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不单单是为了“活着”年，就这样，没有转几下眼就过去了。我也从一个懵懂少年变成了“年过半百的老爷爷”（小时候写作文都这

人，不单单是为了“活着”

年，就这样，没有转几下眼就过去了。我也从一个懵懂少年变成了“年过半百的老爷爷”（小时候写作文都这样说）。去年冬天，父母没来邢台，在南宫城里二弟家，都是二老的儿子，我也没有什么不放心的。近80岁了身边越来越离不开孩子了。

年好过 月好过 日子难过。难过也是转眼百年，正可谓人生一世，草木一秋。有人说“别看你闹得欢，难过三万六千天”，其实就是这样。但是，人们还是要努力地活着。本想着正月十六我这里开门营业，可是，初四我就开门了，一个人坐在工作室里发呆，什么都想，其实什么也没有想。一连几天，说没干什么，有时候也收拾收拾，为十六做着准备。

我把支画案的架子换了一个，旧的抽出来，两个多年不动的小抽屉露出来，翻腾了几下，都是一些扔了可惜，不扔没用的东西，比如三个电源插头，一个用了没几页的电话本，啤酒启子，几个衣服上的新纽扣……还有一个吊牌，拿起来看看，是我大伯父的头像，是一个“会员证”。我想起来了，这是“老年书画会”的，叫我“捎给”大伯，可惜在我这里呆了近20年。大伯在3年前去世了享年88岁，这张照片还是他刚退休时候的样子。大伯去世前留了遗言，“在邢台的孩子们参加，单位，和邢台以外的亲友都不要通知”。那时候，我父亲正在邢台的医院住院，后来才告诉父亲大伯的事情。父亲老泪纵横，把以前与“大哥”的事叨念了一个上午。父亲是老三，与大伯差着十几岁，什么“咱们公社的第一份《中国少年报》”，什么给家里捎书，什么申请入党……最后，父亲说我，“你不要埋怨他，你大伯就是这样的人”。

我知道父亲说的是什么。

父亲是村里的干部，要么开会，要么“管事儿”，村里谁家的事都管，父亲的手巧，裱糊纸，给生产队办“副业”。会木工，拆房，盖屋，婚嫁家具，死人寿材，修收音机，大队的大喇叭……可是，家里的活很少做，我记得，吃饭都是我去叫。有一次，到处找也没找到，就到大队的破房子里，那里有一部手摇电话，我就摇了几遭——“喂，公社的人儿，我娘叫我找我爹，他在你们那里开会吗？快叫他回来，饭都凉了”。到今天，我回老家，婶子大娘还叫我——“公社的人儿回来啦？”

家里是真穷，别说吃的，烧火做饭母亲都省着，我六七岁就拾柴，割草，放羊，后来大一些，要拉着妹妹弟弟去上学，后来给父亲说笑话——你是干部，多少“贪污”点，也不能把家混成这样啊？父亲并不认同，说，那时候谁敢？都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到了我17岁，父亲带着村里两个穷小子去了新疆石河子市，说那里人富裕，喜欢自己做家具，一天能挣30块钱，父亲就去了。一去就是一年。我正读初三。边拉着二弟，边上学。高中是要住校的。还有一个妹妹小学考初中呢，干脆就别上了。我在南宫“利民印刷厂”做了临时工，我只上夜班，夜里12点就能回去，天亮就可以同母亲下地干活了。记得那是夏天，棉花很高，我和母亲蹲下来休息，母亲说，“老二也能跑了，你出去逃个活命吧。”母亲教我，“给你大伯写个信，他是县团级干部，是校长书记。你就说，扫地掏厕所也行……”

大伯真的回信了，“扫楼道，打理厕所你能干嘛？”我怎么不能干？在家除粪坑，清理猪圈，打理驴棚我啥都能干。母亲给了10块钱，背了一个包，第一次出远门来到邢台。

大伯见我真来了，第一句话就说，“你还真来啦？”看来，他是真没想到我会来。我的工作就是学校宿舍楼的六个厕所和左三层，右三层的楼道。

下班了，大伯在院子里等我，推个自行车，叫我回家吃个饭，并给了我一把他办公室的钥匙。我问，上海轿车您怎么不坐呢？

“哦，这是单位给我配备的，拉着你不成了公车私用了吗？我借了一辆自行车，带着你，咱一起走，路上也好说说话。”

大伯说，工作没有贵贱，只有能力高低，“我给你报了一个业（余）大，你要发奋学习，没文化可不行。”大伯知道，我小学三年级就在冰心主编的《作文》杂志的登过稿子，还给了一块五毛钱的稿费，要知道那时候“你父母挣一年工分才领十块钱”.所以，有时间就给报社写到东西，锻炼自己，也增加点收入。

时间到了1988年，那天我正扫楼道，新来的一位副书记在我身后叫我，我知道他是哪个县里的县长，姓张。“小杨子，是你给广播电台写了一个长篇小说，播了一个星期，是吗？”我说是，还给了96块钱稿费呢？

张书记叹口气，使劲抽了两口烟，说，你的楼道要扫到什么时候呢？我告诉你，“我和你大伯干了一仗，咱学校来了三个转正指标，你们是五个临时工，你是第一人选吧？嘿嘿，就没你，就是你那亲大伯干得，只要他签个字……”“走吧孩子，你大伯太……叫我说他啥呀？”

在张书记的推荐下，我去了《邢台日报》科教科做了编辑。收入提高了。”（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