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波战争剧照
01
1920年苏波战争，波兰军队击败80万苏军，挡住了苏俄向西方扩张和输出革命的步伐。
西边的路走不通，苏俄把目光投向了东方。
随着1920年中俄交通恢复，苏俄政府和共产国际陆续派代表来华，考察中国的军政情况，寻找支持者和潜在的合作者。
左：共产国际徽号；右：列宁
这些代表重点考察了吴佩孚、张作霖、孙中山、陈炯明、冯玉祥等人，经过一段时间的接触后，张作霖、吴佩孚、陈炯明相继被pass掉了。
张作霖亲日，敌视苏俄，双方在中东铁路和外蒙问题上始终谈不拢，中东铁路和外蒙问题，是苏俄的核心利益所在，除非战争，否则它是绝不会放弃的，这意味着苏俄与张作霖没有合作的可能。
张作霖
吴佩孚实力强大，底子干净，曾一度表现得很开明、进步，苏俄起初对他的评价很高，认为他是进步军阀，称赞他“善于将哲学家的深思熟虑和老练果敢的政治家以及天才的军事战略家的智慧集于一身”。然而，吴佩孚在中东铁路和外蒙问题上，也不肯让步，而且他对苏俄那一套很不以为然。双方谈崩了。
陈炯明是名声在外的实力派，起初他在苏俄心目中的地位超过孙中山，是苏俄最优先考虑的联合对象。然而，随着他和孙中山闹掰，其投资价值大幅度缩水，加之他对苏俄的态度有所保留，最终被苏俄放弃了。
最终，从北洋军阀中分化出来的另类冯玉祥，以及在革命路上屡战屡败的loser孙中山，成了苏联的联合对象。
左：越飞；右：报章报道《孙文越飞宣言》
1923年1月，《孙文与越飞联合宣言》的发表，标志着苏联与孙中山建立了实际的联盟关系。此后，来自苏联的金钱、武器、顾问陆续到达广州。
有一个问题：孙中山是美式民主的拥趸，中华民国最初的政体，就是参考、仿效美国的三权分立设计的，他为什么会突然转向拥抱苏俄这种集权国家？
孙中山本人是这样解释的：
“中华民国就像是我的孩子，他现在有淹死的危险。我要设法使他不沉下去，而我们在河中被急流冲走。我向英国和美国求救，他们站在河岸上嘲笑我，这时候飘来了苏俄这根稻草，因为要淹死了，我只好抓住它，英国和美国在岸上向我大喊，千万不要抓那个稻草，但是他们不帮助我。他们只顾着嘲笑，却又叫我不要抓苏俄这根稻草，我知道那是一根稻草，但是总比什么都没有好。”
孙中山在韶关宴请苏联顾问
当《纽约时报》记者问苏俄是否民主时，孙中山回道：只要他们愿意协助我推翻北洋政府，我并不在乎他们是否民主。
孙中山搞了几十年革命，一败再败，找欧美寻求外援，收获的只是冷嘲热讽，这时候，苏俄愿意手把手传授他革命的秘诀，还肯拿真金白银帮助他。孙中山破防了，这才决定联俄，以俄为师。
02
弄清了苏联与国民党的联合，再来看北伐战争与苏联援助。
很多人认为，北伐军是靠苏联援助的金钱和武器，才以摧枯拉朽之势打垮了北洋军阀。
这个观点不对。
苏联对广东国民政府的帮助，大致可以分为三个方面：一是模式移植，二是技术指导与支持，三是金钱、武器以及物资援助。
显然，前两者是授人以渔，相当于帮国民党提升内力以及传授高超的招式技巧，最后一项是授人以鱼，类似于送了一把趁手的武器。
武器的作用，只是加速了一统江湖的进程，内功和招式，才是制霸武林的核心。
鲍罗廷（中）在中国
先说模式移植。
革命一再失败，孙中山也反思过原因，他认为国民党缺乏明确的革命纲领，软弱涣散，许多党员或腐化堕落，或斗志消沉，党组织几乎陷于瘫痪状态。
有一个例子很生动地说明了这个现象：当鲍罗廷问孙中山国民党有多少党员时，孙中山竟然回答不上来。
在苏联代表看来，国民党简直不能算一个现代政党，它更像是个帮会组织——组织涣散、政治纲领模糊、内部派系复杂，全靠孙中山的威望在勉励维持。这样的党，谈何战斗力。
国民党有病，苏联有药。
苏联摸索和研发出来的那套秘诀，经历过残酷战争的考验，被证明是非常有用的。
它高度集中的决策和动员体制，能最大限度地调动各方面的资源，为政治和战争服务，能做到整齐划一，令行禁止，上传下达，如臂使指，在短时间内迅速提升军队的战斗力。
有鉴于此，孙中山决心大刀阔斧地改组国民党，改组的方法就是向苏俄学习，请苏俄驻广州的总顾问鲍罗廷做国民党的组织教练员，用俄国的方法训练国民党，把国民党变成一个有组织、有纪律、有力量的党，靠这个党来建国、治国。
孙中山签发的鲍罗廷委任状
他明白革命不能单纯依靠武力，所以还要建立一支革命军，让党员要协同军队战斗，要靠主义的力量，向群众宣传主义，要改造人民的心理，感化人民等等。
1923年11月，《中国国民党改组宣言》、《中国国民党党纲草案》、《中国国民党章程草案》同时公布，在这些文件中，国民党确立了民主集中制的原则，强调上下关系和严密组织、严格纪律，要求在国民党活动的各团体中组建党团（类似于党委），以使党的方针政策能够得到切实的贯彻执行。
1925年7月，国民政府成立，确立了“党治”底色——国民党中执会和政治委员会掌握了最高权力，国民政府受中国国民党之指导及监督，掌管全国政务，这也意味着中国国民党以革命政党姿态独占全国政权，以党治国。
显然，这也是跟苏联学的——它的独创和绝学。
国民政府成立典礼，最右边翘腿的是鲍罗廷
03
改组以前，国民党是一副衰样，其麾下的军队也乱七八糟，有滇军、桂军、湘军、粤军、豫军、赣军、山陕军等等，这些军队都是在各省军阀混战中失败的loser，很多为了混饭吃才跟孙中山的。
本质这些军队与北洋军队没有区别，将领们拥兵自重，队伍零落，系统紊乱，战力堪忧，而且很多人并不真正听孙中山指挥。
依靠这样的部队对付北洋军阀，无异于痴人说梦。
因此，把这些杂七杂八的军队，改造成真正的革命军队，成了当务之急。
在军事总顾问加仑的指导和协助下，1925年7月，国民政府成立了军事委员会，从顶层设计上明确党与军队的隶属关系，以及军事领导上的高度集中统一。
军委会成立后，通过一系列人事调整和制度设计，将广州国民政府所辖各支军队，统一改编为国民革命军，掌握了军权。
加仑
加仑还把苏联红军的“三三制”编制体系，移植到了国民革命军中，每个师下辖3个团，9个营，共计27个步兵连，取消旅一级编制，师一级设警卫营、炮兵营、补充营、通讯连、工兵连以及其他兵种小分队，团一级配属机枪连、侦察连、技术连、卫生连、后勤连、补充连。
相对北洋军队的编制体系，“三三制”更加精干、灵活，便于发挥军队战斗力。
与北洋军队相比，国民革命军最大的特点，是引入了党军体制，即军队政工制度。
国民党认为，俄式军队政工制度，不仅可以监视官兵的政治忠诚，还能凝聚部队向心力，鼓舞士气，甚至可以肩负宣传、动员群众等任务，堪称战场最强增益辅助技能。
蒋介石率代表团去苏联考察时，对这个制度也很欣赏，回来后，他主持黄埔军校工作，立即着手党化军队的编组试验，开始在新军队设立党代表。
政工制度，在各军贯彻的并不一致，以黄埔军校学生为基干组成的第一军（军长蒋介石）贯彻的最好，其他各军效仿第一军，但都差点意思。
鲍罗廷
不过，有总比没有好，即使贯彻不彻底，也是强于北洋军队的。
值得一提的是，国民党以俄为师，并不是完全的移植苏联制度，它有所保留，指导思想和政治体制还是它自己的，这是底线，它向苏联学习的东西是偏实用的组织体系、革命方法、革命经验等。这也是苏联为什么没能同化他的原因。
04
再说技术指导和支持。
北伐前以及北伐期间，苏联向国民政府和北伐军派遣了大批政治、军事、财政等方面的顾问和技术人员，他们分布在各重要机关和各军、各军种中，很多甚至参加了一线战斗。
这其中，最有名的是国民党和国民政府总政治顾问鲍罗廷，以及国民政府军事总顾问加仑。
鲍罗廷前面说了，是国民党的组织教练员，国民党改组的两个总设计师之一（另一个是孙），分量不言而喻。
东征途中的苏联顾问
加仑是军事总顾问，指导和协助国民政府改编了国民革命军，只是他工作的一部分。
在此之前，他为广州政府（国民政府的前身）出谋划策，拟定作战计划，打败了陈炯明，平定了刘震寰和杨希闵的滇桂联军。在此之后，他参加了北伐的备战工作和指挥工作。
北伐战争是一场空前的大革命，准备工作纷繁复杂，如军费开支及来源、军队扩编方案、军政干部训练、战争战略战术等等，需要周密的计算和严谨的沙盘推演。
这些工作，很大程度上是加仑和他领导的顾问团完成的。
举个例子，我们知道，北伐战争第一步是打下两湖，再打江西。
这个战略最初不是这样的，蒋介石倾向于分兵，同时向湖南和江西进军，但是，加仑反对，他认为北伐军力量有限，主张集中力量，集中突击，先打下一个省，再打另一个省，避免多处树敌，具体而言，就是先打吴佩孚，防备孙传芳。
最后，统帅部采纳了加仑的建议。事后证明，加仑的意见是正确的。
在加仑之下，还有其他苏联军事顾问在军队中发挥重要作用，如参谋长兼副总军事顾问勃拉戈达托夫，副参谋长兼作战部长斯涅戈夫，侦察部长斯特鲁姆比斯，战斗训练处和组织处领导捷斯连科，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首席顾问铁罗尼，总参谋部首席顾问叶弗列莫夫，炮兵首席顾问鲍罗金，空军首席顾问兼飞行组组长谢尔盖耶夫，海军顾问雷格，军需顾问罗戈夫，军医顾问奥尔洛夫，骑兵顾问久克，铁甲车顾问巴科尔等等。
此外，北伐军最初的八个军中，也都配有苏联顾问。
这些来华军事顾问，大多是久经考验、身经百战的红军指战员，他们受过军事学院的深造，军事素质和政治素质一流，他们不避艰险，敢于上前线，特别能吃苦，特别能战斗。
c位蒋介石，右边鲍罗廷
在财政方面，苏联派来了以著名财政专家施泰恩为首的财政顾问小组，担任国民政府财政部和中央银行的顾问，帮助国民政府统一货币，稳定财经，同时协助北伐军解决军费问题。
在经历过大风大浪的苏联顾问眼中，相比恐怖的一战以及残酷苏俄内战，国民政府发动的北伐战争，有点小儿科——他们的敌人北洋军，段位还不如日俄战争时期的日军。
苏联顾问帮助国民党培养了大批军政人才，这其中最典型的就是黄埔军校。苏联顾问不仅决定了课程的设置、管理制度的制定、教材的选用，教官的聘用，还主导了军事操练、武器操作、战术授课等内容。
黄埔军校教授的是当时最新式、先进的军事技能，很多训练科目是完全按照苏联操典进行的，其精髓来源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实践，相比较而言，以保定军校为代表的北洋军校里，教授的还是日俄战争的老旧经验。
截至1926年6月，也就是北伐前夕，蒋介石宣布黄埔军校共培养了6400名学员，这些年轻有朝气的新鲜血液加入国民革命军，充当中下级军官，发挥表率和骨干作用，极大地提升了军队的战斗力。
黄埔一期开学典礼上的孙中山（前左）、苏联顾问戈罗夫（前右）和校长蒋介石（后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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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说一下大家最感兴趣的金钱和武器援助。
由于统计数据和方法的差异，苏联援助国民政府的金钱和武器数量，从来就没有定论，但肯定没有“几十万枝步枪”那么多。
说一组数据，供大家参考。
1924年至1926年，苏联以记账的方式，分四批援助国民政府的武器有：第一批，日本来复枪4000枝，子弹400万发，大刀1000把，长矛500杆；第二批，俄国来复枪9000枝，子弹300万发；第三批，马克沁机枪40挺，火炮12门（附带最新瞄准具及弹药箱），炮弹1000发；第四批，俄国来复枪5000枝，子弹500万发，机枪50挺，火炮12门。
有资料还显示，苏联提供了3辆坦克和12架飞机。
黄埔师生与运送物资的苏联水兵联欢
就武器而言，苏联援助国民政府的数量，还没有援助冯玉祥的多。
据冯玉祥在莫斯科留下的借据显示，同一时期，苏联援助冯玉祥的军火有：步枪31500枝，子弹5100万发，机枪227挺，火炮60门，炮弹5.8万发，军刀5000把，飞机10架，铁甲机车8辆，汽油3750普特，航空燃油750普特。
金钱方面。据不完全统计，北伐之前，苏联援助国民政府超过530万卢布，北伐战争前期，又提供了360万卢布，四·一二之后，苏联提供给汪精卫的武汉国民政府超过750万卢布，总计超过1640万卢布。
当然，这些援助都不是无偿的，日后需要连本带利偿还。只不过蒋介石、汪精卫先后和苏联反目，这笔账成了死账。
从数量上看，苏联援助的金钱和武器，不足以改变国民党与北洋军阀的实力对比，这些钱和武器可以看成是初始启动资金，战争中的绝大部分军费和武器，还是靠国民党自己解决的。
剧照
06
回到最开始的问题：没有苏联的援助，北伐战争能取得胜利吗？
我的看法是，在正常的历史环境下，不能。
很多人不知道，其实在蒋介石北伐之前，孙中山曾搞过3次北伐。
结果，元嘉草草，封狼居胥，赢得仓皇北顾。
第一次是护法战争，孙中山依靠滇军和桂军作战，因陆荣廷、唐继尧不配合而失败；第二次是1922年，北伐军在江西取得了不错的战绩，然而陈炯明在后方搞事，北伐草草收场，第三次是1924年，孙中山把麾下4万杂色军队统编为建国军，讨伐曹锟、吴佩孚，结果军队在江西打不开局面，被迫撤军。
显然，按孙中山以前的搞法——找一些乌合之众，给个名分，让他们卖命和北洋军干，北伐搞一百年也成功不了。
如果单靠孙中山和国民党自己摸索革命道路，那更不知道要等到何年何月了。
北伐战争迅速取得胜利的关键，是国民党脱胎换骨以及国民革命军成立。
这两点，都离不开苏联帮助。
【参考资料】
《中华民国专题史第五卷：国民革命与北伐战争》
《中国民国史》第四、五卷
《苏联、共产国际与北伐战争（1926-1927）》
《大革命时期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援助研究》
《共产国际和苏联对北伐战争的援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