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羅貫中所着的《三國演義》是中國的四大名著之一，不僅在當代曾被改編成許多動漫、遊戲和戲劇節目而為人所熟知，就連滿清王朝的奠基者努爾哈赤都稱其從中學得許多戰争謀略。
然而，《三國演義》究竟不是正史，而且許多現代人應該可以同意，即便是讀所謂正史，也隻需當其為一種參考文獻，不必全然采信之。讀史時最重要的是能夠從中磨練對世事的判斷與思辨能力，以求适時修正自身不合時宜的觀念或心态。
曆史雖然是不能改變的過去式，卻可以啟發我們寫下有助未來發展的現在式，創造有希望實作的未來式。
《三國演義》固然很精彩，但是三國時代畢竟與羅貫中相差一千多年，而我們又與羅貫中相差六七百年，是以，我們還是很有空間可以重新檢視三國曆史，思索不一樣的“三國文學”相關議題。
要了解三國時代的局勢，有很多種切入的方式，但是遵循《三國演義》的方式，從漢朝末年的“黃巾之亂”談起，或許算是最能了解三國發展語境的方式。由于黃巾之亂是由太平道教主張角所發起的革命，是以當中不免有些神秘主義的元素，如畫符誦咒，勸人悔過，為人治病的儀式在内；是以，要形容“黃巾之亂”和清末的“太平天國之亂”一樣，是以宗教為主調的農民反抗大概是可信的。
不過，要說這類暴動純粹是農民的盲目躁動，是以終究難以成事，也未必盡然。實際上，就在黃巾之亂爆發的前十多年，漢朝曾經發生兩次黨锢之禍，當時被鎮壓的所謂清流派（也就是儒家理想主義者）因為被朝廷當局列為黑名單，是以有不少知識界的文人不得不開始過起隐居生活，而當“黃巾起義”引發風潮時，他們很可能就加入了其中“蒼天已死、黃天當立”的革命行列。
隻是，黃巾之亂的上司人張角後來（可能是染疫）病死了，後繼者沒有他的明星魅力，再加上朝廷讓一些頗有領袖氣質的儒教官僚掌握了平亂的主導權，是以暴動就被鎮壓下去了。
是以，要檢讨黃巾之亂為何沒能成功？義軍運氣不好，遽失上司人，可能是一，但儒教知識官僚仍舊傾向力挺漢室，也是重要因素。
為什麼儒家知識官僚會如此“舍不得”背棄漢室呢？
有一個很重要的因素自然是儒家對學子的教育講求“君臣之道”，為人臣子多自認盡力輔佐君王，成就帝業才是儒生的本分，在這種情況下“皇帝家族的血脈”也就很自然的成為帝國穩定的重要力量，而“外戚大臣家族”也是以得到相應的保障，畢竟，隻要皇帝家族還在，大臣家族的特權也會獲得一定保障。如此一來，君臣之間很自然地就會為共同利益而合作，即使是較外圍的儒教官僚有機會掌權，也不敢輕易離開。
畢竟，儒教在漢武帝時成為“正教”之後，就很自然成為“經理人”的宗教，而“儒教經理人”是要在“大型政府機構”才能發揮行政和議政才華的。如果輕易“罷免”不适任的君主，而又隻有一人能夠成為“新皇帝”，剩餘的“儒教經 理人”若是不能被新皇帝所喜，個人前途依舊茫茫無憑。在這種情形下，即使君主不适任，隻要别太過妨礙政府運作，大多“儒教經理人”還是會選擇繼續與君王共治。這時有人意圖“篡奪”皇帝家業，反而會成為儒教知識群衆 的重罪，當共同聲讨之。
另一方面，因血統而坐上皇位的皇帝與“宦官集團”之間的關系，本就很容易形成“互相依賴”的關系，是以，不論對清流派或濁流派的儒教人士而言，他們都不會希望“宦官集團”的勢力過大。隻是，東漢的皇後既多是“外戚儒 臣集團”所推舉，皇帝如果希望皇室可以擁有更大的權力，自然就會偏向“宦官集團”尋求合作。
在這種情況下，宦官集團在儒教知識分子圈的名聲自然不會太好，而這種情況下也往往令不甘被大臣們挾持的皇帝與宦官集團更為靠近。
不過，權力人士間這種互相傾軋的情況久了，帝國結構不免受到破壞，等待黃巾軍起義時，登場的各路英雄，不免各有打算，無法齊心協力、共同打拼。
隻是，到底要怎麼處理“解體中”的漢帝國呢？要恢複、重建、還是另起爐竈呢？大多人似乎隻能在“戰”與“和”間做出選擇，走一步算一步，沒能對天下的未來做出更多的規劃。
另一方面，如前分析，由于儒教的影響，“保留劉家皇室”仍然成為許多人的重要謀略之一。也正因如此，因黃巾之亂在颍川一帶開始嶄露頭角的曹操即使後來政治與軍事力量雄厚，也不敢貿然稱帝，而且還把自己的女兒嫁給了獻帝為後，成了漢室的外戚。
從這點看，曹操确實是相當忌憚儒教文人圈的影響力的。另一方面，由于曹操的父親曹嵩是宦官曹騰的養子，是以，他的家族與宦官集團的關系也是很密切的。這讓他的身份顯得特别沖突而複雜。某種程度上，他似乎與各方勢力都牽得上線，但卻又無法得到任何一方勢力的真正認同與信任。
為何諸葛亮不投靠曹操、孫權，而是選擇劉備？
這也許就是諸葛亮在“隆中對”告訴劉備的：“曹操比于袁紹，則名微而衆寡。然操遂能克紹，以弱為強者，非惟天時，抑亦人謀也。今操已擁百萬之衆，挾天子而令諸侯，此誠不可與争鋒。”比起袁紹，曹操的出身其實是很不好的，他能夠打敗出身良好的袁紹靠的不僅僅是占了天時，其謀劃能力也是很強的，是以才能成為一方之霸，現下天子既在其手中，實在不宜與其争鋒。
當然，上述的說法是出自于陳壽所編的《三國志》，後為《三國演義》所引用而為人所知。先不論這段話的真實性如何，但似乎點出了赤壁之戰前的情況——曹操既有雄心，也有實力，卻不為“清流派”的儒士與名士們所喜。
簡單地說，曹操雖然很想得到儒教文士圈的支援，但其許多作為又讓文士圈無法信任他，是以有許多人不願歸附于他。
這句話，其實也可以看成是諸葛亮向劉備表明心志：曹操雖權傾一時，但他并不想也不會為曹操效力。
那幺，孫權呢？在“隆中對”中。諸葛亮是這麼說的：
“孫權據有江東，已曆三世，國險而民附，賢能為之用，此可以為援而不可圖也。”
在這裡，諸葛亮的意思也很明确，孫家在江東經營已有一段時間，培養與任用了不少賢能人才，民心歸附并且地勢險要，是以這地方可以當作外援，但不是可以圖謀取得的地區。”
在這段話中，諸葛亮的意思就比較含混了⋯⋯據有江東的孫權似乎是位明主，那幺諸葛亮怎不投靠他呢？
關于這點，也許我們可以參考一下孫家在江東的經營始末，再做判斷。
在“隆中對”中，諸葛亮說“孫權據有江東，已曆三世”，所謂“三世”，指的應該是孫家從孫權的父親孫堅開始在江東地區的經營。雖說孫堅自稱為春秋戰國時代助吳滅楚、以兵法拜将，“孫子兵法”的作者“孫武”的後代，但很多後人懷疑這說法的真實性。
然而，孫堅卻又确實從少年時代起就頗有兵家膽識，曾因對抗海賊有功，被當地太守任命為“假尉”，代理縣尉，負責治安，後來又協助朝廷，平定許多地方暴亂，許多官吏與網友都願與之親近，對于來投靠的鄉裡少年，也盡心盡力安排食宿，接待周到。
待“黃巾之亂”爆發時，孫堅協助鎮壓有功，而且因數次頗有“先見之明”的建言赢得“名将”的名聲，其後更因成功收複洛陽，将董卓趕到長安，而聲名大噪。孫堅縱然不是孫武之後，卻似乎對“孫子兵法”頗有興趣，熟悉“用兵之道”。
然而，孫堅雖為朝廷立下大功，關東聯軍卻開始内哄火并，而孫堅也在進攻荊州刺史劉表時，被劉表的部将黃祖射殺于襄陽城南，終年三十七歲。孫堅死後，十七歲的長子孫策，渡江居于江都，廣交英雄，其中包括了與其同年的舒人周瑜。
因為周瑜的勸說，孫策将家遷到舒城（在今安徽境内），收合江、淮間人士，逐漸形成一個政治集團，其後，又從袁術手中領回父親的一部分舊部，轉戰江都，進一步開拓孫家的政治舞台。不過，孫策雖與孫堅一樣作風強悍，是戰場上的常勝軍，但也是以與人結怨，加上喜愛獨自出巡，最後沒能躲過暗槍，死時僅二十六歲。
十九歲的孫權從兄長的手中接過家業時，相當謹慎、不僅極力留住與孫策生前交好的重要大将，而且刻意求才，是以招募到了幾位名士如魯肅、諸葛瑾以及呂蒙等，讓江東成為諸葛亮口中“可外援、不可圖謀”的地區。
從這段叙述來看，諸葛亮在“隆中對”中對孫吳政權的評析不僅僅是“評議”更是“咨議”了——他認為沒有根據地的劉備不該“肖想”取下江東，但卻可以與之合作。
當然，在這裡諸葛亮其實也對劉備表明心迹了，孫權雖是明主，但他卻無意投靠東吳，這又是為何呢？
也許我們可以再了解一下孫吳的情況，以利了解諸葛亮為何願意為劉備獻策，促成劉備與孫權的合作，自己卻不願到東吳發展。
如前所述，孫家對人才其實是一貫相當禮遇的，是以，曆來有許多說法，揣測諸葛亮不願到東吳去，是那裡人才濟濟，自己很難冒出頭。這當然也很可能是原因之一，但還有一種看法也很值得參考，那就是諸葛亮确實想要“ 恢複”或至少“重建”漢帝國，而孫吳政權卻因為魯肅對孫權的獻策，認為“漢室不可複興、曹操不可卒除”。
在此我們可以看到魯肅與諸葛亮的共同之處，雖然他們都認為曹操勢力太大，難以去除，但他們也都不願為曹操效力。
隻是，魯肅認為“漢帝國”已成過去式，孫權應當“竟長江所極”“建高帝之業”，諸葛亮卻認為“劉備”既為“ 劉家之後”，“信義着于四海、總覽英雄、思賢若渴”，隻要謀略恰當，漢帝國的複興就有希望。
是以，諸葛亮并不是随随便便就為劉備獻策的，他在見劉備之前，其實就已經替劉備想好“複興”漢帝國的對策，請劉備評估。隻要劉備同意這套戰略，他就願意出山為劉備效力。
當然，身為後人的我們，都知道諸葛亮這番計策最初雖算是成功，但後來卻失敗了。“赤壁之戰”後，如諸葛亮所期盼的形成了“三分天下”之勢，但諸葛亮為何最終又未能輔佐劉備成功複興漢帝國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