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罗贯中所着的《三国演义》是中国的四大名著之一，不仅在当代曾被改编成许多动漫、游戏和戏剧节目而为人所熟知，就连满清王朝的奠基者努尔哈赤都称其从中学得许多战争谋略。
然而，《三国演义》究竟不是正史，而且许多现代人应该可以同意，即便是读所谓正史，也只需当其为一种参考文献，不必全然采信之。读史时最重要的是能够从中磨练对世事的判断与思辨能力，以求适时修正自身不合时宜的观念或心态。
历史虽然是不能改变的过去式，却可以启发我们写下有助未来发展的现在式，创造有希望实现的未来式。
《三国演义》固然很精彩，但是三国时代毕竟与罗贯中相差一千多年，而我们又与罗贯中相差六七百年，所以，我们还是很有空间可以重新查看三国历史，思索不一样的“三国文学”相关议题。
要了解三国时代的局势，有很多种切入的方式，但是遵循《三国演义》的方式，从汉朝末年的“黄巾之乱”谈起，或许算是最能理解三国发展语境的方式。由于黄巾之乱是由太平道教主张角所发起的革命，所以当中不免有些神秘主义的元素，如画符诵咒，劝人悔过，为人治病的仪式在内；因此，要形容“黄巾之乱”和清末的“太平天国之乱”一样，是以宗教为主调的农民反抗大概是可信的。
不过，要说这类暴动纯粹是农民的盲目躁动，所以终究难以成事，也未必尽然。实际上，就在黄巾之乱爆发的前十多年，汉朝曾经发生两次党锢之祸，当时被镇压的所谓清流派（也就是儒家理想主义者）因为被朝廷当局列为黑名单，所以有不少知识界的文人不得不开始过起隐居生活，而当“黄巾起义”引发风潮时，他们很可能就加入了其中“苍天已死、黄天当立”的革命行列。
只是，黄巾之乱的领导人张角后来（可能是染疫）病死了，后继者没有他的明星魅力，再加上朝廷让一些颇有领袖气质的儒教官僚掌握了平乱的主导权，所以暴动就被镇压下去了。
所以，要检讨黄巾之乱为何没能成功？义军运气不好，遽失领导人，可能是一，但儒教知识官僚仍旧倾向力挺汉室，也是重要因素。
为什么儒家知识官僚会如此“舍不得”背弃汉室呢？
有一个很重要的因素自然是儒家对学子的教育讲求“君臣之道”，为人臣子多自认尽力辅佐君王，成就帝业才是儒生的本分，在这种情况下“皇帝家族的血脉”也就很自然的成为帝国稳定的重要力量，而“外戚大臣家族”也因此得到相应的保障，毕竟，只要皇帝家族还在，大臣家族的特权也会获得一定保障。如此一来，君臣之间很自然地就会为共同利益而合作，即使是较外围的儒教官僚有机会掌权，也不敢轻易离开。
毕竟，儒教在汉武帝时成为“正教”之后，就很自然成为“经理人”的宗教，而“儒教经理人”是要在“大型政府机构”才能发挥行政和议政才华的。如果轻易“罢免”不适任的君主，而又只有一人能够成为“新皇帝”，剩余的“儒教经 理人”若是不能被新皇帝所喜，个人前途依旧茫茫无凭。在这种情形下，即使君主不适任，只要别太过妨碍政府运作，大多“儒教经理人”还是会选择继续与君王共治。这时有人意图“篡夺”皇帝家业，反而会成为儒教知识群众 的重罪，当共同声讨之。
另一方面，因血统而坐上皇位的皇帝与“宦官集团”之间的关系，本就很容易形成“互相依赖”的关系，所以，不论对清流派或浊流派的儒教人士而言，他们都不会希望“宦官集团”的势力过大。只是，东汉的皇后既多是“外戚儒 臣集团”所推举，皇帝如果希望皇室可以拥有更大的权力，自然就会偏向“宦官集团”寻求合作。
在这种情况下，宦官集团在儒教知识分子圈的名声自然不会太好，而这种情况下也往往令不甘被大臣们挟持的皇帝与宦官集团更为靠近。
不过，权力人士间这种互相倾轧的情况久了，帝国结构不免受到破坏，等待黄巾军起义时，登场的各路英雄，不免各有打算，无法齐心协力、共同打拼。
只是，到底要怎么处理“解体中”的汉帝国呢？要恢复、重建、还是另起炉灶呢？大多人似乎只能在“战”与“和”间做出选择，走一步算一步，没能对天下的未来做出更多的规划。
另一方面，如前分析，由于儒教的影响，“保留刘家皇室”仍然成为许多人的重要谋略之一。也正因如此，因黄巾之乱在颍川一带开始崭露头角的曹操即使后来政治与军事力量雄厚，也不敢贸然称帝，而且还把自己的女儿嫁给了献帝为后，成了汉室的外戚。
从这点看，曹操确实是相当忌惮儒教文人圈的影响力的。另一方面，由于曹操的父亲曹嵩是宦官曹腾的养子，所以，他的家族与宦官集团的关系也是很密切的。这让他的身份显得特别矛盾而复杂。某种程度上，他似乎与各方势力都牵得上线，但却又无法得到任何一方势力的真正认同与信任。
为何诸葛亮不投靠曹操、孙权，而是选择刘备？
这也许就是诸葛亮在“隆中对”告诉刘备的：“曹操比于袁绍，则名微而众寡。然操遂能克绍，以弱为强者，非惟天时，抑亦人谋也。今操已拥百万之众，挟天子而令诸侯，此诚不可与争锋。”比起袁绍，曹操的出身其实是很不好的，他能够打败出身良好的袁绍靠的不仅仅是占了天时，其谋划能力也是很强的，所以才能成为一方之霸，现下天子既在其手中，实在不宜与其争锋。
当然，上述的说法是出自于陈寿所编的《三国志》，后为《三国演义》所引用而为人所知。先不论这段话的真实性如何，但似乎点出了赤壁之战前的情况——曹操既有雄心，也有实力，却不为“清流派”的儒士与名士们所喜。
简单地说，曹操虽然很想得到儒教文士圈的支持，但其许多作为又让文士圈无法信任他，所以有许多人不愿归附于他。
这句话，其实也可以看成是诸葛亮向刘备表明心志：曹操虽权倾一时，但他并不想也不会为曹操效力。
那幺，孙权呢？在“隆中对”中。诸葛亮是这么说的：
“孙权据有江东，已历三世，国险而民附，贤能为之用，此可以为援而不可图也。”
在这里，诸葛亮的意思也很明确，孙家在江东经营已有一段时间，培养与任用了不少贤能人才，民心归附并且地势险要，所以这地方可以当作外援，但不是可以图谋取得的地区。”
在这段话中，诸葛亮的意思就比较含混了⋯⋯据有江东的孙权似乎是位明主，那幺诸葛亮怎不投靠他呢？
关于这点，也许我们可以参考一下孙家在江东的经营始末，再做判断。
在“隆中对”中，诸葛亮说“孙权据有江东，已历三世”，所谓“三世”，指的应该是孙家从孙权的父亲孙坚开始在江东地区的经营。虽说孙坚自称为春秋战国时代助吴灭楚、以兵法拜将，“孙子兵法”的作者“孙武”的后代，但很多后人怀疑这说法的真实性。
然而，孙坚却又确实从少年时代起就颇有兵家胆识，曾因对抗海贼有功，被当地太守任命为“假尉”，代理县尉，负责治安，后来又协助朝廷，平定许多地方暴乱，许多官吏与网友都愿与之亲近，对于来投靠的乡里少年，也尽心尽力安排食宿，接待周到。
待“黄巾之乱”爆发时，孙坚协助镇压有功，而且因数次颇有“先见之明”的建言赢得“名将”的名声，其后更因成功收复洛阳，将董卓赶到长安，而声名大噪。孙坚纵然不是孙武之后，却似乎对“孙子兵法”颇有兴趣，熟悉“用兵之道”。
然而，孙坚虽为朝廷立下大功，关东联军却开始内哄火并，而孙坚也在进攻荆州刺史刘表时，被刘表的部将黄祖射杀于襄阳城南，终年三十七岁。孙坚死后，十七岁的长子孙策，渡江居于江都，广交英雄，其中包括了与其同年的舒人周瑜。
因为周瑜的劝说，孙策将家迁到舒城（在今安徽境内），收合江、淮间人士，逐渐形成一个政治集团，其后，又从袁术手中领回父亲的一部分旧部，转战江都，进一步开拓孙家的政治舞台。不过，孙策虽与孙坚一样作风强悍，是战场上的常胜军，但也因此与人结怨，加上喜爱独自出巡，最后没能躲过暗枪，死时仅二十六岁。
十九岁的孙权从兄长的手中接过家业时，相当谨慎、不仅极力留住与孙策生前交好的重要大将，而且刻意求才，所以招募到了几位名士如鲁肃、诸葛瑾以及吕蒙等，让江东成为诸葛亮口中“可外援、不可图谋”的地区。
从这段叙述来看，诸葛亮在“隆中对”中对孙吴政权的评析不仅仅是“评议”更是“咨议”了——他认为没有根据地的刘备不该“肖想”取下江东，但却可以与之合作。
当然，在这里诸葛亮其实也对刘备表明心迹了，孙权虽是明主，但他却无意投靠东吴，这又是为何呢？
也许我们可以再了解一下孙吴的情况，以利理解诸葛亮为何愿意为刘备献策，促成刘备与孙权的合作，自己却不愿到东吴发展。
如前所述，孙家对人才其实是一贯相当礼遇的，所以，历来有许多说法，揣测诸葛亮不愿到东吴去，是那里人才济济，自己很难冒出头。这当然也很可能是原因之一，但还有一种看法也很值得参考，那就是诸葛亮确实想要“ 恢复”或至少“重建”汉帝国，而孙吴政权却因为鲁肃对孙权的献策，认为“汉室不可复兴、曹操不可卒除”。
在此我们可以看到鲁肃与诸葛亮的共同之处，虽然他们都认为曹操势力太大，难以去除，但他们也都不愿为曹操效力。
只是，鲁肃认为“汉帝国”已成过去式，孙权应当“竟长江所极”“建高帝之业”，诸葛亮却认为“刘备”既为“ 刘家之后”，“信义着于四海、总览英雄、思贤若渴”，只要谋略恰当，汉帝国的复兴就有希望。
所以，诸葛亮并不是随随便便就为刘备献策的，他在见刘备之前，其实就已经替刘备想好“复兴”汉帝国的对策，请刘备评估。只要刘备同意这套战略，他就愿意出山为刘备效力。
当然，身为后人的我们，都知道诸葛亮这番计策最初虽算是成功，但后来却失败了。“赤壁之战”后，如诸葛亮所期盼的形成了“三分天下”之势，但诸葛亮为何最终又未能辅佐刘备成功复兴汉帝国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