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1949年上半年，正在北平華北人民革命大學上學的周恩壽，在跟哥哥周恩來通信的過程中，提到自己的大女兒周秉德國小畢業在即的事情。
周恩來當即表示，讓周秉德來北平讀書，知道周恩壽住在宿舍，帶孩子不友善，便主動提出，讓周秉德住到自己這裡。
于是，6月的一天，12歲的周秉德踏上了從天津開往北平的列車.......
圖丨周秉德和周恩來
“你自己的媽媽怎麼想”
來到中南海後，是一個名叫成元功的衛士長接待她。當時周恩來正在開會，成元功便領着周秉德在中南海四處轉了轉。
周秉德自己玩了一會兒，周恩來風塵仆仆地趕來了，看見周秉德，他走過去拉住她的手，“我看看你像誰？像爸爸，也像媽媽。”
周秉德第一次見周恩來，還不認識，她感覺面前這個人和自己的爸爸長得很像，猜測這應該就是自己的伯伯周恩來。
她很乖巧地向周恩來問好，“大爺好！”
周圍人哈哈大笑，周秉德不明是以，周恩來笑了一會兒，跟周秉德說，“以後叫我伯伯吧”。
“大爺”這種叫法并不算錯，隻是東北地區這樣叫得比較多，周秉德小時候在東北長大，是以更熟悉東北地區的稱呼。
圖丨鄧穎超和周恩來
這時候，鄧穎超有事外出，不在中南海，幾天後，任務結束，鄧穎超才傳回北京，周秉德跟着中南海的從業人員，一起去到火車站接鄧穎超回家。
看到鄧穎超，周秉德按照習慣叫了聲“大娘好”，鄧穎超一時沒反應過來，後來才知道周秉德叫的是自己，趕緊拉起孩子的手，“以後叫我七媽吧”。
對于稱呼、方言本身就有些混亂的周秉德，沒聽清鄧穎超說的“七媽”，給聽成“親媽”了。
她還胡思亂想了半天，以為是爸爸媽媽商量好，把自己過繼給伯伯伯母了，不過周秉德也納悶，“怎麼這麼大的事情，爸爸媽媽沒跟自己說過呢？”
又轉念一想，“爸爸媽媽讓自己聽伯伯伯母的話，做個好孩子，那麼伯母讓自己這樣叫，就這樣叫吧。”
于是，周秉德叫了好多年的“親媽”，連弟弟妹妹們都跟着這樣叫。
圖丨鄧穎超
因為這倆詞的讀音實在是太像了，鄧穎超也完全沒聽出來孩子們叫的是“親媽”，直到周秉德長大，給鄧穎超寫信的時候，在擡頭寫了“親媽”。
鄧穎超在回信中說，
“你叫我‘親媽’當然好了，可是你自己的媽媽會怎麼想呢？讓你叫我‘七媽’，是因為你伯伯排行排第七，這下可有兩個媽了。”
這時候，周秉德才搞明白這有點好笑的烏龍事件，雖說鄧穎超澄清了，不需要周秉德叫自己“親媽”，但是在周秉德心裡，鄧穎超就是“親媽”。
她在中南海生活了15年，和伯伯伯母朝夕相處，感情至深。周恩來和鄧穎超一生未有子女，周家的孩子們，從業人員的孩子們，也包括社會上的孩子們，他們都會當親生的一樣看待。
圖丨周恩來和鄧穎超
“我曾未見過恩來發這麼大的火”
事實上，周恩來和鄧穎超原本有成為父母的機會。1925年8月，兩個人在廣東結婚。
10月，時任東征軍總政治部主任的周恩來率領部隊進行第二次東征，鄧穎超則留在廣東開展廣東婦女運動。
周恩來離開後，鄧穎超開始感覺身體不太舒服，經常惡心想吐，渾身沒勁，吃不好睡不着，撐了一段時間，鄧穎超感覺對工作影響太大，便去了醫院檢查。
檢查結果令她又驚又喜——她懷孕了。鄧穎超很高興擁有和周恩來的結晶，然而，眼下的革命事業過分繁忙，她全身心都投入到了婦女運動中，這個孩子來的不是時候。
這時的鄧穎超隻有21歲，初來廣東，丈夫、母親都不在身邊，如果孩子生下來，自己是不是有時間、精力去照顧這個新生命呢？
鄧穎超考慮了好幾天，最終做出了一個令她後悔一生的決定——瞞着周恩來打掉這個孩子。
圖丨楊振德和鄧穎超
她去市場上買到一種中成藥，服用後，鄧穎超渾身是血，疼得在床上打滾，不得已，她請了一周病假。
當母親楊振德從天津趕到廣東後，嚴厲地對她說，“這麼大的事情，也不跟恩來商量一下。”
看見鄧穎超虛弱地躺在床上，眼角有淚痕，楊振德也不忍心繼續責怪她了。
好在楊振德對中醫略知一二，她留在廣東，照顧了女兒一段時間，慢慢地，鄧穎超恢複了健康，也繼續投入工作之中。
11月，周恩來率領東征軍政治部人員進入廣東汕頭，鄧穎超也作為潮梅特派員，赴汕頭開展婦女工作，久别的小兩口終于團聚了。
一見面，周恩來就發現了鄧穎超的異樣，他很關心地詢問，“小超，你怎麼啦，臉色怎麼這麼難看，是不是生病了？怎麼沒告訴我？”
鄧穎超知道自己壓根瞞不住細心的周恩來，便一五一十将事情告知。周恩來聽後，第一次對鄧穎超發了脾氣，
“小超，你為什麼會将生孩子和革命事業對立起來？孩子不是你的私有财産，他屬于國家，屬于社會，你有什麼權利将他随便扼殺，而且還糟蹋了自己的身體，這是不負責任的行動！身體是革命的本錢，不專屬于你自己，不是想怎麼處理就怎麼處理的，必要時，我們會為革命流血犧牲，但絕不能随意糟蹋。你要怎麼處理，也應該來信跟我商量一下的，怎麼能自作主張。”
鄧穎超心裡也很難受，在服用下藥物之後，她就已經在為自己輕率的行為後悔。此前，她一直認為孩子會影響她的工作，這和她的革命理想是相違背的。
是以，在知道自己懷孕後，鄧穎超隻是慌張地想要瞞住這件事情，完全沒想過要找母親丈夫商量一下，是以，也沒有人耐心告訴她，革命和孩子并不是對立的。
鄧穎超向周恩來承認了錯誤，周恩來看着鄧穎超懊悔的神情，不忍心繼續指責，他拍了拍鄧穎超的手，告訴她，自己不在她身邊的時候，一定要更加愛惜身體。
後來，鄧穎超提及此事時說，“在後來幾十年的共同生活中，我都沒見過恩來發這麼大的火”。
“隻要革命有後，你我無後又如何”
1926年，鄧穎超再次懷孕，這一回，她第一時間就将喜訊分享給周恩來，夫妻二人一同期盼着這個小生命的降臨。
圖丨“中山艦事件”
然而，革命形勢陷入低谷。3月，蔣介石發動“中山艦事件”，逮捕并屠殺共産黨人，直至年底，對共産黨的排擠打擊之風越刮越猛，一場大風暴即将來臨。
1926年12月，周恩來收到中央指令，讓他前往上海，到中共中央工作，擔任中央組織部秘書，兼中央軍委書記。
周恩來回到家，看到鄧穎超挺着的大肚子，一時不知如何開口，鄧穎超看到周恩來欲言又止的神情，猜到了周恩來想說什麼。
她微笑着問他，“是不是要走了？”
“你已經知道了？”
鄧穎超低頭摩挲着自己隆起的腹部，“我已經知道了，你不用擔心，有母親在身邊，你放心走吧，等孩子生下來後，我就去找你！”
周恩來感動于鄧穎超的善解人意，出于保密性，此次的上海之行注定不能通信，周恩來有很多東西想要交代。
臨行前，周恩來告訴嶽母，等鄧穎超生下孩子後，便帶着孩子到上海跟自己彙合。岸上的身影越來越模糊，周恩來心裡閃過擔憂......
去到上海後，周恩來立馬投入到了勞工運動中。鄧穎超肚子裡的孩子一天天長大，距離預産期一個禮拜前，鄧穎超出現了陣痛，楊振德趕緊将女兒送到了一家德國教會開辦的婦産醫院。
4月12日，蔣介石撕去最後的僞裝，向共産黨人舉起屠刀，一場血腥的大屠殺在上海拉開序幕.......
就在這狂風驟雨席卷之際，鄧穎超腹中的孩子急沖沖地要出世了。
一天，兩天，三天......鄧穎超也沒有想到，孩子會因為長得太大而無法出生，她難産了，在強烈的疼痛中，鄧穎超堅持到了第四天。
孩子出生了，8斤多，是助産醫生用了很多催産方法都沒有效果後，用産鉗夾住嬰兒的頭部拖出母體的。
鄧穎超看着這個折騰了自己三天三夜的男嬰，耷拉着腦袋，沒有一絲呼吸的時候，第一次感受到了絕望。
三天時間，她體會了旁人無法想象的劇痛都沒有留下一滴淚，如今，她抱着夭折的孩子，無聲地落淚。
圖丨“四一二反革命政變”
然而，這還不是最大的打擊，鄧穎超剛從産房出來，便聽說了“四一二反革命政變爆發”的事情。
鄧穎超心急如焚，不知道身處上海的周恩來安危如何，廣州也危在旦夕，反動派随時會沖進醫院進行搜查。
就在這危急時刻，一位打扮時髦的貴婦走進了鄧穎超的病房，鄧穎超還以為對方走錯房間，仔細一看，才知道是跟自己同在廣東省委婦女部工作的陳鐵軍。
陳鐵軍此次專程來到醫院，就是為了通知她，現在上海、廣州形勢不容樂觀，黨組織已經全部轉入地下，鄧穎超必須盡快離開廣州。
與此同時，鄧穎超收到了周恩來的電報，電報中讓鄧穎超和楊振德趕緊來上海，到上海後，通過尋人啟事的方式跟他聯系。
圖丨楊振德
可是，鄧穎超如何才能避開反動派虎視眈眈的搜尋，去到上海找到周恩來呢？迫不得已，她将此事告訴了醫院的醫生們。
醫生們沒有幫鄧穎超留住孩子，心裡非常愧疚，然而，鄧穎超并未責怪大家，反而安慰他們，“我知道你們盡力了，這也是沒有辦法的事情”。
是以，在知道鄧穎超的處境後，醫生們出了個主意，讓鄧穎超假扮成護士，楊振德扮成護工，乘坐德國領事的船隻去往香港。
在等待船隻起航的日子裡，醫生們将鄧穎超和楊振德安置在後院的一間小房子裡，為防止反動派突然搜捕，一日三餐都會有人送飯。
果不其然，在鄧穎超搬離病房後不久，反動派就沖進了醫院，逢人便問“鄧穎超在哪裡？”
醫生告訴他們，确實有名姓鄧的産婦，但是孩子死了，她也已經出院了。
反動派不信，繼續在醫院不依不饒，這時，德國院長走了出來，厲聲呵斥，“這裡是德國教會辦的醫院，決不允許中國軍隊搜查！”
反動派欺軟怕硬，灰溜溜地走了。幾天後，鄧穎超和楊振德裝扮成護士和護工，順利登上了開往香港的船隻。
5月1日，鄧穎超和楊振德輾轉來到上海，剛一下船，鄧穎超立馬感受到周遭緊張的氣氛，到處都是巡邏隊員，随時都有可能被抓。
圖丨申報
鄧穎超和母親在一家旅館住下，然後在上海最大的報紙《申報》刊登了尋人啟事，
“伍豪鑒，你已很久未見你的妻子，現在，我帶着她在上海找你，你見報後，速來xx旅館，嶽母振德。”
伍豪鑒是周恩來用來聯絡的化名，反動派并不知道，此時的周恩來正在一戶勞工家住着，看到報紙上的尋人啟事，稍稍松了一口氣。
然而，在看到旅館名字的時候，周恩來又緊張起來，前幾天，幾位中央幹部就是在這家旅館被人抓走的，現在，反動派正死死盯着這家旅館。
周恩來猜得不錯，鄧穎超和母親住進旅館後，反動派便将“一對可疑母女入住”的消息向上級做了彙報。
反動派立馬派人搜查了旅館，卻沒有找到這對母女的身影，原來，周恩來迅速反應，已經把鄧穎超母女轉移到一家日本人開的福民醫院去了。
圖丨福民醫院
鄧穎超在福民醫院住了兩個星期，前來打探的人就沒斷過，不過因為是日本人開辦的醫院，反動派不敢查，才有驚無險。
兩個星期後，周恩來趁着反動派放松警惕，将鄧穎超母女接到一所偏僻安全的房子，幾經兇險，鄧穎超終于和丈夫相見。
在福民醫院期間，醫生告訴了鄧穎超一個殘酷的消息，因為産後沒有休息好，鄧穎超的子宮未能恢複，以後可能不太有生育的機會了。
她哭着向周恩來道歉，一聲聲“對不起”紮的周恩來痛苦不已，他強忍悲痛安慰鄧穎超，“隻要革命有後，你我無後又如何。”
“全中國的青年都是我的兒女”
1949年新中國成立後，有一回，鄧穎超去醫院檢查婦科，婦科專家林巧稚告訴她，她的輸卵管已經堵塞了，自己可以幫忙疏通，也許還有生育的可能。
已經45歲的鄧穎超搖頭拒絕，“沒必要了，已經二十多年了，哪有那麼容易疏通啊。”
曾經，覺得未能給周恩來留有子嗣的鄧穎超，還勸說周恩來另娶一門，搞得周恩來大為惱火，
“新中國的憲法是一夫一妻制度，我是堂堂大國的國務院總理，如果這樣做，普天之下豈不是亂了套？我甯可絕後，也不讓人背後指着脊梁骨罵！”
在相濡以沫的陪伴中，周恩來和鄧穎超看淡了不能生育這件事，是以，在林巧稚提出建議的時候，鄧穎超才會毫不猶豫地拒絕。
因為沒有親生子女，周恩來和鄧穎超将自己的愛分享給了更多的孩子，他們常說“全中國的青年都是我的兒女”。
他們撫養過很多烈士遺孤，那些流浪街頭的烈士遺孤，被他們千方百計的找回來，周恩來會送他們去延安或是蘇聯，讓他們在一個相對安穩的地方生活學習。
他們認了三個幹女兒：葉挺的女兒葉揚梅、孫炳文的女兒孫維世、谌志笃的女兒谌曼裡，這些女兒，都是通過雙方家長認可，有正式手續領養的。
除此之外，還有很多孩子，比如李富春的女兒李特特、廖夢醒的女兒李湄等，周恩來每次見到她們，都會掏出口袋裡的糖分給大家，孩子們特别喜歡周恩來和鄧穎超，一直管他們叫“周爸爸”“鄧媽媽”。
圖丨戰時兒童保育會部分人員合影
1937年抗日戰争爆發，無數家庭破碎，孩子們流離失所，鄧穎超積極推動戰時兒童保育工作，并請人說服宋美齡，争取到了國民政府對救濟兒童活動的支援。
1938年，戰時兒童保育會迎來了第一個兒童節，鄧穎超在《新華日報》發表題詞，
“保育兒童，是豐富偉大的事業，不僅要救濟教育兒童，還要以堅毅的精神培養兒童，讓他們成為建設新中國的主人。”
這份工作，鄧穎超一做就是7年，7年中，鄧穎超上司建立35個保育院，收容了近3萬落難兒童。
剛建國的幾年，周恩來的親戚們提議将一個孩子過繼給他，周恩來沒同意，他認為，這樣容易導緻這個孩子比其他孩子更有優越感，對其他孩子不公平。
周恩來和鄧穎超二人，一生撫養照顧了太多孩子，對所有的孩子一視同仁，他們用慈愛、豁達的胸懷，留給世界一抹溫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