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家側影｜劉震雲：我對世界所知甚少

編者按

“名家側影”欄目由《時代文學》1997年推出，先後由何鎮邦、白烨、賀紹俊等人主持，每期選一位名家，并請幾位同好、老友從不同角度暢聊其人其文，讓讀者更全面深入地了解作家在作品後面的鮮為人知的故事。二十餘年來，100多位當代中國作家，500多位欄目作者，在這個可以從容成長一代人的時間裡，以各自不同的姿态與讀者相見，并在文學史上留下璀璨星光。

有鑒于此，中國作家網重新推出“名家側影”系列，精選其中文章，一起聽文壇上的老老少少聊文人，話文事。

劉震雲

随着劉震雲的《塔鋪》《新兵連》一炮打響，“一下子就紅了起來”（李國文語）。一個時期，他的作品，如《機關》《一地雞毛》等，成了新寫實的代表作。

劉震雲為文可以說是不老實的，老是在探求點新的東西，變出新面孔；但他的為人卻是誠實的，且是一以貫之的誠實。對師長，對朋友，對同僚，都是一個“誠”字，當然，他仍然有點嘎，有點“油”，有點狡黠。是以，關于他的“花絮”，被傳誦也不少。

在這裡，我們約請他的老師、同僚和同學一起來聊聊，就是為了滿足讀者們了解劉震雲的願望。

我對世界所知甚少

不僅僅是年齡關系。我還沒有達到對自己發生強烈懷疑的階段和境界——懷疑的指向往往還是外在世界。但我分明看到自己的過去和作品變得陌生了——像困獸一樣躲在陰涼的角落瑟瑟發抖、迷惑不解地看着我。互相的愛憐和同情油然産生。我們互相撫摩着知道自己對世界所知甚少——這個世界、人的世界、人的内心世界、淩駕于内心之上的情緒的翻騰和遊走及白天和夜晚的差別，以及你怎麼控制你的夢特别是白日夢，當然還有永遠不可觸摸的萬物生靈相對你的情感流淌方式。當我們想起我們曾經蜷縮在對世界的誤會的自己的投影裡沾沾自喜時，我們除了無地自容更想做的是失聲大号。你比以前脆弱多了。想起溫暖的朋友和往事，還有那些冰涼的現實，當你們想聚首一隅互相訴說時也往往是一語未終，潸然淚下。甚至你對往事的真實過程發生了懷疑。你變成了一個存在主義者。你對許多簡單的話語想作幽遠和深情的注釋。你周圍的世界和情感像風雨中的泥片頹倒一樣在飛速地解體和掉落——你試圖挽留它們或是在夢中抓住它滑溜的尾巴但夢醒時分你發現留在原地的隻有你自己——雖然你留下一把歲月的青絲那确是一把好頭發。雖然你的親人每天都在說漢語，但你對漢語像對這個世界和這個世界上的其他語言一樣所知甚少。你有些口讷和猶豫，你不知道将自己的腳步放在竈台的什麼位置合适——所有的人和語言在你面前都變得陌生。你掉到荊棘棵子裡渾身掙紮不動的時候你隻好渾身是汗地掙紮着醒來，大夢初醒的時候往往太陽正當頭，别人告訴你這就是正午。

我是一個業餘作者。我幻想不久的将來我能成為專業作家，用寫作掙的錢來養活自己。這才是一個人在現實光彩的開始。

開始一朵烏雲

遲子建

劉震雲是我在魯迅文學院學習時的師兄。那所學院位于京郊十裡堡，隻是一座矮矮的瓦灰色小樓。校園隻有幾棵孱弱的楊樹和一片還算茂盛的藤蘿架，常見震雲和做律師的太太抱着美麗的女兒妞妞在這簡樸的校園裡徘徊。劉震雲家所住的《農民日報》社離魯迅文學院很近，他家沒有花園，便把校園當成自家花園來閑逛。

劉震雲來校園閑逛時多半是黃昏時分。白天在教室裡卻不常見他，他在《農民日報》社還有一些事務性的工作要做。隻要他來教室，通常是提着一個大水杯，下課休息時就去同學的宿舍續水，有時也順便蹭一支同學的煙來抽。

劉震雲喜歡開玩笑。他開起玩笑來不動聲色，同學們對他的評價是:“劉震雲的話永遠讓人辨不清真假”，是以即使他說真話的時候也沒人把它當真。他的性情如同他的名字一樣，沾染了一些雲氣的氤氲與逍遙，當你認為看清他時，其實他還十分遙遠。

劉震雲走路有些仄着身子，看上去就像個農民勞作了一天從田裡歸來，他的一口純正的河南腔還帶着那塊土地的麥場被夕陽灼過的氣息。常聽他談起外祖母，他對她非常敬佩和熱愛。記得有一年春季他外祖母去世，他從河南老家奔喪回來，他在電話中很傷感地說了一句“我有大不幸了，我外婆去世了。”那一瞬間他委屈得像個孩子，好像他外祖母領着他出去拾麥子，不負責任地把他一個人孤零零地給抛到野地上了。

畢業之後見劉震雲的機會便少了。倒是常在電視上看到他在做各種節目的嘉賓，還“很惡心地”在《甲方乙方》中過了一把電影瘾，飾演了一位失戀者。劉震雲在電影中的表現可以用一部名著的篇名來概括:被污辱與被損害的。劉震雲是一個清醒理智的人，但這一次卻是把戲做過了頭。當我這麼說他的時候，他很理直氣壯地辯白:“葛優說我沒準能拿個金雞獎最佳男配角獎呢”。我想這是劉震雲接受批評的一種表達方式。

劉震雲苦心經營了八年的鴻篇巨制《故鄉面和花朵》終于殺青了，我還沒有看到這部長篇的全貌。他的毅力和才情令人歎服。我和畢淑敏有一次聊起劉震雲，畢淑敏說:“劉震雲可真了不起，能夠寫一部這麼長的小說。”我想隻有年富力強的男作家才會有這種魄力接受這種自我挑戰。漫長的寫作對作家身心的折磨是不言而喻的，而它帶給作家的那種暢快淋漓的藝術感覺也是不言而喻的。

劉震雲是個看上去很舒服的人，極易接觸，是以他人緣不錯。他的身上既有農民式的淳樸，又有農民式的狡猾，而這也僅僅是一種直覺。何鎮邦老師勒令我寫他時，我以為對他很了解，可一落筆才知道劉震雲對我來說還是相當陌生的。要畫出一個活生生的他，恐怕隻有王朔才會勝任。

記得有一年一幫朋友去黃山參加筆會，途經太平湖時，那些會遊泳的人紛紛躍人水中。我們這些旱鴨子坐在湖邊看綠水中的人姿态萬千地浮遊，大多數的人都把身子浸在水裡潛遊，隻有一個人是一直漂在水面上的，就像一具浮屍。大家驚異地指點着那個人時，他漸漸地由湖中心向岸邊遊來，我們看到這個泳姿怪誕的人就是劉震雲。坐在岸邊的人就拼命起哄，讓他不能上岸，劉震雲不動聲色地又朝湖中心遊去，依然用他那自由而又有些駭人的泳姿，一個朋友罵他:“裝死！”

但願劉震雲能夠做一朵烏雲，當閃電擊穿它時，會散落傾盆大雨。沒有雨意的雲彩隻是晴朗的一種點綴，而烏雲卻能在天地間制造一種獨有的氣勢和聲音。

劉震雲在機關裡

沙 丘

劉震雲的《機關》寫得好，而他自己在機關裡又怎樣呢？

超脫的“官人”

震雲當官是1991年春天的事。他大學畢業後一直在《農民日報》社工作，擔任編輯、記者。這一年報社上司更換，機構調整，讓他來副刊部當部主任。他輕而易舉地當了官，并不像他的小說《機關》《官場》《官人》中主人公們那樣煞費心機。

在這之前，他不曾嘗過當官的滋味兒。讀書時連小組長也沒當過，隻在部隊做過一段時間副班長。這回一下子從普通記者蹦到處級，他沒想到這樣順。

家鄉的人們重視職務，過去看他多年在外隻混到個“青年作家”，看不起他。如今開始刮目相看了。但是機關的一些同僚則認為，一位有了相當影響的作家在這些“俗務”上花費工夫，有點得不償失。震雲仍把主要精力用在寫作上，但絕對樂于參與報社的重大報道，也願意和“弟兄們”一起“熱鬧”，是以他不僅接受行政職務，最近還領了黨支部書記的銜。

為什麼要取得某些方面的成功，就必須抛棄另一些東西呢？人一生應當有的都應當有，這是強者的态度。作為作家的他把一切生活内容都當成體驗，當然也不放棄當官的體驗。震雲是智者，他同樣需要常人需要的東西，但絕不讓它成為自己的負擔，他巧妙地駕馭環境而不為它所累。

我曾經問他。當部主任影不影響寫小說。他說:“沒啥影響，王蒙開完會，馬上可以坐下來寫小說，這是作家必須具備的心理調節能力。再說每天寫字不過幾個小時，我也不必故作特忙，既然上司讓幹，那就幹吧。”

震雲也因為做官而變得更加謹慎:“如果我矯情，大家就不會買我的賬”，他心裡有數，“一些作家朋友同環境不和諧，說機關總找自己的毛病，其責任多半在自己。不要以為寫了點東西就比别人高明，行業之間沒有貴賤之分，如果想讓别人尊重自己，自己首先要尊重别人。”

“我沒有其他本事，隻會寫小說。”震雲說。然而他做起官來卻很在行，大事清楚，小事糊塗，有些事則故意糊塗。隻要事情的大體走向對了，過程中出點問題沒有什麼;争大不争小，他很少同人發生争論，但是必須力争的事就不講情面。記得他有兩次發脾氣，一次因為調人，他罵得很厲害，當着很多女士的面罵；還有一回為了編輯的稿子罵有關部門。

他在部門工作上，不求轟轟烈烈，而是采取無為而治的方針。求個安靜，求個寬松，果然大家處得很和諧。要麼不做，既做就要好；不求數量，但求品質，出影響，同他寫小說的路子一樣。

幾十位名作家撰文的《名家與農村》，呼喚新遊記的《心系旅途》，甯缺毋濫的長篇連載《陳永貴沉浮中南海》和《浩然的夫妻生活》，編輯下農村體驗生活每人一篇散文的《北京人在李堡》都是這個期間副刊部的拳頭産品。

冷面熱心

震雲看上去有些冷，他性格内向，不喜言談，很少同人交流，如果不找上門，他是不輕易涉及“文學”二字的。好像不屑同人交談似的，至于文學界的活動，他總是悄然來去，誰也不知他在做些什麼。

“每當我對周圍環境煩躁不已時，我就像阿Q一樣狠狠想:别以為我活在你們中間，我的心不在這裡。”他在《文彙報》上發表這樣的“創作談”更使人對他敬而遠之。

距離是存在的，這是他同環境的關系。

“悄悄地做事更加重要，”他說。他喜歡海明威的一句話:“小說好像浮在海面上的冰山，隻露出三分之一，三分之二全在海下。”“這種冰山往前移動是很有氣勢的。我不喜歡一塊冰浮在海上，那樣隻能是塊冰，會很快融化掉的。”

你隻有長期相處，才能慢慢了解他。

冷靜内涵，睿智機敏，性情溫醇随和，重義氣，也很富于人情味。念念不忘養育自己的外祖母，喜歡一個人陪她說話。八小時之外，大多時間泡在女兒身上。他的作品很多是由友情的觸發而寫的，第一部長篇小說《故鄉天下黃花》扉頁上就标明：“此書獻給我的外祖母。”

震雲并不擅唱歌，更很少登台，可有一回在歌廳卻為一位女士獻了歌。編輯孫麗娜心高而體弱，視力也不好，常為力不從心而歎息。住進康複中心，過節不能回家，大家便聚齊去探望她。邀她出來，點她愛吃的魚，然後去找歌廳。那天震雲帶着孩子跑了很多路趕來。本來大夥隻想聽聽别人唱，随着音樂跳跳舞，不料震雲第一個上台操起話筒大聲說:“我唱一首，獻給孫小姐，祝她早日康複!”“花謝花飛飛滿天，紅消香斷有誰憐，遊絲軟系飄春榭，落絮輕沾撲繡簾……”唱得小孫哭了，大家聽了也很感動。

總是與人為善，總是成人之美，樂于幫忙。我對他最早的印象是他剛到報社不久，我購置了沙發正愁沒人幫忙擡，他路過一看，就主動幫我擡上樓，什麼話也沒說就走了，我心裡很感激，心想小夥子真樸實。周末版老郝發病住院，震雲聽說後，邀我同去探望。編輯馮雷的父親去世了，我們商定去慰問，還派人送過一些錢去。臨到向遺體告别，我說咱們隔了一層關系，不去也罷。震雲說:“還是去的好。”

“快去，機關開始給裝電話了！”有一天他提醒我，好早點把這事辦了。他還告訴我穿老頭鞋好，他自己有時跟着去開編前會，說穿着舒服，建議我也買一雙。

文人相親

他在同僚當中愛稱兄道弟。這回雜志約稿，我問從哪個角度寫好，他說:“你就寫咱們兄弟的相處吧!”記得他第一次贈我他的書，簽上了“吾兄指教”。平時也總是“兄長”挂嘴邊。國人講究長幼之序，兄是一種尊稱，男人社交上的客套，通常沒有嚴格的年齡概念。但我感覺到他不是一般的稱呼，而是發自内心的。了解人、尊重人是他一貫的做人準則，我們合作三年沒有發生過任何“過節兒”，同他這種态度是分不開的。

盡管性格上有共同之處，但處理事情的路數，一個是作家型的，一個是編輯型的。他是舉重若輕，我是舉輕若重。我極力調整，還是常常不知不覺陷人瑣碎的事務之中。“你總是過于具體”，他自己超然，也希望我超然一些。

有一次我們談起寫作，不經意地聊，聊《紅樓夢》《追憶似水年華》……我說到自己的困惑，在報紙上寫的東西同雜志上的不一樣，沒把握，不知這樣寫行不行。他說，刊物其實很需要這樣的東西，“沒把握”往往正是出好東西的時候。當時還有幾句溢美的話。我似乎覺得自己有希望了。我同他探讨寫作僅此一回，卻大有“勝讀十年書”之感，可見交流不在于多寡，也不在于形式。

1991 年底我出差廣東、海南，《心系旅途》專欄剛開不久，缺稿了，震雲對我出差很高興:“帶上電傳機，随時發稿子回來!”我怕丢，沒帶。南行一個月，回來陸續而成15篇。震雲很高興，請汪曾祺或何鎮邦等名家寫評論，一方面為了打響專欄同時也為我好，結果是何鎮邦寫的。

我有幸同他搭檔，一塊兒搞副刊，那是一段美好的時光。潛移默化地受他影響，明徹了許多生活的真谛，我開始從煩瑣的生活困擾中跳出來，變得灑脫一些，自我一些了。平心而論，我真正意義上的寫作，是從那時開始的。

然而震雲的寫作卻早得多，他起先是在二樓空蕩的機動記者部，後來是在五樓副刊部的一個獨間裡一筆一筆寫出了《塔鋪》《新兵連》《一地雞毛》《頭人》等七部中篇和兩部長篇，在機關裡他第一個擲筆換了電腦，寫出中篇《新聞》。

今年春天我奉命去另一個部門任職，要離開工作了好幾年的副刊，有些留戀。震雲很高興，立刻設酒送我，我明白他的心思，是為我的一些事情着想。

寫字的俗人

機關蓋宿舍樓，需要搬遷。人們才發現一排平房後牆根冒出的一叢小榆樹，長到胳膊粗了。看到它，我聯想起震雲。

同是報人，很多人庸庸碌碌，而他卻悄悄地成功了。震雲随着文學而成長，随着機關而成長。有一回，我約了部裡同僚去機關的近鄰魯迅文學院聽過他一場講演。“震雲的講演，我們應當去聽。”我對部裡的同僚說。這次去“魯院”才知他活躍于社會已久，他經常被他的導師何鎮邦叫去為學員們講演。他不帶講稿，文采飛揚，談笑風生，對他的見地和口才我們始料不及。

十年磨砺，文學使他一舉成名，也使他在機關獲得成功。平時他依然悄悄地走路，靜靜地說話，微微地笑。沒有成功者躊躇滿志的樣子，沒有現代青年時髦的口語和衣着，也沒有一些作家總是高人一等的派頭。而是越來越默默無聞，越來越老到。總是蒙眬着眼睛，很少高談闊論。他總是以“寫字的俗人”自居，将自己的大事化小。出國交流回來問他感受，說:“就像出了趟遠差。”

“嚴肅和俗都具備了，才是完整的人。寫字就是寫字。寫字之餘再來談寫字就顯得有些做作和可笑。寫字之餘幹些什麼呢?調皮和讀書。”他曾這樣寫道。在平時，他還熱衷于同僚們的熱鬧場合(聚餐)，不計較飯館檔次；對“女朋友”和“有賊心沒賊膽”的話題特感興趣，而且關心對方的長相。

“她，漂亮嗎？”一次大家研究一個人的調人時，震雲這樣問。

喜歡電視劇《一休》和《貓和老鼠》。喜歡穿肥大的陳年綠軍穿老頭鞋，留戀一件被風刮走的舊背心。

午飯時間到了，妻子電話打到辦公室，他便下樓去食堂同她共餐——看來關系挺和諧，這時别人就不便湊近那桌子。如果隻他一個人，便打飯回家。迫不及待地邊走邊吃，可能是包子之類；碗舉起來，頭仰得很高，可能是湯。

傍晚時分，辦公樓前的空地便成了他和女兒玩耍的場所(宿舍在機關)。是妻子分派的還是主動承攬的，沒有問過。有時光着膀子玩得汗流浃背，同過往的熟人打招呼“吃了嗎”。時常是坐在台階上默默地看着孩子玩，無思無慮的樣子。如果有畫家畫下來，一定是他最好的畫像。

雜說震雲

何鎮邦

一

1988年初夏，我當時在魯迅文學院正起勁地做着同北京師範大學聯合舉辦第一期文學創作研究所學生班的籌備工作。劉震雲那時在《農民日報》當機動記者，并已發表了短篇小說《塔鋪》和中篇小說《新兵連》。記得他常于晚飯前後到魯院來串門，或與學員們一起打打籃球，或抱着他不滿周歲的女兒，穿着拖鞋到我辦公室聊聊天。有一次，我們還鄭重其事請他同當時正在校學習的第四期文學創作進修班的學員一起座談，介紹他的創作經驗。也就是在那樣的情況下，他得知我們籌備創辦文學創作研究所學生班的消息，他表示了極大的關注和熱情，在八十多位報名的名單中，就有了他的名字。以他的創作實績和北京大學中文系大學畢業的學曆，我們自然優先錄取了他。但因為他工作後住在《農民日報》社裡，離魯院隻有幾步之遙，無須住校，而他的工作是機動的，也無意脫産，于是就成了我們第一期文學創作研究所學生班的一名比較特殊的學員，也就成了我的學生。

震雲還真是個好學生，他往往比某些住校學生還遵守紀律，按時來聽課，參加一些班裡的活動，隻是不卷入班裡某些是是非非而已。他還是那麼謙遜，不隻對老師，也對一般的員工。而且在魯院學習的這兩年半期間，他在創作上也有很大的長進。稍不留神，他在刊物上相繼發表了《機關》《頭人》《官場》《官人》《一地雞毛》等一批引起相當反響的中篇小說，成為當時正在紅火的“新寫實”的代表作家之一，還寫出了第一部長篇小說《故鄉天下黃花》，成了班上創作成績最突出者之一。作為他的創作導師的李國文，也常常稱贊他的創作，并給予他的《創作理論與實踐》課以高分。

震雲在兩年多的時間裡，在研究所學生班裡完成了他的學業，修完了各門課程。學完了 30多個學分，拿到了研究所學生畢業證書，隻是不知為什麼，他不願意撰寫碩士學位論文，不申請答辯，當然也就沒有拿到學位證書。估計他已有大學大學畢業文憑，也在不久之後被評為一級作家，就不想去費這個力氣了。

二

從研究所學生班畢業後這七八年間，他發表的作品的量好似不如在校學習那幾年。這大約一方面是由于他擔任了《農民日報》文體部主任，有了一定的責任，不像原來當機動記者那樣自在，也不像在研究所學生班讀書時什麼都可以用正在讀書的名義往外擋;另一方面他是把絕大部分可以用的時間用于那部長達兩百多萬字的長篇小說《故鄉面和花朵》的創作上去了。這部長篇的寫作可能開始于研究所學生班的後期，堅持寫了八年多，有一次在他的辦公室裡聊天，發現他的桌上有一本硬皮封面十六開的大筆記本，一問原來是此部長篇的初稿。他打開給我看，每一頁上都密密麻麻地寫着，又有些改動的符号他說寫過這麼一遍後，才往電腦上移，然後又在電腦上改。在文壇上時興傳媒熱炒，作家們都浮躁得可以的時代，震雲能耐着寂寞，坐在他那間放了電腦的辦公室裡，從大學子到電腦，整整地耕耘了八年多，僅就這一點說，就很不簡單。而且這八年多。也正是他很火的時候，他能謝絕各種稿約，潛心于長篇小說創作，更是不簡單了。

當然，在寫《故鄉面和花朵》這八年多的時間裡，他也還發表和出版了一批新作。諸如第二部長篇小說《故鄉天下流傳》，中篇小說《溫故一九四二》《新聞》，還有寫得很别緻的短篇小說《土塬鼓點後:理查德·克萊德曼》，等等。讀到1994年發于《長城》上的《新聞》，我就明顯地感到震雲的創作路數在變，從《一地雞毛》《機關》那種寫生活的原生态，那種追求生活的精細逼真的“原生态”到把生活荒誕化，把人物符号化。當時讀後頗激動，還同震雲通了電話，本來是想寫篇評論來評論一番震雲創作上的這種變化的，而後大概又忙什麼别的去，顧不上寫這篇文章，于是就過去了。今春以來，陸續讀到他的長篇《故鄉面和花朵》散發在各種文學期刊上的片段，才發現《新聞》的寫作路數的變化乃是《故鄉面和花朵》新路子和新風格的先兆，我很後悔沒有抓緊時間寫好那篇關于《新聞》的評論。

三

在魯迅文學院這十多年的教書生涯，使我有機會認識了各種各樣的文學青年，以至各種各樣的想靠文學混碗飯吃的人，眼界于是大開。據不準确的統計，十多年間，在魯院的課堂上聽過我的課的可稱為我的學生的大概近千人，而其中兩期文學創作研究所學生班和兩期文學評論研究所學生班的學生就有一百五十多人。這個數字裡，當然不包括那些在社會上或在别的大學裡聽過我的課或文學講座的人數。如果加上他們，當然是一個更大的數字。這些年來，我常為擁有這麼多聽過我的課的學生而欣慰，也常為這麼多學生給我找來的種種麻煩而苦惱。有人開玩笑說我的桃李遍天下，走到哪裡都不會餓着肚子，這是确實的。如今走到哪兒，常能遇到我熟悉或不怎麼熟悉的學生熱心照料或招呼自己，這是一種從事教育工作的獨有的樂趣。但既然“桃李滿天下”，那在那麼多的桃李之中，就既有甜的，也有酸的、苦的和澀的。林子大了，什麼鳥都有。文學青年中，相當多都很敏感，也很自尊，是很容易得罪他們的，與他們打交道是頗不容易的。有時候為他們做了九十九件事，他們也處處表示感謝，但隻要一件事沒做好，他們就不滿意，甚于可以诋毀你。于是，我同我那麼多的學生們打交道，是時時很小心，甚至有時是提心吊膽的。

但是，在我的學生中，也有一些是可以交朋友甚至交心的，我同他們之間不僅是師生，也是朋友。在這種可以稱作師友，可以交心的學生中，就有劉震雲。

尊師是一種傳統的美德，震雲之對于我，不僅是一般尊師意義上的尊重，更重要的是作為一種朋友的真誠。有人說他嘎，且有點“油”。照我看來，他不僅創作上很機趣，很有幽默感；在生活中，在處理人事關系中，也很機敏，可以說是表面上憨厚樸實下的一種機智和狡黠。這對于一個遠從豫北農村到京城裡來闖天下的青年人來說，是必要的。從我同震雲十多年的交往中，我更多地體驗到的是他的真誠和樸實。我們之間固然有出于禮貌的互相尊重，但更多的是出于真誠的交流。當年，我因工作關系有時住在魯院辦公室，晚上常想喝點粥，有時就跑到震雲家去喝。有時，他還會添點菜，例如在熬了小米粥和準備點烙餅、青菜之外，還臨時從市場上買來一點燒雞什麼的。盡管他和他的夫妻小郭并不怎麼精于廚藝，做出的菜實在不敢恭維。但我還是很樂意到他們家去喝粥，去感受他們家庭中那一份溫馨。有時，震雲也同我商量他的工作。1991年夏，他從研究所學生班畢業不久，報社的機動記者部撤銷，報社上司拟安排他去當文體部主任，他開始還有點猶豫，怕影響創作。他同我商量時，我鼓勵他去當這個主任。我當時坦率地告訴他，報社給他房子住，發給他工資，如不給報社工作，人家是不可能白白養活一個作家的。他采納了我的意見，很痛快地應承下來。走馬上任後，一方面大膽用人，讓手下的人去幹;一方面又對版面進行改革，既不太費心，又收到功效，足見其大将風度。

這一點強過我輩。當然，我們也是支援他的工作的。例如他當了文體部主任後在副刊上開辟的專欄“名家與農村”，我和我的很多朋友都為之寫過文章，王蒙還一氣在這個專欄上發了兩篇，第二篇《我愛喝稀粥》還引起方方面面的關注。不過，說老實話，震雲當文體部主任，我們又多了一塊陣地，有些文章就可以到他的版面上發，有時也可以到他那兒混頓飯吃吃。這也是我慫恿他去當那個主任的一點小打算，如今從實招來。

四

震雲之對待同學和朋友，也是很真誠的。前年才聽到他的一位研究所學生班的同學說到一件事，很使我感動。還是在研究所學生班預備班的時候，同班的一位同學因為三千元學費而犯了難，震雲知道後毫不猶豫把僅有的三千元存款取出來，借給這位同學交了學費。要知道，震雲當時的經濟條件并不寬裕，僅有的一點稿費收人，要撫育一個剛剛周歲的女兒，還要招待常常來北京打擾他的鄉親，拿出三千元來借同學，實為一樁壯舉和義舉。但他做後從不聲張。這就是震雲的脾氣。

不僅是待人，就是在對待自己的創作上，他也是不喜歡張揚，更不用說通過各種門道去熱炒自己的作品了。在我的記憶裡，震雲從來沒有開過什麼作品研讨會之類的，也沒有找别人寫過自己的專訪和在報紙上到處發照片。他的作品是靠它們的藝術品質走向廣大讀者，而被廣大讀者所認同的。當然，他也希望聽到别人對他的作品的意見，有時也希望我為之寫點評論，但從不在乎。不像有的青年，常常在乎一篇或幾篇評論，甚至對不給他們寫評論而耿耿于懷。震雲的這種既在意又不在意别人的評論的态度，也顯示出他的一種大家風度。

當然，我和他的一些朋友一樣，弄不清楚震雲為什麼要在電影《甲方乙方》裡串演那麼一個角色，也弄不明白他為什麼既然安于坐冷闆凳，卻時時出現在電視熒屏上，大侃什麼盜版圖書和被人支使去談論各種話題。這大概是聰明的震雲的另一面。人生活在這個缤紛五彩的社會裡，大概是需要幾副面孔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