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1949年上半年，正在北平华北人民革命大学上学的周恩寿，在跟哥哥周恩来通信的过程中，提到自己的大女儿周秉德小学毕业在即的事情。
周恩来当即表示，让周秉德来北平读书，知道周恩寿住在宿舍，带孩子不方便，便主动提出，让周秉德住到自己这里。
于是，6月的一天，12岁的周秉德踏上了从天津开往北平的列车.......
图丨周秉德和周恩来
“你自己的妈妈怎么想”
来到中南海后，是一个名叫成元功的卫士长接待她。当时周恩来正在开会，成元功便领着周秉德在中南海四处转了转。
周秉德自己玩了一会儿，周恩来风尘仆仆地赶来了，看见周秉德，他走过去拉住她的手，“我看看你像谁？像爸爸，也像妈妈。”
周秉德第一次见周恩来，还不认识，她感觉面前这个人和自己的爸爸长得很像，猜测这应该就是自己的伯伯周恩来。
她很乖巧地向周恩来问好，“大爷好！”
周围人哈哈大笑，周秉德不明所以，周恩来笑了一会儿，跟周秉德说，“以后叫我伯伯吧”。
“大爷”这种叫法并不算错，只是东北地区这样叫得比较多，周秉德小时候在东北长大，因此更熟悉东北地区的称呼。
图丨邓颖超和周恩来
这时候，邓颖超有事外出，不在中南海，几天后，任务结束，邓颖超才返回北京，周秉德跟着中南海的工作人员，一起去到火车站接邓颖超回家。
看到邓颖超，周秉德按照习惯叫了声“大娘好”，邓颖超一时没反应过来，后来才知道周秉德叫的是自己，赶紧拉起孩子的手，“以后叫我七妈吧”。
对于称呼、方言本身就有些混乱的周秉德，没听清邓颖超说的“七妈”，给听成“亲妈”了。
她还胡思乱想了半天，以为是爸爸妈妈商量好，把自己过继给伯伯伯母了，不过周秉德也纳闷，“怎么这么大的事情，爸爸妈妈没跟自己说过呢？”
又转念一想，“爸爸妈妈让自己听伯伯伯母的话，做个好孩子，那么伯母让自己这样叫，就这样叫吧。”
于是，周秉德叫了好多年的“亲妈”，连弟弟妹妹们都跟着这样叫。
图丨邓颖超
因为这俩词的读音实在是太像了，邓颖超也完全没听出来孩子们叫的是“亲妈”，直到周秉德长大，给邓颖超写信的时候，在抬头写了“亲妈”。
邓颖超在回信中说，
“你叫我‘亲妈’当然好了，可是你自己的妈妈会怎么想呢？让你叫我‘七妈’，是因为你伯伯排行排第七，这下可有两个妈了。”
这时候，周秉德才搞明白这有点好笑的乌龙事件，虽说邓颖超澄清了，不需要周秉德叫自己“亲妈”，但是在周秉德心里，邓颖超就是“亲妈”。
她在中南海生活了15年，和伯伯伯母朝夕相处，感情至深。周恩来和邓颖超一生未有子女，周家的孩子们，工作人员的孩子们，也包括社会上的孩子们，他们都会当亲生的一样看待。
图丨周恩来和邓颖超
“我曾未见过恩来发这么大的火”
事实上，周恩来和邓颖超原本有成为父母的机会。1925年8月，两个人在广东结婚。
10月，时任东征军总政治部主任的周恩来率领部队进行第二次东征，邓颖超则留在广东开展广东妇女运动。
周恩来离开后，邓颖超开始感觉身体不太舒服，经常恶心想吐，浑身没劲，吃不好睡不着，撑了一段时间，邓颖超感觉对工作影响太大，便去了医院检查。
检查结果令她又惊又喜——她怀孕了。邓颖超很高兴拥有和周恩来的结晶，然而，眼下的革命事业过分繁忙，她全身心都投入到了妇女运动中，这个孩子来的不是时候。
这时的邓颖超只有21岁，初来广东，丈夫、母亲都不在身边，如果孩子生下来，自己是不是有时间、精力去照顾这个新生命呢？
邓颖超考虑了好几天，最终做出了一个令她后悔一生的决定——瞒着周恩来打掉这个孩子。
图丨杨振德和邓颖超
她去市场上买到一种中成药，服用后，邓颖超浑身是血，疼得在床上打滚，不得已，她请了一周病假。
当母亲杨振德从天津赶到广东后，严厉地对她说，“这么大的事情，也不跟恩来商量一下。”
看见邓颖超虚弱地躺在床上，眼角有泪痕，杨振德也不忍心继续责怪她了。
好在杨振德对中医略知一二，她留在广东，照顾了女儿一段时间，慢慢地，邓颖超恢复了健康，也继续投入工作之中。
11月，周恩来率领东征军政治部人员进入广东汕头，邓颖超也作为潮梅特派员，赴汕头开展妇女工作，久别的小两口终于团聚了。
一见面，周恩来就发现了邓颖超的异样，他很关心地询问，“小超，你怎么啦，脸色怎么这么难看，是不是生病了？怎么没告诉我？”
邓颖超知道自己压根瞒不住细心的周恩来，便一五一十将事情告知。周恩来听后，第一次对邓颖超发了脾气，
“小超，你为什么会将生孩子和革命事业对立起来？孩子不是你的私有财产，他属于国家，属于社会，你有什么权利将他随便扼杀，而且还糟蹋了自己的身体，这是不负责任的行动！身体是革命的本钱，不专属于你自己，不是想怎么处理就怎么处理的，必要时，我们会为革命流血牺牲，但绝不能随意糟蹋。你要怎么处理，也应该来信跟我商量一下的，怎么能自作主张。”
邓颖超心里也很难受，在服用下药物之后，她就已经在为自己轻率的行为后悔。此前，她一直认为孩子会影响她的工作，这和她的革命理想是相违背的。
因此，在知道自己怀孕后，邓颖超只是慌张地想要瞒住这件事情，完全没想过要找母亲丈夫商量一下，所以，也没有人耐心告诉她，革命和孩子并不是对立的。
邓颖超向周恩来承认了错误，周恩来看着邓颖超懊悔的神情，不忍心继续指责，他拍了拍邓颖超的手，告诉她，自己不在她身边的时候，一定要更加爱惜身体。
后来，邓颖超提及此事时说，“在后来几十年的共同生活中，我都没见过恩来发这么大的火”。
“只要革命有后，你我无后又如何”
1926年，邓颖超再次怀孕，这一回，她第一时间就将喜讯分享给周恩来，夫妻二人一同期盼着这个小生命的降临。
图丨“中山舰事件”
然而，革命形势陷入低谷。3月，蒋介石发动“中山舰事件”，逮捕并屠杀共产党人，直至年底，对共产党的排挤打击之风越刮越猛，一场大风暴即将来临。
1926年12月，周恩来收到中央命令，让他前往上海，到中共中央工作，担任中央组织部秘书，兼中央军委书记。
周恩来回到家，看到邓颖超挺着的大肚子，一时不知如何开口，邓颖超看到周恩来欲言又止的神情，猜到了周恩来想说什么。
她微笑着问他，“是不是要走了？”
“你已经知道了？”
邓颖超低头摩挲着自己隆起的腹部，“我已经知道了，你不用担心，有母亲在身边，你放心走吧，等孩子生下来后，我就去找你！”
周恩来感动于邓颖超的善解人意，出于保密性，此次的上海之行注定不能通信，周恩来有很多东西想要交代。
临行前，周恩来告诉岳母，等邓颖超生下孩子后，便带着孩子到上海跟自己汇合。岸上的身影越来越模糊，周恩来心里闪过担忧......
去到上海后，周恩来立马投入到了工人运动中。邓颖超肚子里的孩子一天天长大，距离预产期一个礼拜前，邓颖超出现了阵痛，杨振德赶紧将女儿送到了一家德国教会开办的妇产医院。
4月12日，蒋介石撕去最后的伪装，向共产党人举起屠刀，一场血腥的大屠杀在上海拉开序幕.......
就在这狂风骤雨席卷之际，邓颖超腹中的孩子急冲冲地要出世了。
一天，两天，三天......邓颖超也没有想到，孩子会因为长得太大而无法出生，她难产了，在强烈的疼痛中，邓颖超坚持到了第四天。
孩子出生了，8斤多，是助产医生用了很多催产方法都没有效果后，用产钳夹住婴儿的头部拖出母体的。
邓颖超看着这个折腾了自己三天三夜的男婴，耷拉着脑袋，没有一丝呼吸的时候，第一次感受到了绝望。
三天时间，她体会了旁人无法想象的剧痛都没有留下一滴泪，如今，她抱着夭折的孩子，无声地落泪。
图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
然而，这还不是最大的打击，邓颖超刚从产房出来，便听说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爆发”的事情。
邓颖超心急如焚，不知道身处上海的周恩来安危如何，广州也危在旦夕，反动派随时会冲进医院进行搜查。
就在这危急时刻，一位打扮时髦的贵妇走进了邓颖超的病房，邓颖超还以为对方走错房间，仔细一看，才知道是跟自己同在广东省委妇女部工作的陈铁军。
陈铁军此次专程来到医院，就是为了通知她，现在上海、广州形势不容乐观，党组织已经全部转入地下，邓颖超必须尽快离开广州。
与此同时，邓颖超收到了周恩来的电报，电报中让邓颖超和杨振德赶紧来上海，到上海后，通过寻人启事的方式跟他联系。
图丨杨振德
可是，邓颖超如何才能避开反动派虎视眈眈的搜索，去到上海找到周恩来呢？迫不得已，她将此事告诉了医院的医生们。
医生们没有帮邓颖超留住孩子，心里非常愧疚，然而，邓颖超并未责怪大家，反而安慰他们，“我知道你们尽力了，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情”。
因此，在知道邓颖超的处境后，医生们出了个主意，让邓颖超假扮成护士，杨振德扮成护工，乘坐德国领事的船只去往香港。
在等待船只起航的日子里，医生们将邓颖超和杨振德安置在后院的一间小房子里，为防止反动派突然搜捕，一日三餐都会有人送饭。
果不其然，在邓颖超搬离病房后不久，反动派就冲进了医院，逢人便问“邓颖超在哪里？”
医生告诉他们，确实有名姓邓的产妇，但是孩子死了，她也已经出院了。
反动派不信，继续在医院不依不饶，这时，德国院长走了出来，厉声呵斥，“这里是德国教会办的医院，决不允许中国军队搜查！”
反动派欺软怕硬，灰溜溜地走了。几天后，邓颖超和杨振德装扮成护士和护工，顺利登上了开往香港的船只。
5月1日，邓颖超和杨振德辗转来到上海，刚一下船，邓颖超立马感受到周遭紧张的气氛，到处都是巡逻队员，随时都有可能被抓。
图丨申报
邓颖超和母亲在一家旅馆住下，然后在上海最大的报纸《申报》刊登了寻人启事，
“伍豪鉴，你已很久未见你的妻子，现在，我带着她在上海找你，你见报后，速来xx旅馆，岳母振德。”
伍豪鉴是周恩来用来联络的化名，反动派并不知道，此时的周恩来正在一户工人家住着，看到报纸上的寻人启事，稍稍松了一口气。
然而，在看到旅馆名字的时候，周恩来又紧张起来，前几天，几位中央干部就是在这家旅馆被人抓走的，现在，反动派正死死盯着这家旅馆。
周恩来猜得不错，邓颖超和母亲住进旅馆后，反动派便将“一对可疑母女入住”的消息向上级做了汇报。
反动派立马派人搜查了旅馆，却没有找到这对母女的身影，原来，周恩来迅速反应，已经把邓颖超母女转移到一家日本人开的福民医院去了。
图丨福民医院
邓颖超在福民医院住了两个星期，前来打探的人就没断过，不过因为是日本人开办的医院，反动派不敢查，才有惊无险。
两个星期后，周恩来趁着反动派放松警惕，将邓颖超母女接到一所偏僻安全的房子，几经凶险，邓颖超终于和丈夫相见。
在福民医院期间，医生告诉了邓颖超一个残酷的消息，因为产后没有休息好，邓颖超的子宫未能恢复，以后可能不太有生育的机会了。
她哭着向周恩来道歉，一声声“对不起”扎的周恩来痛苦不已，他强忍悲痛安慰邓颖超，“只要革命有后，你我无后又如何。”
“全中国的青年都是我的儿女”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有一回，邓颖超去医院检查妇科，妇科专家林巧稚告诉她，她的输卵管已经堵塞了，自己可以帮忙疏通，也许还有生育的可能。
已经45岁的邓颖超摇头拒绝，“没必要了，已经二十多年了，哪有那么容易疏通啊。”
曾经，觉得未能给周恩来留有子嗣的邓颖超，还劝说周恩来另娶一门，搞得周恩来大为恼火，
“新中国的宪法是一夫一妻制度，我是堂堂大国的国务院总理，如果这样做，普天之下岂不是乱了套？我宁可绝后，也不让人背后指着脊梁骨骂！”
在相濡以沫的陪伴中，周恩来和邓颖超看淡了不能生育这件事，因此，在林巧稚提出建议的时候，邓颖超才会毫不犹豫地拒绝。
因为没有亲生子女，周恩来和邓颖超将自己的爱分享给了更多的孩子，他们常说“全中国的青年都是我的儿女”。
他们抚养过很多烈士遗孤，那些流浪街头的烈士遗孤，被他们千方百计的找回来，周恩来会送他们去延安或是苏联，让他们在一个相对安稳的地方生活学习。
他们认了三个干女儿：叶挺的女儿叶扬梅、孙炳文的女儿孙维世、谌志笃的女儿谌曼里，这些女儿，都是通过双方家长认可，有正式手续领养的。
除此之外，还有很多孩子，比如李富春的女儿李特特、廖梦醒的女儿李湄等，周恩来每次见到她们，都会掏出口袋里的糖分给大家，孩子们特别喜欢周恩来和邓颖超，一直管他们叫“周爸爸”“邓妈妈”。
图丨战时儿童保育会部分人员合影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无数家庭破碎，孩子们流离失所，邓颖超积极推动战时儿童保育工作，并请人说服宋美龄，争取到了国民政府对救济儿童活动的支持。
1938年，战时儿童保育会迎来了第一个儿童节，邓颖超在《新华日报》发表题词，
“保育儿童，是丰富伟大的事业，不仅要救济教育儿童，还要以坚毅的精神培养儿童，让他们成为建设新中国的主人。”
这份工作，邓颖超一做就是7年，7年中，邓颖超领导创建35个保育院，收容了近3万落难儿童。
刚建国的几年，周恩来的亲戚们提议将一个孩子过继给他，周恩来没同意，他认为，这样容易导致这个孩子比其他孩子更有优越感，对其他孩子不公平。
周恩来和邓颖超二人，一生抚养照顾了太多孩子，对所有的孩子一视同仁，他们用慈爱、豁达的胸怀，留给世界一抹温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