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波戰争劇照
01
1920年蘇波戰争，波蘭軍隊擊敗80萬蘇軍，擋住了蘇俄向西方擴張和輸出革命的步伐。
西邊的路走不通，蘇俄把目光投向了東方。
随着1920年中俄交通恢複，蘇俄政府和共産國際陸續派代表來華，考察中國的軍政情況，尋找支援者和潛在的合作者。
左：共産國際徽号；右：列甯
這些代表重點考察了吳佩孚、張作霖、孫中山、陳炯明、馮玉祥等人，經過一段時間的接觸後，張作霖、吳佩孚、陳炯明相繼被pass掉了。
張作霖親日，敵視蘇俄，雙方在中東鐵路和外蒙問題上始終談不攏，中東鐵路和外蒙問題，是蘇俄的核心利益所在，除非戰争，否則它是絕不會放棄的，這意味着蘇俄與張作霖沒有合作的可能。
張作霖
吳佩孚實力強大，底子幹淨，曾一度表現得很開明、進步，蘇俄起初對他的評價很高，認為他是進步軍閥，稱贊他“善于将哲學家的深思熟慮和老練果敢的政治家以及天才的軍事戰略家的智慧集于一身”。然而，吳佩孚在中東鐵路和外蒙問題上，也不肯讓步，而且他對蘇俄那一套很不以為然。雙方談崩了。
陳炯明是名聲在外的實力派，起初他在蘇俄心目中的地位超過孫中山，是蘇俄最優先考慮的聯合對象。然而，随着他和孫中山鬧掰，其投資價值大幅度縮水，加之他對蘇俄的态度有所保留，最終被蘇俄放棄了。
最終，從北洋軍閥中分化出來的另類馮玉祥，以及在革命路上屢戰屢敗的loser孫中山，成了蘇聯的聯合對象。
左：越飛；右：報章報道《孫文越飛宣言》
1923年1月，《孫文與越飛聯合宣言》的發表，标志着蘇聯與孫中山建立了實際的聯盟關系。此後，來自蘇聯的金錢、武器、顧問陸續到達廣州。
有一個問題：孫中山是美式民主的擁趸，中華民國最初的政體，就是參考、仿效美國的三權分立設計的，他為什麼會突然轉向擁抱蘇俄這種集權國家？
孫中山本人是這樣解釋的：
“中華民國就像是我的孩子，他現在有淹死的危險。我要設法使他不沉下去，而我們在河中被急流沖走。我向英國和美國求救，他們站在河岸上嘲笑我，這時候飄來了蘇俄這根稻草，因為要淹死了，我隻好抓住它，英國和美國在岸上向我大喊，千萬不要抓那個稻草，但是他們不幫助我。他們隻顧着嘲笑，卻又叫我不要抓蘇俄這根稻草，我知道那是一根稻草，但是總比什麼都沒有好。”
孫中山在韶關宴請蘇聯顧問
當《紐約時報》記者問蘇俄是否民主時，孫中山回道：隻要他們願意協助我推翻北洋政府，我并不在乎他們是否民主。
孫中山搞了幾十年革命，一敗再敗，找歐美尋求外援，收獲的隻是冷嘲熱諷，這時候，蘇俄願意手把手傳授他革命的秘訣，還肯拿真金白銀幫助他。孫中山破防了，這才決定聯俄，以俄為師。
02
弄清了蘇聯與國民黨的聯合，再來看北伐戰争與蘇聯援助。
很多人認為，北伐軍是靠蘇聯援助的金錢和武器，才以摧枯拉朽之勢打垮了北洋軍閥。
這個觀點不對。
蘇聯對廣東國民政府的幫助，大緻可以分為三個方面：一是模式移植，二是技術指導與支援，三是金錢、武器以及物資援助。
顯然，前兩者是授人以漁，相當于幫國民黨提升内力以及傳授高超的招式技巧，最後一項是授人以魚，類似于送了一把趁手的武器。
武器的作用，隻是加速了一統江湖的程序，内功和招式，才是制霸武林的核心。
鮑羅廷（中）在中國
先說模式移植。
革命一再失敗，孫中山也反思過原因，他認為國民黨缺乏明确的革命綱領，軟弱渙散，許多黨員或腐化堕落，或鬥志消沉，黨組織幾乎陷于癱瘓狀态。
有一個例子很生動地說明了這個現象：當鮑羅廷問孫中山國民黨有多少黨員時，孫中山竟然回答不上來。
在蘇聯代表看來，國民黨簡直不能算一個現代政黨，它更像是個幫會組織——組織渙散、政治綱領模糊、内部派系複雜，全靠孫中山的威望在勉勵維持。這樣的黨，談何戰鬥力。
國民黨有病，蘇聯有藥。
蘇聯摸索和研發出來的那套秘訣，經曆過殘酷戰争的考驗，被證明是非常有用的。
它高度集中的決策和動員體制，能最大限度地調動各方面的資源，為政治和戰争服務，能做到整齊劃一，令行禁止，上傳下達，如臂使指，在短時間内迅速提升軍隊的戰鬥力。
有鑒于此，孫中山決心大刀闊斧地改組國民黨，改組的方法就是向蘇俄學習，請蘇俄駐廣州的總顧問鮑羅廷做國民黨的組織教練員，用俄國的方法訓練國民黨，把國民黨變成一個有組織、有紀律、有力量的黨，靠這個黨來建國、治國。
孫中山簽發的鮑羅廷委任狀
他明白革命不能單純依靠武力，是以還要建立一支革命軍，讓黨員要協同軍隊戰鬥，要靠主義的力量，向群衆宣傳主義，要改造人民的心理，感化人民等等。
1923年11月，《中國國民黨改組宣言》、《中國國民黨黨綱草案》、《中國國民黨章程草案》同時公布，在這些檔案中，國民黨确立了民主集中制的原則，強調上下關系和嚴密組織、嚴格紀律，要求在國民黨活動的各團體中組建黨團（類似于黨委），以使黨的方針政策能夠得到切實的貫徹執行。
1925年7月，國民政府成立，确立了“黨治”底色——國民黨中執會和政治委員會掌握了最高權力，國民政府受中國國民黨之指導及監督，掌管全國政務，這也意味着中國國民黨以革命政黨姿态獨占全國政權，以黨治國。
顯然，這也是跟蘇聯學的——它的獨創和絕學。
國民政府成立典禮，最右邊翹腿的是鮑羅廷
03
改組以前，國民黨是一副衰樣，其麾下的軍隊也亂七八糟，有滇軍、桂軍、湘軍、粵軍、豫軍、贛軍、山陝軍等等，這些軍隊都是在各省軍閥混戰中失敗的loser，很多為了混飯吃才跟孫中山的。
本質這些軍隊與北洋軍隊沒有差別，将領們擁兵自重，隊伍零落，系統紊亂，戰力堪憂，而且很多人并不真正聽孫中山指揮。
依靠這樣的部隊對付北洋軍閥，無異于癡人說夢。
是以，把這些雜七雜八的軍隊，改造成真正的革命軍隊，成了當務之急。
在軍事總顧問加侖的指導和協助下，1925年7月，國民政府成立了軍事委員會，從頂層設計上明确黨與軍隊的隸屬關系，以及軍事上司上的高度集中統一。
軍委會成立後，通過一系列人事調整和制度設計，将廣州國民政府所轄各支軍隊，統一改編為國民革命軍，掌握了軍權。
加侖
加侖還把蘇聯紅軍的“三三制”編制體系，移植到了國民革命軍中，每個師下轄3個團，9個營，共計27個步兵連，取消旅一級編制，師一級設警衛營、炮兵營、補充營、通訊連、工兵連以及其他兵種小分隊，團一級配屬機槍連、偵察連、技術連、衛生連、後勤連、補充連。
相對北洋軍隊的編制體系，“三三制”更加精幹、靈活，便于發揮軍隊戰鬥力。
與北洋軍隊相比，國民革命軍最大的特點，是引入了黨軍體制，即軍隊政工制度。
國民黨認為，俄式軍隊政工制度，不僅可以監視官兵的政治忠誠，還能凝聚部隊向心力，鼓舞士氣，甚至可以肩負宣傳、動員群衆等任務，堪稱戰場最強增益輔助技能。
蔣介石率代表團去蘇聯考察時，對這個制度也很欣賞，回來後，他主持黃埔軍校工作，立即着手黨化軍隊的編組試驗，開始在新軍隊設立黨代表。
政工制度，在各軍貫徹的并不一緻，以黃埔軍校學生為基幹組成的第一軍（軍長蔣介石）貫徹的最好，其他各軍效仿第一軍，但都差點意思。
鮑羅廷
不過，有總比沒有好，即使貫徹不徹底，也是強于北洋軍隊的。
值得一提的是，國民黨以俄為師，并不是完全的移植蘇聯制度，它有所保留，指導思想和政治體制還是它自己的，這是底線，它向蘇聯學習的東西是偏實用的組織體系、革命方法、革命經驗等。這也是蘇聯為什麼沒能同化他的原因。
04
再說技術指導和支援。
北伐前以及北伐期間，蘇聯向國民政府和北伐軍派遣了大批政治、軍事、财政等方面的顧問和技術人員，他們分布在各重要機關和各軍、各軍種中，很多甚至參加了一線戰鬥。
這其中，最有名的是國民黨和國民政府總政治顧問鮑羅廷，以及國民政府軍事總顧問加侖。
鮑羅廷前面說了，是國民黨的組織教練員，國民黨改組的兩個總設計師之一（另一個是孫），分量不言而喻。
東征途中的蘇聯顧問
加侖是軍事總顧問，指導和協助國民政府改編了國民革命軍，隻是他工作的一部分。
在此之前，他為廣州政府（國民政府的前身）出謀劃策，拟定作戰計劃，打敗了陳炯明，平定了劉震寰和楊希闵的滇桂聯軍。在此之後，他參加了北伐的備戰工作和指揮工作。
北伐戰争是一場空前的大革命，準備工作紛繁複雜，如軍費開支及來源、軍隊擴編方案、軍政幹部訓練、戰争戰略戰術等等，需要周密的計算和嚴謹的沙盤推演。
這些工作，很大程度上是加侖和他上司的顧問團完成的。
舉個例子，我們知道，北伐戰争第一步是打下兩湖，再打江西。
這個戰略最初不是這樣的，蔣介石傾向于分兵，同時向湖南和江西進軍，但是，加侖反對，他認為北伐軍力量有限，主張集中力量，集中突擊，先打下一個省，再打另一個省，避免多處樹敵，具體而言，就是先打吳佩孚，防備孫傳芳。
最後，統帥部采納了加侖的建議。事後證明，加侖的意見是正确的。
在加侖之下，還有其他蘇聯軍事顧問在軍隊中發揮重要作用，如參謀長兼副總軍事顧問勃拉戈達托夫，副參謀長兼作戰部長斯涅戈夫，偵察部長斯特魯姆比斯，戰鬥訓練處群組織處上司捷斯連科，國民革命軍總政治部首席顧問鐵羅尼，總參謀部首席顧問葉弗列莫夫，炮兵首席顧問鮑羅金，空軍首席顧問兼飛行組組長謝爾蓋耶夫，海軍顧問雷格，軍需顧問羅戈夫，軍醫顧問奧爾洛夫，騎兵顧問久克，鐵甲車顧問巴科爾等等。
此外，北伐軍最初的八個軍中，也都配有蘇聯顧問。
這些來華軍事顧問，大多是久經考驗、身經百戰的紅軍指戰員，他們受過軍事學院的深造，軍事素質和政治素質一流，他們不避艱險，敢于上前線，特别能吃苦，特别能戰鬥。
c位蔣介石，右邊鮑羅廷
在财政方面，蘇聯派來了以著名财政專家施泰恩為首的财政顧問小組，擔任國民政府财政部和中央銀行的顧問，幫助國民政府統一貨币，穩定财經，同時協助北伐軍解決軍費問題。
在經曆過大風大浪的蘇聯顧問眼中，相比恐怖的一戰以及殘酷蘇俄内戰，國民政府發動的北伐戰争，有點小兒科——他們的敵人北洋軍，段位還不如日俄戰争時期的日軍。
蘇聯顧問幫助國民黨培養了大批軍政人才，這其中最典型的就是黃埔軍校。蘇聯顧問不僅決定了課程的設定、管理制度的制定、教材的選用，教官的聘用，還主導了軍事操練、武器操作、戰術授課等内容。
黃埔軍校教授的是當時最新式、先進的軍事技能，很多訓練科目是完全按照蘇聯操典進行的，其精髓來源于第一次世界大戰的實踐，相比較而言，以保定軍校為代表的北洋軍校裡，教授的還是日俄戰争的老舊經驗。
截至1926年6月，也就是北伐前夕，蔣介石宣布黃埔軍校共培養了6400名學員，這些年輕有朝氣的新鮮血液加入國民革命軍，充當中下級軍官，發揮表率和骨幹作用，極大地提升了軍隊的戰鬥力。
黃埔一期開學典禮上的孫中山（前左）、蘇聯顧問戈羅夫（前右）和校長蔣介石（後中）
05
最後說一下大家最感興趣的金錢和武器援助。
由于統計資料和方法的差異，蘇聯援助國民政府的金錢和武器數量，從來就沒有定論，但肯定沒有“幾十萬枝步槍”那麼多。
說一組資料，供大家參考。
1924年至1926年，蘇聯以記賬的方式，分四批援助國民政府的武器有：第一批，日本來複槍4000枝，子彈400萬發，大刀1000把，長矛500杆；第二批，俄國來複槍9000枝，子彈300萬發；第三批，馬克沁機槍40挺，火炮12門（附帶最新瞄準具及彈藥箱），炮彈1000發；第四批，俄國來複槍5000枝，子彈500萬發，機槍50挺，火炮12門。
有資料還顯示，蘇聯提供了3輛坦克和12架飛機。
黃埔師生與運送物資的蘇聯水兵聯歡
就武器而言，蘇聯援助國民政府的數量，還沒有援助馮玉祥的多。
據馮玉祥在莫斯科留下的借據顯示，同一時期，蘇聯援助馮玉祥的軍火有：步槍31500枝，子彈5100萬發，機槍227挺，火炮60門，炮彈5.8萬發，軍刀5000把，飛機10架，鐵甲機車8輛，汽油3750普特，航空燃油750普特。
金錢方面。據不完全統計，北伐之前，蘇聯援助國民政府超過530萬盧布，北伐戰争前期，又提供了360萬盧布，四·一二之後，蘇聯提供給汪精衛的武漢國民政府超過750萬盧布，總計超過1640萬盧布。
當然，這些援助都不是無償的，日後需要連本帶利償還。隻不過蔣介石、汪精衛先後和蘇聯反目，這筆賬成了死賬。
從數量上看，蘇聯援助的金錢和武器，不足以改變國民黨與北洋軍閥的實力對比，這些錢和武器可以看成是初始啟動資金，戰争中的絕大部分軍費和武器，還是靠國民黨自己解決的。
劇照
06
回到最開始的問題：沒有蘇聯的援助，北伐戰争能取得勝利嗎？
我的看法是，在正常的曆史環境下，不能。
很多人不知道，其實在蔣介石北伐之前，孫中山曾搞過3次北伐。
結果，元嘉草草，封狼居胥，赢得倉皇北顧。
第一次是護法戰争，孫中山依靠滇軍和桂軍作戰，因陸榮廷、唐繼堯不配合而失敗；第二次是1922年，北伐軍在江西取得了不錯的戰績，然而陳炯明在後方搞事，北伐草草收場，第三次是1924年，孫中山把麾下4萬雜色軍隊統編為建國軍，讨伐曹锟、吳佩孚，結果軍隊在江西打不開局面，被迫撤軍。
顯然，按孫中山以前的搞法——找一些烏合之衆，給個名分，讓他們賣命和北洋軍幹，北伐搞一百年也成功不了。
如果單靠孫中山和國民黨自己摸索革命道路，那更不知道要等到何年何月了。
北伐戰争迅速取得勝利的關鍵，是國民黨脫胎換骨以及國民革命軍成立。
這兩點，都離不開蘇聯幫助。
【參考資料】
《中華民國專題史第五卷：國民革命與北伐戰争》
《中國民國史》第四、五卷
《蘇聯、共産國際與北伐戰争（1926-1927）》
《大革命時期共産國際對中國革命援助研究》
《共産國際和蘇聯對北伐戰争的援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