波蘭文學翻譯家、學者易麗君先生于2022年2月7日下午4時35分因病在京去世，享年87歲。
易麗君先生
易麗君1934年12月4日出生于湖北黃岡，1962年起在北京外國語學院東歐語系（今歐洲語言文化學院）任教，為北京外國語大學教授，博士生導師，中國作協、譯協會員，資深翻譯家。出版論著《波蘭文學》《波蘭戰後文學史》等，譯著十餘種。曾獲中國翻譯界最高獎“翻譯文化終身成就獎”、波蘭總統和波蘭文化、教育、外交各部部長授予的各種勳章、功勳章及各種榮譽稱号，也曾獲波蘭書會授予的二〇一二年度世界波蘭文學翻譯家“橫渡大西洋”大獎。
2月8日，波蘭駐華大使館官方微網誌釋出悼文稱：“她為波中兩國文化交流做出了傑出的貢獻。波蘭駐華使館對易麗君教授的逝世表示沉痛哀悼。她的隕落是波中翻譯界以及文學界的巨大損失。我們将永遠銘記易教授熱誠、樂觀、嚴謹、直率的人生态度以及她一生的卓越貢獻。”
2019年，波蘭作家奧爾加·托卡爾丘克獲得諾貝爾文學獎。易麗君先生是奧爾加·托卡爾丘克的兩部小說《太古和其他的時間》《白天的房子，夜晚的房子》的譯者，也是國内最早從事波蘭文學翻譯和研究的學者之一。南都記者借此機會去拜訪了隐居在北京外國語大學校園一隅的易麗君先生。
那一年她85歲，依然精神灼爍，女兒定居國外，外孫女已博士畢業。家裡老伴卧床，由她一個人照料。她講起自己當年與老伴袁漢鎔一起在華沙大學留學的經曆，談到熱愛了一輩子的波蘭文學如數家珍，也講起翻譯這個行當的辛苦，她的首部譯作是與袁漢鎔合作翻譯的亞當·密茨凱維奇的《先人祭》，1976年由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當時反響熱烈。時任社科院中國文學研究所所長何其芳還誇獎說：“這本書寫得好、譯得好、出得好。”講起目前國内流行的作家和作品，她也直言不諱自己的意見。那是一個令人難忘的傍晚。以下是當時訪談原文，以悼念這位可敬可愛的逝者。
易麗君：波蘭的民族命運在文學中反映出來
（原載于南方都市報閱讀周刊2019年11月17日）
“咱們英國文學、俄國文學有人看，法國文學有人看，德國文學差點，多少還有人看。小語種文學看的人就非常少了。”“真正搞文學翻譯，你得坐冷闆凳，萬事不管，上完課回家我就坐在這兒翻譯……現在也沒人幹了，幹出來也沒人看，挺洩氣的。”
談到小語種文學的譯介和接受現狀，85歲的波蘭文學翻譯家、學者易麗君先生快人快語。她留一頭幹練的短發，在深秋天氣裡穿着薄羽絨和麻灰針織馬甲，在位于北外校園裡的家中，熱情招呼到訪的客人們。
在文學方面，波蘭是一個不容小觑的國度。僅一個世紀左右的時間裡，已有五位波蘭作家、詩人獲得諾貝爾文學獎，其中包括19世紀的批判現實主義作家亨利克·顯克維奇，創造了波蘭民族史詩《農夫們》的弗拉迪斯拉夫·萊蒙特，被衆多當代中國詩人引為同道的切斯瓦夫·米沃什，享有“詩界莫紮特”之稱、風趣迷人的維斯瓦娃·辛波斯卡，以及今年增添的一位——以百科全書式的想象力和清澈的散文風格風靡讀者的奧爾加·托卡爾丘克。
易麗君先生是奧爾加·托卡爾丘克的兩部小說《太古和其他的時間》《白天的房子，夜晚的房子》的譯者，也是國内最早從事波蘭文學翻譯和研究的學者之一。上世紀50年代，她和先生袁漢鎔共同被公派至波蘭留學，他們在美麗的華沙大學校園裡相戀相伴，回國後，更是“組隊”幹起了文學翻譯的行當。他們一個負責文本語義，一個負責修飾潤色，如此，協作譯介了波蘭文學史上一系列重要的文學作品，包括亞當·密茨凱維奇的《先人祭》《塔杜施先生》，顯克維奇的《火與劍》《洪流》，維托爾德·貢布羅維奇的《費爾迪杜凱》，切·米沃什的《被禁锢的頭腦》，赫貝特的《戴馬嚼子的靜物畫》等等，其中的一些在出版時即引起巨大反響。
因其在波蘭語教學和波蘭文學翻譯和研究領域内做出的巨大貢獻，易麗君先生于1984年和1997年兩度獲頒波蘭人民共和國、波蘭共和國文化功勳獎章。2018年，她被授予中國翻譯界最高獎“翻譯文化終身成就獎”。
如今，早已退休的她隐居在工作了一生的校園，獨自照顧卧病的老伴。獨生女兒定居國外，偶爾回來探望。書架上顯眼的位置擺着外孫女的博士畢業照，易麗君先生驕傲地指給我們看。
她給人的印象真是愛憎分明、心直口快。提到中國讀者中讀過托卡爾丘克的為數寥寥，她說，“人們不知道忙什麼，現在沒人看書。”對那些波蘭文學史上赫赫有名的作家，她也有贊有彈，絕非一味褒揚。比如她喜歡富于哲學意味的米沃什，對另一位紅遍中國的波蘭詩人辛波斯卡卻頗有微詞，認為她主要是在“玩兒詩”。
她也談及波蘭人的傲骨。哪怕得了諾貝爾文學獎，在波蘭人眼裡也不是什麼大不了的事。這一切與波蘭的曆史有關，與它的獨特的民族性有關。“我覺得波蘭文學是非常好的文學。整個波蘭的民族命運都能在波蘭文學裡反映出來，比俄國文學還深刻。”易麗君說。
南都專訪易麗君
南都：1954年公派留學的時候，您可以選擇去哪個國家嗎？
易麗君：不能，都是國家派。國家派到哪兒就到哪兒。我記得在學校念書的時候，快期末考試了，突然讓我們幾個人不要參加考試，上北京，也不知道幹什麼。我們一共是5個人，我們問考完試再去行嗎，說不用考試了。到了北京才告訴我們要去留學。三個月政治學習。那會兒有一大批人去留蘇，大概2000多人，到東歐當時其他社會主義國家的一共100多人，波蘭就17個。這都是國家配置設定的。我們100多人在一塊兒念名單，誰誰誰到波蘭，誰誰誰到捷克，誰誰誰到保加利亞……念到哪兒就是哪兒。
17個人去波蘭，一個字也不認識，波蘭語完全不懂，從零學起。我在國内是武漢大學學中文的，第一外語是俄語。在波蘭，剛開始上課的時候用俄語，老師用俄語教我們波蘭文，一個字一個字地教，學了一年波蘭語，完了就去上華沙大學。上大學就和波蘭人一起，我上波蘭語言文學系，從一年級讀起，讀到五年級畢業。是以那時候在波蘭一共待了六年。
南都：在華沙大學您學習的是什麼專業？當時的學習條件艱苦嗎？
易麗君：在華沙大學波蘭語言文學系，我跟波蘭人一樣，學波蘭文學，也學歐洲文學，從古代文學學起，從荷馬史詩學起。
挺艱苦的。學習挺累，每天晚上得學到兩點。念書啊。特别是後來上了波蘭語言文學系，一開學就發一個書單，91本書，讓你這學期一本本念下去。考試就按照這個書單考試。老師說了，我這個課你們可以不來上，但書單上的必須讀完。
我們上波蘭語言文學系的一共5個人，兩個女的三個男的。後來畢業以後，兩個上外交部，兩個上社會科學院，我到了北外。我最開始也不是到北外，而是到了電台，當時叫中央廣播事業局的波蘭語專業。但是并沒有波蘭語專業，結果我被分到俄語組當了兩年記者。我覺得太沒意思了，我學波蘭文的，幹嘛在這兒？後來留學生專業調整，因為當時留學生配置設定工作不合理的挺多，所有學非所用的重新都要登記。我覺得我應該離開廣播電台，就到北外來教波蘭語了。那是1962年。我1960年畢業，1962年到北外。到北外我就沒動過了。一輩子教授波蘭語、研究波蘭文學。
南都：您剛回國内的時候，國内的波蘭語人才是不是處于一個空白的狀态？
易麗君：還不是完全空白。因為我在波蘭留學的時候，國内辦了一個波蘭語班。我1953年上武漢大學，1954年去波蘭。同時，在北京外國語學院成立了東歐語系，現在叫歐洲語言文化學院，在東歐語系開了波蘭語專業，請了3個波蘭專家教15個人，挺不錯。雖然語言環境比波蘭差一些，但3個專家帶15個人，練口語的時間很多。後來我們的教研室組長就是這兒畢業的。
翻譯事業的發轫
南都：您是從什麼時候開始從事文學翻譯的呢？
易麗君：我開始做翻譯的時候是1968年，翻亞當·密茨凱維奇的《先人祭》。《先人祭》的主題是波蘭的愛國人士反抗沙皇俄國的鬥争，愛國志士被投進監獄。1968年在波蘭演這個戲，引起了波蘭的震動。這個事兒也被中國上司人注意到了，周恩來總理有一次開會說，怎麼一本書能夠引起波蘭社會的波動呢？這是一本什麼樣的書？能不能翻譯出來看看？
于是就找人翻。老一輩的專家們不懂波蘭語，從英文翻也不太合适，就問，有沒有懂波蘭語的？當時跟我住在一個單元的朋友，他是人民文學出版社的一個編輯，他說，我知道有個人懂波蘭語，他說的就是我。那會兒我已經到北外來教書了。經過他推薦，我就把這本書翻譯出來了。
南都：這本書是您自己一個人獨立完成翻譯的嗎？
易麗君：我們兩個，我和我老頭袁漢鎔。我的所有譯本都是兩個人一起翻譯的。我翻譯完了他看，他的漢語好，在語言上我給加工潤色。我老頭是華沙大學實體系畢業的，我們是一塊兒出國，一塊兒念書，他在實體系，我在文學系。我們那會兒的宿舍就是一個大花園裡的一棟一棟的小别墅，特别漂亮。我住在前面一個房子，他住在後面一個房子。
南都：《先人祭》出版後獲得什麼反響？
易麗君：《先人祭》翻譯完了以後就因為曆史原因擱置了。真正出版是在1976年，由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的。當時出來的時候，反響特别好。這本書寫得好、譯得好、出得好，這是社科院中國文學研究所所長何其芳說的。
南都：從《先人祭》之後，您就慢慢投入到文學翻譯當中了嗎？
易麗君：《先人祭》出來以後我就覺得，反應挺好，挺有意思。但很長一段時間我也不怎麼做波蘭語翻譯。《先人祭》的編輯後來和我成了好朋友，因為編輯我的書，他年年找我要稿子，我年年給他翻。上世紀80年代起，我在《世界文學》上發了很多翻譯的短篇。做文學翻譯都是出版社找我，不是我找他們。後來人家找到我譯顯克維奇的三部曲已經是上世紀90年代了。
托卡爾丘克屬于“虛幻現實主義”
南都：您譯的托卡爾丘克的第一本書是《太古和其他的時間》，這個也是應出版社的邀請嗎？
易麗君：這個比較複雜。台灣的大塊出版社在法蘭克福國際書展上買到了這本書的版權。買書的時候，賣版權給他的波蘭人告訴他，你要找譯者的話，就找易麗君。波蘭人知道我呀，因為我在波蘭念書的，也在波蘭有很多朋友。結果大塊出版社的人找到我，給他們翻《太古和其他的時間》，這本書出版後接着又出第二本《收集夢的剪貼簿》。台灣繁體字版出版了以後，大陸也随即出版了。
南都：您最初讀到托卡爾丘克的作品有什麼印象？
易麗君：《太古和其他的時間》這本書我一看，我覺得是我以前沒有接觸過的文學。它比較虛幻，它的現實也是一種虛幻的現實。它不是魔幻現實主義，它是虛幻現實主義。這是一個文學史上沒有的詞兒。托卡爾丘克的時間概念是很虛的，小說裡頭的人物也是很虛的。這些人跟咱們現實生活中的人不太一樣。裡頭有個老太太，她就跟希臘神話裡那個珀耳塞福涅一樣，珀耳塞福涅半年在地上，半年在地下。這個老太太半年在睡覺，半年在活着，活着的時候她就講故事。我的譯序題目就是《一首具體而虛幻的存在交響詩》。托卡爾丘克的特點就是虛幻。但是你要是好好地念的話，小說确實很豐富，很出彩。神話、傳奇、史詩、故事，她都融合到一個文本裡了。
南都：在《太古和其他的時間》裡，有哪些是獨屬于波蘭本地的傳說和神話？
易麗君：不完全是波蘭本土的神話傳說，它包括整個歐洲的東西。半年在地上、半年在地下的老太太，那是來自希臘神話。有一個長胡子的聖女，也不是來自波蘭傳統，而是來自歐洲文學傳統。整個故事講的都是波蘭的事兒，是波蘭的日常生活，但時間的概念來自歐洲文化。裡面除了人的時間以外，還有房屋的時間、果園的時間、椴樹的時間、遊戲的時間，她把物也人格化了。但是這也不是波蘭獨有的。我在《世界文學》工作的朋友，他是搞捷克語的。他說，這些東西捷克文學裡面也有。它是從整個歐洲文學傳統裡生長出來的。
南都：《太古和其他的時間》在波蘭選入了中學課本，為什麼這麼受到大衆喜愛？
易麗君：我覺得是因為它很新。它的寫作手法很新。波蘭文學是這麼分的，古代文學、文藝複興的文學、啟蒙時期的文學，然後是浪漫主義文學，波蘭的浪漫主義文學在歐洲很有名，密茨凱維奇、斯沃瓦茨基和卡拉辛斯基是浪漫主義的三個大師。他們之後就是現實主義文學，包括亨利克·顯克維支、弗拉迪斯拉夫·萊蒙特這些人。但是這些人的寫法都是非常傳統的寫法。浪漫主義的文學和俄國的普希金也差不多，現實主義文學和法國的巴爾紮克也差不多。可是托卡爾丘克的寫法，把現實虛幻化的寫法，在歐洲前所未有。要麼就是魔幻現實主義，那是另外一個概念。
南都：而且她有一種舉重若輕的能力，把很宏大的曆史事實用很輕巧的手段表現出來。她受到了哪些文學傳統的影響呢？
易麗君：她不是文學系出身的，完全是自學成才。她讀書多，要說影響，哪兒的影響都有。她說，我成天就是讀書多，沒别的。閱讀範圍廣，念的東西雜，很難說她是哪個派别。她自己都說不清楚。
南都：在《白天的房子，夜晚的房子》這部小說裡，托卡爾丘克使用到一些在網絡上找到的當代人對夢的叙述。她的寫作方式給人很大的啟發，她會從各個地方搜集素材。
易麗君：她什麼東西都是信手拈來。這個小說的題目從波蘭語直譯是《白天的房子，夜晚的房子》，但台灣的版本把題目改成《收集夢的剪貼簿》。因為這本書本來講的就是各種各樣的夢。白天的房子是現實生活，夜晚的房子是虛幻、幻想。而台灣的譯本把白天的房子不要了，幹脆就光講夢。實際上夢隻是它的一半，這樣改并不是很貼切。我跟他們說了，這樣改不是很貼切。白天的房子是現實，夜晚的房子才是夢。但是編輯想點題，确實夢在裡頭起了很大的作用。
南都：托卡爾丘克的波蘭語小說語言有什麼特點？
易麗君：她的語言很流暢的。你看我翻的也是大白話，很平直、很流暢、很清新的語言。我翻譯的時候盡量保持她的語言風格。她沒有那種長句子，也沒有那種咬文嚼字。她這個人也是平易近人，說話都是大白話。她本人也很灑脫，很平直，很好接觸，一點都不擺架子。
南都：她自己關于文學說過一句話，她說“文學創作首先是要睿智”，您覺得創作上的睿智應該怎麼了解？
易麗君：比方說托卡爾丘克也講戰争，也講曆史，但她講的東西跟通常所講的不太一樣。從另一種視角去看那個問題，她可能看得深刻一點，也可能比人家看得淺薄一點，難說。深者讀其深，淺者讀其淺。
南都：您寫過一部專著《波蘭戰後文學史》，托卡爾丘克屬于波蘭戰後文學的哪一個階段？
易麗君：當代派。波蘭剛解放的時候，恢複時期的文學是現實主義。後來就分化了，各種主義都出來了。波蘭是比較自由的一個國家，思想界比較活躍。波蘭文學剛開始的時候就是現實主義的文學，描寫戰争的破壞、波蘭人民在鬥争中的反抗、波蘭人民英雄的故事。跟我們抗戰以後的文學差不多。後來就越來越跟我們不一樣了。它的文學反映現實，開始暴露波蘭社會的陰暗面。這之後，各種現代文學流派都有了，包括魔幻現實主義、科幻文學……1956年左右登上文壇的這一批人叫“當代派”，在當代派裡也還有一些現實主義的作家，另外的一些，有的是唯美主義，有的是暴露文學，但是已經沒有唱贊歌的文學了。波蘭文學裡頭沒有唱贊歌的，它跟捷克文學不一樣。
到了托卡爾丘克這一代，她聽來的故事也是她奶奶講給她的。好多事情不是她親身經曆的。比起前幾代作家，托卡爾丘克看待曆史和世界的視角更加輕松。以前是“披着喪紗的靈魂”，而她的這個靈魂是純潔的。咱們有一種民族精神與波蘭是相通的，就是“苟利國家生死以，豈因禍福避趨之”。
波蘭人認為國際文學大獎頒給波蘭人理所當然
南都：現在國内整體的波蘭文學的譯介情況怎麼樣？
易麗君：沒有人翻譯。我培養得最好的學生、最有資格搞翻譯的學生趙剛，現在是當歐洲語言文化學院的院長，他是最有才能的。現在這種東西他根本都不翻譯。我們北外是學語言的，語言、經濟、政治，沒有文學。
現在我知道，天津有教波蘭語的，四川成都有教波蘭語的，肇慶、廣外也有教波蘭語的。教波蘭語的很多，但教波蘭文學的沒有。那都是我們學校的畢業生。我們學校的畢業生隻能教波蘭語言，不會教文學。我當時教他們的時候，已經是很久遠的事情了。我寫過專著，也不知道他們看不看，反正對他們沒有影響。我寫過兩本，一本《波蘭文學》，一本《波蘭戰後文學史》。我覺得他們要看的話也就是蜻蜓點水，他們自己不會去研究。
南都：一個客觀的現實是搞翻譯挺辛苦的。
易麗君：真正搞文學翻譯，你得坐冷闆凳，萬事不管，上完課回家我就坐在這兒翻譯。現在沒有我這樣的人了。翻譯這一本書花一年多時間，每天晚上都幹到一兩點。上完課回來還得備課，備課完了搞翻譯。每天睡眠大概也就四五個小時，其他時間都是幹活。稿費非常低，要是為了稿費的話那基本上可以不幹。人民文學出版社，我給他們翻譯了一大堆，就給了一萬多塊錢吧。但那也是好多年前了。現在也沒人幹，幹出來也沒人看，挺洩氣的。
咱們英國文學、俄國文學有人看，法國文學有人看，德國文學差點，多少還有人看。小語種看的人就非常少了。我覺得波蘭文學是非常好的文學。整個波蘭的民族命運都能在波蘭文學裡反映出來，比俄國文學還深刻。托爾斯泰沒有反映整個俄羅斯的命運，他是反映窮人的生活，老百姓的命運。但波蘭文學講一個民族的命運，這個很厲害。
南都：能講講您跟托卡爾丘克本人的接觸嗎？
易麗君：2009年以後我就沒跟她聯系過了。2008年中國作協請她來。來了以後，也請我去了。是一個讨論會。去了以後，我就請她到我們學校來給學生作了個報告，我們校長請她吃了頓飯，之後就到我家來坐坐，聊了會兒天。2009年是我到波蘭去參加一個國際波蘭翻譯家大會，結果也碰見她了，她也參加這個會，我倆是偶遇。那時候這兩本書的漢譯本《太古和其他的時間》《白天的房子，夜晚的房子》已經出來了，她也都有。關于她的書我們也會談一點，我的了解正确不正确，對不對。
我們聊天說起來，發現她正好與我女兒同年。我女兒1962年生的，托卡爾丘克也是1962年生的。她說，正好，我就像你的女兒一樣。一句玩笑話。
南都：到目前為止，波蘭作家已經獲得了5個諾貝爾文學獎，這在全世界都是很耀眼的成績。波蘭本國人對待諾獎是什麼态度？
易麗君：波蘭國家不大，但确實是一個文學大國。但波蘭人不把這個諾貝爾文學獎太當回事兒。我昨天在大使館内跟他們聊天，我說，恭喜你們，得了諾貝爾獎。他們說，這算什麼？他們搞一個活動，幾十個人的朗讀會，每人發一張卡片，一人朗讀一段。
波蘭也是挺好玩兒的一個民族。它是特别傲氣的。波蘭人認為，獎給波蘭人，都是理所當然。但是得了也沒什麼了不起。波蘭人的靈魂深處有一種傲骨。這種傲骨是怎麼來的呢？是普魯士、俄國和奧地利這三個強國給逼出來的。這三個國家當年把波蘭瓜分了，瓜分了123年。原來的波蘭可大了，包括現在的烏克蘭、白俄羅斯和立陶宛。現在剩下的隻是波蘭的核心地區。密茨凱維奇的作品第一句話叫“立陶宛，我的祖國”。他寫的時候，立陶宛還是波蘭的一部分，是密茨凱維奇的故鄉。是以波蘭這個民族很有意思，它磨煉出一種傲骨，是東歐任何國家沒有的。
另外，波蘭這個民族有個天然的追求，就是追求獨立的存在、永恒的存在。這一點，不僅在作家的作品裡流露出來，在每一個波蘭人心目中都有這個觀念。這是一種民族性，一種追求獨立存在的民族性。
南都：您為什麼沒有譯辛波斯卡的詩呢？
易麗君：我為什麼不譯？我覺得她的詩我看不懂。如果我看懂了，我就覺得她的詩太平淡。實際上是我沒看懂，是以我沒譯過她的詩。實際上東歐這些國家的文學，我們中國讀者好像都不大瞧得起，這都是小國文學。也就是米蘭·昆德拉有人看。現在波蘭還沒有一個人能和昆德拉在中國一樣有名。昆德拉之是以那麼有名，是因為他對社會的洞察比較深刻。
南都記者 黃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