變化”等主張。若沒有那封信，七九年傅雷平反開追悼會之際，或許就心灰意懶，不會去寫文章，就算勉強寫了，先生教誨不可能記得那麼真切，最要緊的是，言而無“信”，缺乏憑證，會少了言之鑿鑿的底氣。
傅雷緻羅新璋信函
文革期間，傅雷一直是反動權威、打倒對象，那封信就潛伏多年。待到文革後期，七五、七六年外國文學開始複蘇。李文俊時有一新譯作寄我“指正”，我就不失禮數，寫去一二看法。李文俊是海納百川能成其大的人物，事後請我和夫人去他府上吃螃蟹作為答酬：三雄一雌，也順帶慶祝四人幫垮台。席間朵頤，賓主盡歡，我說所談看法并非空穴來風、沒有依據，便把傅雷墨寶展示于他。其後，馮亦代開始籌辦《讀書》，草創之初，各方征稿；李文俊覺得此信珍貴，向馮推薦，遂刊登于《讀書》七九年第三期上。不久，從《參考消息》上得悉，傅聰去國二十幾年後，将回滬參加其父平反追悼會。感念自己在學譯過程中有幸得先生指點，出于對先生的崇敬與哀思，寫了一篇《讀傅雷譯品随感》，發表在《文藝報》第五期，聊表紀念之情。
當年面對燒紅的蜂窩煤，須臾間抽出那封信是個偶然。更偶然的，是商務印書館編輯陳應年，他偶然讀到那篇随感，幾年後竟然還想起來，請我編一本《翻譯論集》。陳應年從北大畢業，便在商務印書館做編輯，已編“林譯小說叢書”十種，“嚴譯名著叢刊”八種，認為接着該編一本翻譯研究的書，便找到了我，以為我對翻譯理論有興趣，或許還有點研究。我覺得他的設想很好，但自己雖熱衷于譯事，卻不精于譯道，先嘴上應承下來，惟恐辜負了他的一片好意。我跟陳應年說，可先找找看，有沒有其他合适的人選。八二年中共中央召開十二大，七八兩月我去參加檔案翻譯。翻譯組的工作結束後，我找陳應年，問有沒有别的合适人選，有沒有别人在編同樣的書。據他所知，尚無。于是就暫定由我來編。
萬事開頭難。在迷宮中給我一根阿裡阿德涅之線的，是羅根澤教授《中國文學批評史》中“佛經翻譯論”一章。我從中查進去，刨根究底，旁及其他，還真找到了一條路。我一九八零年調入中國社會科學院外國文學研究所，外文所的人也可以到科學院圖書館借書。科學院圖書館位于東廠胡同，中國美術館對面，庫藏圖書五百萬冊。目錄中翻到佛經卡片，便填卡試借，木版本、線裝本、珍本、善本，居然都可借閱浏覽，無意間竟發現了一座寶庫。在科圖一查查了四個月資料，早上開館就去，傍晚四五點離館，再借出三本書（館方規定每次限借三本），想當初可以把古籍借回家看，确乎是一份奢侈！查閱了很多經卷序文，都是舊版（原版）書，沒有句讀，當時影印又不像今天這麼友善，圖書館不提供影印，多數資料隻能手抄。孤家寡人做學問，惟勤查勤讀，做專一之學，壞處是少了商量讨論，一切都靠自己摸索。斷句拿不定的時候，就向館裡看書的老先生請教。如此這般，從漢魏唐宋、明末清初、近代五四，一直到解放以後的翻譯文論，都搜羅研讀了一番。兢兢擇别，不敢有失。因為天天去，一去就是一整天，漸漸和館裡的從業人員稔熟了。有一個高個子男同志人很好，特别有耐心，為我查閱資料提供諸多便利和幫助。八十年代初，人際關系還很樸素，我也隻是在書出後，奉贈一冊，聊表謝忱。
書編好了，當時編這類書都要有一篇“批判性”的序，不然不好出版。我前此在《中國文學》搞了十七年中譯法，沒有正經寫過文章，有也隻三兩篇短文小序。所幸我在看書抄書之際，随手寫了一些心得和筆記。便把這些片段文字按年代排下來，拟了一篇一萬多字的初稿，除了材料的雜亂堆砌無他。改二稿時，把翻譯史梳理一下，大緻分成古代、漢唐、清末民初、現當代幾個階段，概括出各階段翻譯理論的要義和前後承繼的脈絡。現在回想起來，此序得力于三點：
一是發掘出了一點新材料。千年佛典譯籍一直庫存在那裡，但要你下功夫去發現，才成新史料。作學問，史料很要緊。挖掘出新材料，才可能有新史識，才能讓材料活起來，賦予學術以新生。關于中國翻譯史，近現代資料當時已陸續能見到，獨缺古代部分；在科學院圖書館發現的古代譯經序論，從認識發生論來說，追根溯源，開頭部分恰恰最重要。
二是有一點負責精神。在《中國文學》工作期間，養成了認真負責的工作習慣。當時，翻譯安徒生的葉君健是上司，何路是總管，她抓總，工作有章法，隻管三個組長：中文組陳丹晨，英文組唐笙（楊憲益戴乃疊夫婦就在組内），和法文組我。實際工作中要埋頭苦幹，才最重要。也就是孔子說的“執事敬”。任一事，成一事。編輯這本書也秉承了這一貫的工作态度。《翻譯論集》材料的收集，花了我十足四個月，寫序用去一個月。篇目迄止于八二年年底。加上後期整理，于八三年春節前結束。編纂那幾個月，都全身心專注于此書，無絲毫旁骛懈怠。用力甚勤，費時半年。很多人都以為編這樣一部《論集》，總得花三年五載的心血，其實集中全力，夜以繼日，于短期内亦可畢一事。當年王國維之于《宋元戲曲史》，“以三月之力，寫為此書……非吾輩才力過于古人，實以古人未嘗為此學故也。”前人未嘗為，草創功易成。
三是有一點行文經驗。文革時，有天天讀。每天早晨上班，讀一小時毛選，開始先看中文版，後來可看法文版，再後來可允許看外文書。當時悉心研讀莫洛亞（André Maurois）作品，印象最深的是其短篇小說集《鋼琴獨奏》（Pour piano seul，1960），文字既古典又現代，優雅而清新。普魯斯特的長句學不來，莫洛亞的遣詞造句可學。我一向嗜讀莫洛亞（le grand lecteur d’André Maurois），對我為文為人都有很大影響。在《中國文學》時期，“為文”主要是翻譯時法文字句的推敲。莫洛亞行文，力求“簡練，貼切，明晰”（la concision, la précision et la clarté），切忌拖沓，重複，晦澀（le pléonasme, la répétition, l’obscurité）。那時手頭常用的工具書，是Le Bon usage，用詞純正，以緻法國人都稱我le puriste（純正派）。而表達的講究，有助于思想的深化。序文寫得稍長，要收得緊才好。就在我為如何收尾躊躇時，莫洛亞又幫了我忙：出身于大資産階級家庭，莫洛亞繼承了家族的呢絨廠，白天管廠，晚上看書，鮮有空閑寫作。他讀到文學評論家儒爾·勒梅特（Jules Lema tre）用 “人類獸性的悲觀史詩”（Une épopée pessimiste de l’animalité humaine）一語，來概括左拉《盧貢-馬卡爾家族》（Les Rougon-Macquart）二十部長篇的内容後，覺得大可仿效，開始嘗試把讀過的每一本書都縮節成一句話，相反，他認為一句話也可以衍化為一本書。我從中受到啟發，也嘗試把《翻譯論集》的内容用一句話來概括，當做這篇序的結語。古代部分比較好辦，“案本而傳”，取“案本”兩字，傅雷翻譯求“神似”，錢鐘書标舉“化境”，隻嚴複講信達雅，多出一字。再讀嚴複譯論，其言：“求其信，已大難矣！”而譯事之信，當包達雅。有了！遂把大陸一千七百多年的譯論概括為“案本-求信-神似-化境”八字。這八字簡單易記，起了畫龍點睛之效，讀過後記得住，不異援溺文于忘海。
在社科院外文所十六年，兢兢業業，廣讀法國作品，卻治學無成，不意偶然編了一本《翻譯論集》，卻成了我安身立命的依憑，并造就在譯界的虛名。是偶然作成了我。我偶然寫了一篇談傅雷翻譯的文章，陳應年偶然看到此文，而此文能寫出最硬的憑證是傅雷談文學翻譯的這封信猶存，而原信真迹在瞬息之間幾乎就要毀去。多險啊？存毀就在瞬息間！而這偶然卻仿佛在冥冥中鑄就了我的命運。再說，人生是什麼？不就是衆多偶然！
《翻譯論集》八四年出版不久，八九月間北外法語系主任鄭福熙先生約我去做一次報告，給同學講講翻譯。當時電話不普及，約請都是書信往來。我推說沒學問，講不了，他說講講你編書的過程就很好。我當時還年輕，講不好就不想麻煩人家，就說我自己騎車去，鄭一定要派車來接。那時隻有公務車，沒有私家車。鄭随車來，告此車是以許國璋先生名義要來的，講座也是以許先生名義請的。許大教授在會上作開場白，說跟《翻譯論集》同時推出的翻譯理論書有四五本，以這本編得最好：一是第一次收了古代譯論，二是輯錄了金嶽霖《知識論》裡“論翻譯”一節。估計是看到其師金嶽霖的文章也選在裡面，特加謬獎。
之後二十年，一直從事我的所謂法國文學研究，翻了兩本中世紀小說，一本《紅與黑》，一本莫洛亞。但等我退休以後，《論集》卻風生水起，忽然成了我“再就業”的神奇名片。零二年蘭州大學請我去講學，零四年台灣師大請我去，也是以書是他們必讀參考書。
零三年三月末，我去台灣輔仁大學參加“第四屆中世紀學術研讨會”。那一屆的主題是“騎士文學”，因為我譯過一本騎士小說《特利斯當和伊瑟》，是以有幸應邀參會。研讨會的海報也貼到了台師大，翻譯研究所所長周中天教授恰巧看到賤名列在貴賓欄，就跟輔大要我的e-mail，發來一封英文電郵邀我去做兩小時講座。那次行程安排很緊，前後隻六天，除去來回路上兩天、開會兩天、遊覽一天，正好有一天自由活動，于是就去講了一次。譯研所已招幾屆碩士生，九月份開始招第一批博士生，周教授以為我術業有專攻，邀請我去開課。我說自己業已退休，又過了知天命之年，既不是博導，也不能用英文講課，要講也隻能講講中國傳統翻譯理論。周說學校并不要求所有老師都用英文授課，研究所弱項正好是傳統譯論。博導不博導無所謂，隻要是教授就可以。末了他說：“像你這樣的人才，閑在家裡太可惜了，何不來我們這裡教書！”這最後一句話讓我動心。在外文局和社科院這麼多年，做的一直是翻譯和文學研究，從來沒教過書，心中沒多大把握，不置可否中就回來了。
台灣回來路經上海，正好碰到在滬探親的施康強。說起台師大邀約之事，施康強打趣說：“假如請的是我，我一定去。與其像有些博導挂了牌不開張，不如你羅新璋，不挂牌去台灣開張。”受到好友鼓動，于是我把這份“美差”應承下來，辦好手續，硬硬頭皮就去了。原計劃秋季開學履新，卻因那時非典猖獗，拖到零四年二月才成行。去台之前，了結雜務之後，隻準備了兩講，也就是兩周的課程，其餘隻好到了學校，臨時抱佛腳了。說到底，我對中國傳統譯論的了解實屬粗淺，當初編《翻譯論集》看了一些資料，囫囵吞棗，都沒細究，隻搭了一個空架子，并沒有粲花吐論的真才實學。在台灣教兩年書，真倒是教學相長；後來換新所長，讓再教一年。報酬豐厚，生活便易。三年間除了上課就是讀書。圖書館庋藏豐富，借閱友善。生平第一次能靜下心來，踏踏實實讀三年書。
應該說偶然編的這本《翻譯論集》，給我帶來諸多機遇，更明确了學術方向。零六年華東師大請我去講課，因借書不易，基本上就用台灣的講義而加以條理化。零九年南京師大外語學院張傑院長請我給碩士生和博士生講翻譯，說得時髦一點，是華師大學子的更新版。當年年底，蘇州大學外國語學院王臘寶院長邀我去參加他們的翻譯會議，看到現在翻譯研究領域人才濟濟，學問越做越深。反倒自己多年前機緣湊巧編了一本集子，拼湊了一篇序，初期粗淺，卻備受稱頌，過分地享有虛名。會議期間，得方華文教授贈《二十世紀中國翻譯史》一書，說最後一章專門談到我的譯論研究。後生謙遜，稱他們這一代是讀《翻譯論集》成長的，還說培養了很多我的“粉絲”。老夫不才，虛榮之餘，惟有慚愧。
《翻譯論集》八四年初版印行一萬冊，九一、九四、九八年都曾提出要重版，因誤字、标點，有五十頁需改版而擱淺，直到零二年商務副總編提出可重排重印，才和陳應年一起調整舊文，做了一些紉箴補綴，至零九年九月始出新版。好不容易，出一新版，應力求其完美，但抽改樣卻未允我check，還留下若幹本可消滅的錯字和不足。至為遺憾。這本書雖主要由我編纂，但陳應年當年力主其事，且自始至終參與編選工作，故而在新版上一起署名主編，也是感念老友昔日發想作成之意。
《翻譯論集》的題字，取自懷仁集的王羲之《聖教序》。其中“翻譯”二字，寫得妙絕。“翻”字少一撇，而“譯”字多一撇，無意中點破了譯事的玄機：翻譯必然有得有失，文雖左右，隻要大義不殊即可。正如傅雷先生所說：“即使是最優秀的譯文，其韻味較之原文仍不免過或不及。翻譯時隻能盡量縮短這個距離，過則求其勿太過，不及則求其勿過于不及。”
概而言之，蝼蟻浮生，一輩子無非也像做翻譯那樣，在“過”與“不及”之間做人、做事、做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