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觀察報 記者 鄭淯心 文钊“中國爆發系統性金融危機的風險很大”。2017年，黃益平曾作出這樣的預判，時隔近五年，他的判斷沒有變。
這幾年金融領域的改革沒有停下腳步，定向“爆破”一些突出金融風險點的動作不少。那麼，黃益平為何依然認為“有風險”？
黃益平是北京大學教授、國家發展研究院副院長、數字金融研究中心主任和中國金融四十人論壇學術委員會主席，曾擔任央行貨币政策委員會委員，是對貨币政策最具影響力的專家之一。他是金融改革的觀察者、研究者，也是建言者和參與者，他曾提出中國經濟改革40年成功的根本經驗既不是追求“理論最優解”，也不是“管得好”，而是結果導向的“務實”改革政策。
受疫情影響，中國2021年四個季度 GDP增速分别為 18.3%、7.9%、4.9%、4.0%，中國經濟也面臨需求收縮、供給沖動、預期轉弱“三重壓力”。黃益平說，中國經濟發展模式從粗放式的要素投入型轉為創新驅動型，創新型驅動增長需要更多的依靠民營企業，金融如何支援創新，這對現有的金融體系挑戰較大。金融的支援模式改革和創新，也已迫在眉睫。
金融如何持續的支援創新？黃益平在新書《金融的價值》寫道，中國的金融改革是務實金融改革，其實就是“摸着石頭過河”，金融體系要在實踐中進步，給實體經濟更大地支援。2020年銀行對中小企業發放大量貸款，這無疑是金融對實體經濟的支援，但是由此造成的銀行不良率，責任又該由誰來承擔？黃益平更關心的是這點，他認為一定不能完全是銀行背鍋，财政也需要承擔，但現實情況并非如此。
聚焦到今年如何做，黃益平認為，今年的重點還是要把宏觀經濟穩住，以金融來支援實體經濟的穩定。
這并不是說結構性政策不重要，比如說教培整治、平台經濟監管、碳排放、房地産等方面，這些結構性政策是為了實作經濟高品質的增長，但還是要慢慢做，要在短期目标和長期目标之間做平衡，不能為了實作遠期目标而在短期内造成非常大的經濟下行壓力。
長期的目标和短期的壓力，為金融改革形成更大的挑戰。黃益平認為，明确金融監管要做什麼，以及革新金融監管的手段十分重要。一放就亂、一亂就收、一收就死的循環不斷重制，是監管架構還沒有成熟的表現，例如對平台經濟的整治，黃益平說，監管重在提升可競争性上，而不是打壓至死。
《金融的價值：改革、創新、監管與我們的未來》
黃益平/著
中信出版集團
2021 年12 月出版
|對話┃
經濟在轉型，金融體系還沒轉變過來
經濟觀察報：您在2017年的時候曾經說中國爆發系統性金融危機的風險很大，彼時中國GDP增速6.5%，但這兩年外部環境發生了很大改變，您當時的判斷是否發生了改變？
黃益平：這個判斷沒有改變。
首先說明，中國如果爆發系統性金融風險，其表現形式應該也會不同于美國金融危機那樣的崩盤。大陸的金融危機更為可能的表現形式是效率損失、資金配置無效或者增長停頓。但這并不意味着大陸不會發生另外一種金融危機，比如去年房地産開發商違約事件，全面爆發的可能性是存在的。但與一些典型的市場化經濟相比，大陸政府在金融體系中的參與程度還比較高，目前也還具有較強的兜底能力。
中國金融體系具有規模大、管制多、監管弱、銀行主導的特點。這樣一個金融體系當然會有不少效率損失，但支援要素投入型的增長模式問題不大，資金配置的效率不高，但将儲蓄轉化為投資的有效性很高，是以較好地支援了經濟增長。
管制多的問題也需從兩個方面來看，管制會影響金融效率，但當市場機制沒有特别健全的時候，完全放開市場可能産生更大問題，在市場機制和監管架構都不太成熟的時候，政府幹預市場是有正面效果的。總體看，過去這套金融體系效果不錯。
為什麼說現在風險還是比較高？主要存在兩個問題。一是經濟增長減速，過去的發展模式很難持續，一些産業面臨危機；二是過去維持金融穩定主要靠政府兜底和經濟持續高增長，現在這兩個支柱很難持續。經濟增長減速下，發展模式從粗放式的要素投入型轉為創新驅動型，對金融體系挑戰較大，如果金融監管跟不上，發生系統性金融風險的可能性在提高。
事實上從2015年到現在，能發生金融風險的地方都發生過了，一開始是股票市場下調，之後外彙市場、影子銀行、網際網路金融、債券市場、地方融資平台等都出現了波動，雖然沒有形成系統性的問題，但現在仍不能放松警惕，風險并沒有完全消除。是以，金融體系要盡快轉型、金融監管架構要盡快改善，才能減少金融風險。
經濟觀察報：您多次警示中等收入陷阱，您覺得這兩年中國是否已經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黃益平：中國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應該是沒有什麼懸念了，按照現在世界銀行的标準，一個國家的人均國内生産總值如果超過12535美元，就認為已經進入高收入經濟的行列，中國應該會在未來一到兩年内達到那個門檻。但中等收入陷阱的實質問題是能否通過創新避免經濟增長減速甚至停頓，一般的國際經驗是那個關鍵節點在人均GDP15，000美元或者是領先國家即美國的人均GDP的30%左右。是以，大陸的挑戰依然存在，要保持可持續增長，經濟就必須轉型，從要素投入型增長向創新驅動型增長過渡，而創新驅動型增長更多的要依靠民營企業。民營企業發展好不好，在相當程度上決定了中國經濟的未來。中國所面臨的根本挑戰是經濟需要轉型，但金融體系沒有轉變過來。
經濟觀察報：如何通過市場化手段進行金融改革？
黃益平：金融改革的市場化手段有很多，簡單的看可以從三個方面入手，第一，完成利率市場化的改革，利率市場化的核心是要做到市場化的風險定價，有多高風險就定什麼樣的價格。第二，建構多樣化服務民營企業的金融體系，包括資本市場、商業銀行以及像數字金融這樣的新型機構，不同機構各有側重，改善民營企業的融資環境。第三，規範而不是消滅非正規金融部門，盡管他們會帶來一些金融風險，需要加強監管，但實際上他們也為實體金融提供了金融服務，為正規金融部門提供了補充。另外，金融市場化改革也需要一些配套的政策與制度，比如經常看到的金融機構在資金配置時存在歧視民營企業的現象，但這本身并不是金融機構的問題，而需要在更高層面真正實作所有制中性。另外還需要加強對産權的保護。
經濟觀察報：創新和監管之間的關系很微妙，好像一說監管，創新就沒了，一說創新就沒有監管，一放就亂、一亂就收、一收就死的循環不斷重制，如何平衡監管和創新的關系？
黃益平：這就是監管架構還沒有成熟的表現。P2P網貸是一個很典型的例子，2007年第一個P2P網貸平台上線，2016年才出台第一個暫行管理辦法，九年時間什麼規矩也沒有，監管是要承擔責任的。過去幾年一批中小銀行出現了風險問題，銀行董事會和管理層普遍失職，但監管也脫不了幹系。凡是有大的金融風險的地方，往往都是因為監管沒做到位。
我一直在呼籲要對監管做徹底改革，中國有監管架構，有機構、人員、規則、做法，就是需要管金融風險的時候沒管住。一說創新，監管不敢管，一出問題都來管，變成“運動式監管”、“監管競争”，恨不得把創新掐死。這些都不是正常的監管行為。
經濟觀察報：徹底的金融監管改革的标準是什麼？
黃益平：第一，明确金融監管要幹什麼，金融監管改革要做三件事：一要保證充分競争或者是公平競争；二要保護消費者利益；三要維持金融穩定。現在的問題是給監管各種各樣的其他的責任，比如金融發展、宏觀經濟、結構調整，包括2020年的保經濟主體，這些都要從監管的責任重分離出去，特别要考慮把金融發展與金融監管的責任區分開來，否則監管部門往往自己也搞不清楚到底要對什麼負責。二是要在目标明确的前體下授權，給監管體系充分的權限，可以看到問題處理問題。第三，建立問責機制，不僅是從業人員，還有具體官員。
金融如何支援創新
經濟觀察報：金融對實體經濟的支援在減弱嗎？
黃益平：先看一下一個名額即邊際資本産出率，它反映的是每生産一個新的機關的GDP需要幾個新的機關的資本投入。大陸的邊際資本産出率從2007年的3.5上升到現在的7.0以上。這實實在在地表明金融效率在下降。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一個原因是民營企業在經濟中已經占到舉足輕重的地位，但它們的融資環境很不理想。
從2013年開始，中國政府一直高度關注民營企業融資問題，幾乎兩三個季度都會出台一個政策，緩解金融不支援實體經濟和民營企業融資難、融資貴問題的政策。但是每次政策出台之後，我們可以看到立竿見影的統計資料，但如果深入調研，就會發現實際效果并不理想。究其原因，恐怕還是所采取的政策措施，對基本金融規律重視不夠，沒有完全的對症下藥。
民營企業融資難和融資貴是兩個問題。民營企業融資難的問題折射到宏觀經濟反映出來的沖突，就是宏觀貨币和微觀融資之間的通道被堵塞了。即使宏觀政策擴張增加市場流動性，錢也很難流到迫切需要融資的民營企業手中，正如去杠杆的目的是降低綜合杠杆率，但實際上去杠杆降低了民營企業的杠杆率，國企的杠杆率反而上升。融資難的問題是銀行既不會對民營企業做合理的風控，又無法實行市場性的風險定價，是以銀行會把錢貸給國有企業，金融不支援實體經濟的沖突也由此而來。
經濟觀察報：金融創新如何支援中小微企業發展？
黃益平：疫情期間銀行給中小微企業發放貸款，2020年中小企業貸款額上升了30%，這是中國特色政策，銀行貸款給中小微企業本來就風險高，疫情下放貸風險更高，這是一種政策性的貸款，不完全是商業性貸款，但是最終會不會造成銀行不良率上升，我覺得值得商榷的是，後果是不是全部由銀行來承擔？我認為财政也要承擔一部分。
我建議建立一個特殊目的平台，平台上央行提供流動性，讓商業銀行去向中小微企業發放貸款，最後由财政來兜底，萬一貸款出現問題了，财政承擔一部分，商業銀行承擔一部分，但是我推薦了很多次，還是落實不了，最後可能責任都落在銀行上。
那就很容易帶來道德風險的問題，比如銀行自己業務沒做好，卻歸結到2020年的政策性貸款上。我并不反對2020年讓銀行多發貸款穩經濟主體的措施，但是最後誰來承擔責任？将來還會碰到類似的問題，不能每次都讓銀行來承擔後果。
經濟觀察報：大企業拖欠造成中小企業的賬期越來越長，您怎麼看這個問題？
黃益平：賬期問題是流動性危機的問題，現金流動性的管理會變得越來越重要。所有的中小企業應收賬款是14萬億左右，這一數字跟2020年銀行發放的中小企業貸款的規模差不多，也就是說，銀行發給中小企業的貸款資金幾乎都扣在大企業手中，錢沒到中小企業賬戶上，這很大程度上抵消了國家對中小企業的政策支援。賬期延長的實質是大企業利用不平等的市場地位剝削小企業，這與政府發展普惠金融的努力背道而馳的，不但會影響中小企業的經營，甚至會影響宏觀經濟的穩定。
經濟觀察報：政策性貸款沒有從根本上解決融資問題，有沒有根本的辦法解決中小微企業的融資問題？
黃益平：首先要真正實作市場化的風險定價，讓市場決定貸款利率，讓市場自主地做資金配置，目前對中小企業政策性貸款的利率比較低，長此以往商業銀行無利可圖，但又是監管要求不得不執行，最後要麼陽奉陰違，要麼造成很大的銀行風險。
其次是改善風控的手段。做中小微企業貸款難就難在缺乏控制風險的手段，是以，金融創新首先要想辦法解決風控問題，比如大資料評估企業還款的能力，比如關系型貸款，很多信貸員充分全面的了解企業後再發放貸款，以及投貸關聯、科技支行等數字技術做信用風險評估。
另一種創新是數字供應鍊金融，現在是消費金融，通過消費行為批貸款額度，即使給中小企業貸款也是一種基于個體信貸的邏輯，未來通過供應鍊金融可以大幅度提高貸款額度。
最近成立的北京證券交易所，主要任務也是要支援中小企業融資。但它仍然避不開如何對中小企業做風險評估這個難題。也許證券市場一樣可以利用大資料分析評估中小企業的發展與投資潛力。
經濟觀察報：我們需要一個能夠支援創新、技術進步的金融體系，這個金融體系和現在的金融體系有多大的差別？
黃益平：目前中國還是以銀行為主的金融體系，那金融體系怎麼支援創新和銀行如何支援中小企業很大程度上是重疊的。
相比銀行，資本市場對支援創新更有意義，投資更專業，股權投資的錢對創新企業也更加合适。資本市場能不能發展起來背後有很多政治、文化、法律、曆史因素，客觀的說，我對中國資本市場發展是有點失望的，目前資本市場在支援企業融資、支援居民投資和反映宏觀經濟都有欠缺。
銀行也能支援創新，德國和日本主要是銀行支援，但是中國經濟發展進入新的階段，增長模式已經轉變，要從粗放式的要素投入型走向創新驅動型的增長，金融模式要跟着轉變，是以當下讨論金融轉型十分重要。
經濟觀察報：在這樣的環境下，為什麼要監管平台經濟？
黃益平：平台經濟是一個新生事物，平台經濟的最大好處就是海量的觸達、快速的運算和個性化的服務，已經成為大陸經濟增長的重要推動力量。但平台經濟的一些特性也有兩面性，比如規模經濟可以提高效率，但也容易形成壟斷。平台創造很多靈活就業的機會，但也可能損害勞動者利益。大資料分析可以降低平台的資訊不對稱程度，但也可能加劇其它參與者的資訊不透明。從2021年開始的“強監管”政策，目的就是要實作“在發展中規範，在規範中發展。”
經濟觀察報：對平台經濟進行監管的時候應該把握哪些原則呢？
黃益平：我覺得原則是平衡創新和穩定的關系。
考慮到中國的經濟發展水準，中國的平台經濟其實做的是不錯的，目前處在全世界第二的位置。但中國的平台經濟的技術優勢不是很突出，主要是市場優勢。這幾年數字經濟平台生産率有降低的傾向，背後的因素很多，重要一點是中國平台經濟和國際市場是分割開來的，雖然提高效率給企業帶來市場優勢，但是從長遠來看，這種狀況容易造成不公平競争問題，是以加強監管和治理是勢在必行，但過程中有幾個點要考慮。
首先，要明确加強監管的目的是讓平台實作有序發展，助力共同富裕，而不是打壓，這些平台本身是創新型企業，給經濟增長和就業帶來很多的貢獻，在監管的過程當中，要減少一些運動式的監管，更多采取日常性的回應型監管，新型産業行業有一些問題不容易快速判斷，比如“二選一”，一聽感覺不好，但在經濟學裡排他性協定是正當合理的，例如一家企業的代理商隻在某個區域銷售産品，其他代理商不能做，我并不是說“二選一”是正确的，而是說治理平台過程中要對問題進行深入分析。用傳統的方法來治理平台并不适合，平台經濟的一個重要特性是規模經濟，如果做大了就要受打壓是否合理？經濟學有個概念叫可競争性，一個平台會不會形成壟斷關鍵要看潛在競争者進入的門檻，例如2013年阿裡巴巴在電商市場的占比是92%，2020年它的占比是42%，看前者資料的話，是要做反壟斷處理，但實際上這些年拼多多、京東、微信、抖音都在發展，阿裡的市場佔有率被競争者分走了，說明當年阿裡并沒有壟斷地位，電商行業的可競争性是比較強的。
競争性強并不表明不需要反壟斷，但是要把政策的重點放在提升可競争性、降低門檻上，比傳統的反壟斷可能會更有意義。
今年怎麼做
經濟觀察報：您怎麼看今年的形勢？今年的重點工作是什麼？
黃益平：正如中央經濟會議所說，今年要穩字當頭、穩中求進，這時宏觀經濟政策是最重要的，當然結構性政策也重要，比如說教培整治、平台經濟監管、碳排放、房地産等方面，這些結構性政策是為了實作經濟高品質的增長，但還是要慢慢做，要在短期目标和長期目标之間有個平衡，不能為了實作幾年以後的目标在短期内造成非常大的經濟下行壓力，今年的重點還是要把宏觀經濟穩住，以金融來支援實體經濟的穩定。
經濟觀察報：很多人覺得要以消費來拉動增長，您覺得“三駕馬車”裡，消費和投資應該處于什麼樣的比例才算恰當？
黃益平：投資占比在國際上大概是處在20%~40%之間，日本和亞洲四小龍在高速增長期的平均投資率大概是35%左右，一般的國家，投資率大概都在20%多，美國比較低，中國投資占比在很長時間内是40%以上，在經濟快速增長的時候也沒有太大的問題。
消費拉不拉動經濟增長的問題在經濟學界有很大争議。有的學者覺得消費拉動增長是一個很可笑的說法，因為消費完了就沒有了，還怎麼拉動增長，也有的學者認為過去消費太弱了，我認為投資和消費保持恰當比例是保持經濟平穩增長所必要的。
投資多、消費少，容易造成過剩産能的問題，産品賣不出去，生産沒有回報，增長是持續不下去的。為什麼中國還沒有過剩産能的問題？這是因為我們把産品都出口到了國外，沒有造成堆積，但是生産也不是為了賺外彙，還是要滿足人民群衆不斷增長的美好生活的需要，而且出口不太可能像過去一樣保持高增長，現在看消費的比例回升就很重要。
經濟觀察報：為什麼消費比較疲軟？
黃益平：第一是老百姓的收入沒有較快增長，勞動工資占比太高，資産性收入太少，在老齡化的時代這将是一個大問題；第二收入配置設定還不太平等，經濟學有一個理論叫消費傾向，100塊錢裡多少用來消費，窮人的消費傾向很高但是沒錢，富人的消費傾向很低但是錢多，收入配置設定不平等降低了總消費的需求。第三是社會福利體系不太健全，中國疫情控制的還不錯，生産也恢複了，但是老百姓的收入受到了影響，社會福利體系不健全，有錢也不敢花。
經濟觀察報：您怎麼看待消費品市場？
黃益平：從長遠來看，解決了上面三個問題，中國的消費品市場是很有潛力的。相比國外的消費占比，中國消費占比上升的空間還有很大。今年中國社會零售總額已經超過美國，成為全世界最大的消費品市場。即便增長速度往下走，仍然會是全世界最大，同時增速最快的消費品市場。中國市場對全球的生産者都有吸引力，加上14億人的消費者市場，非常開闊，但現階段挑戰比較大。
經濟觀察報：對比傳統人民币，數字人民币會帶來哪些改變？數字人民币推出以後對内外雙循環有哪些積極的意義和挑戰？
黃益平：現在數字人民币最大的作用是提升支付的效率，在短期内我覺得沒有必要誇大數字人民币的作用。從一般消費者的角度看，數字人民币和支付寶、微信支付的差異不大，相比支付寶和微信支付，數字人民币的優點是更可靠，因為它是央行發行的，其次是數字人民币的成本更低，另外數字人民币普惠程度更高，比如說離線支付、供老年人友善使用。央行為什麼要做數字人民币，我覺得他們的關注點是移動支付的普惠性，并不一定是人民币國際化，因為人民币還不是國際貨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