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不單單是為了“活着”年，就這樣，沒有轉幾下眼就過去了。我也從一個懵懂少年變成了“年過半百的老爺爺”（小時候寫作文都這

人，不單單是為了“活着”

年，就這樣，沒有轉幾下眼就過去了。我也從一個懵懂少年變成了“年過半百的老爺爺”（小時候寫作文都這樣說）。去年冬天，父母沒來邢台，在南宮城裡二弟家，都是二老的兒子，我也沒有什麼不放心的。近80歲了身邊越來越離不開孩子了。

年好過 月好過 日子難過。難過也是轉眼百年，正可謂人生一世，草木一秋。有人說“别看你鬧得歡，難過三萬六千天”，其實就是這樣。但是，人們還是要努力地活着。本想着正月十六我這裡開門營業，可是，初四我就開門了，一個人坐在工作室裡發呆，什麼都想，其實什麼也沒有想。一連幾天，說沒幹什麼，有時候也收拾收拾，為十六做着準備。

我把支畫案的架子換了一個，舊的抽出來，兩個多年不動的小抽屜露出來，翻騰了幾下，都是一些扔了可惜，不扔沒用的東西，比如三個電源插頭，一個用了沒幾頁的電話本，啤酒啟子，幾個衣服上的新紐扣……還有一個吊牌，拿起來看看，是我大伯父的頭像，是一個“會員證”。我想起來了，這是“老年書畫會”的，叫我“捎給”大伯，可惜在我這裡呆了近20年。大伯在3年前去世了享年88歲，這張照片還是他剛退休時候的樣子。大伯去世前留了遺言，“在邢台的孩子們參加，機關，和邢台以外的親友都不要通知”。那時候，我父親正在邢台的醫院住院，後來才告訴父親大伯的事情。父親老淚縱橫，把以前與“大哥”的事叨念了一個上午。父親是老三，與大伯差着十幾歲，什麼“咱們公社的第一份《中國少年報》”，什麼給家裡捎書，什麼申請入黨……最後，父親說我，“你不要埋怨他，你大伯就是這樣的人”。

我知道父親說的是什麼。

父親是村裡的幹部，要麼開會，要麼“管事兒”，村裡誰家的事都管，父親的手巧，裱糊紙，給生産隊辦“副業”。會木工，拆房，蓋屋，婚嫁家具，死人壽材，修收音機，大隊的大喇叭……可是，家裡的活很少做，我記得，吃飯都是我去叫。有一次，到處找也沒找到，就到大隊的破房子裡，那裡有一部手搖電話，我就搖了幾遭——“喂，公社的人兒，我娘叫我找我爹，他在你們那裡開會嗎？快叫他回來，飯都涼了”。到今天，我回老家，嬸子大娘還叫我——“公社的人兒回來啦？”

家裡是真窮，别說吃的，燒火做飯母親都省着，我六七歲就拾柴，割草，放羊，後來大一些，要拉着妹妹弟弟去上學，後來給父親說笑話——你是幹部，多少“A錢”點，也不能把家混成這樣啊？父親并不認同，說，那時候誰敢？都是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

到了我17歲，父親帶着村裡兩個窮小子去了新疆石河子市，說那裡人富裕，喜歡自己做家具，一天能掙30塊錢，父親就去了。一去就是一年。我正讀初三。邊拉着二弟，邊上學。高中是要住校的。還有一個妹妹國小考國中呢，幹脆就别上了。我在南宮“利民印刷廠”做了臨時工，我隻上夜班，夜裡12點就能回去，天亮就可以同母親下地幹活了。記得那是夏天，棉花很高，我和母親蹲下來休息，母親說，“老二也能跑了，你出去逃個活命吧。”母親教我，“給你大伯寫個信，他是縣團級幹部，是校長書記。你就說，掃地掏廁所也行……”

大伯真的回信了，“掃樓道，打理廁所你能幹嘛？”我怎麼不能幹？在家除糞坑，清理豬圈，打理驢棚我啥都能幹。母親給了10塊錢，背了一個包，第一次出遠門來到邢台。

大伯見我真來了，第一句話就說，“你還真來啦？”看來，他是真沒想到我會來。我的工作就是學校宿舍樓的六個廁所和左三層，右三層的樓道。

下班了，大伯在院子裡等我，推個自行車，叫我回家吃個飯，并給了我一把他辦公室的鑰匙。我問，上海轎車您怎麼不坐呢？

“哦，這是機關給我配備的，拉着你不成了公車私用了嗎？我借了一輛自行車，帶着你，咱一起走，路上也好說說話。”

大伯說，工作沒有貴賤，隻有能力高低，“我給你報了一個業（餘）大，你要發奮學習，沒文化可不行。”大伯知道，我國小三年級就在冰心主編的《作文》雜志的登過稿子，還給了一塊五毛錢的稿費，要知道那時候“你父母掙一年工分才領十塊錢”.是以，有時間就給報社寫到東西，鍛煉自己，也增加點收入。

時間到了1988年，那天我正掃樓道，新來的一位副書記在我身後叫我，我知道他是哪個縣裡的縣長，姓張。“小楊子，是你給廣播電台寫了一個長篇小說，播了一個星期，是嗎？”我說是，還給了96塊錢稿費呢？

張書記歎口氣，使勁抽了兩口煙，說，你的樓道要掃到什麼時候呢？我告訴你，“我和你大伯幹了一仗，咱學校來了三個轉正名額，你們是五個臨時工，你是第一人選吧？嘿嘿，就沒你，就是你那親大伯幹得，隻要他簽個字……”“走吧孩子，你大伯太……叫我說他啥呀？”

在張書記的推薦下，我去了《邢台日報》科教科做了編輯。收入提高了。”（未完，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