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中篇小說：文學觀念的新變與後疫情時代的精神岩層

文學創作并非簡單的個體獨創行為，更是一種社會曆史意義的實踐方式。一個時代的文學性叙事，如何與當下生活及其經驗在更深廣的層面上發生關聯，如何同世界、同大的曆史程序中一些至關重要的因素建立起整全的聯系，是寫作者需要持續面對的根本性疑難。回顧2021年的文學創作，年份的特殊性和重要性被一再凸顯：世界範圍内，危機與變局、鬥争與合作在後疫情時代的濾鏡下被放大甚至變形；中國視野裡，中國共産黨迎來百年華誕，“兩個一百年”奮鬥目标曆史性交彙，這些都有力地構成了這一年文學書寫的巨大景深。中篇小說作為兼及容量和文體意識的重要文體，2021年的文學表現大緻可以歸結為“一個現象”、“兩個特征”。一個現象，指在與時代對話的層面上表現出的文本、主體意識和文學觀念上的新變；兩個特征，強調的是文學叙事在了解現實、塑造人物方面預示的後疫情時代總體性話語和思維方式的潛在位移。

時代意識：

文本、主體性與文學觀念的新變

上世紀80年代以來，大部分寫作者選擇将目光駐留于倫理思考、人性關懷以及對小說藝術的孜孜以求，建立起中短篇創作特有的主體精神、審美範式和時代特征。然而，随着時間推移、中短篇創作進入平穩期，一些淡化的“弊端”逐漸顯露出來，例如新的時代生活映襯下内容、觀念、思維上的“保守”與“陳舊”，形式技巧愈發成熟的同時與時代對話的能力漸趨薄弱，閱讀者越來越難從作品中汲取更具時代感的審美發現的可能性，等等。2021年的中短篇創作、尤其是中篇小說創作，呈現出比以往更為鮮明的現實感。以百年黨史和新時代生活為主題的作品較往年明顯增多，藝術水準穩步提升，優秀作品可圈可點。這一現象，置于當下中短篇創作發展脈絡中，或可謂之“新變”。

在舉國共慶中國共産黨成立100周年的背景下，回顧黨的百年奮鬥曆程，聚焦革命曆史題材書寫，是2021年中篇小說創作的一大亮點。其中，海飛的《蘇州河》、肖克凡的《媽媽不告訴我》、杜光輝的《入伍》、王凱的《荒野步槍手》、趙晖的《姑媽的子彈》等一系列作品，為探尋革命曆史、贊頌英雄精神、聚焦軍營現實提供了鮮活生動的文學注腳。

尋找一七九師，是徐貴祥在《将軍遠行》中設定的主線。小說從解放戰争尾聲起筆，講述了國民革命軍軍部警衛營執行的一次“不可能完成的任務”：一七九師經解放軍圍困和幾次穿插突擊，早已化整為零，作鳥獸散，李秉章副軍長卻堅持行軍至三十裡鋪，名義上完成收攏任務，實則尋找自己的“墓地”。“活着就是為了死去”，“隻跟日本鬼子打仗，不跟中國人打仗”，小說中，李秉章既是軍隊進階将領，又是戰功赫赫的抗日名将，其形象拿捏十分得當，幾位将士的心理描寫更是絲絲入扣、引人深思。整個作品語言儉省，擲地有聲，在疏密勻停的叙事節奏中，曆史的複雜性與必然性得到了很好的呈現。

楊怡芬的《裡斯本丸》将目光投向太平洋戰争時期的一次海難：日軍運送英軍俘虜的“地獄航船”在舟山海域被美軍擊沉，沿岸的中國漁民不顧危險推船入海救人，日軍卻用密不透風的油布封住艙口，向破倉逃生的戰俘掃射。小說以多年後的一次紀念活動為軸，從年輕的活動參與者、幸存的英國老兵、當年冒死救人的漁民以及日本探訪者等多個視角，重新揭開“海底棺柩”的曆史面紗。不同時空、國籍、身份，以及“不要有戰争”的祈禱和“救人一命天上一星”的善念，都在這趟“墓穴之旅”中相遇，曆史正義以及對和平的守護、期許亦在其中得到進一步彰顯。

董夏青青的《凍土觀測段》是非常特殊的一個文本。從内容上看，小說聚焦發生在2020年的“6·15”中印加勒萬河谷邊境沖突，遞交了一份青年作家眼中的和平年代軍事鬥争素描。從寫法上看，作者采取對宏大叙事的反叙寫手法，有意降低叙述上的英雄主義色彩，将小說處理得異常“艱澀”“難讀”，她用碎片化的描述，賦予現代戰争以黑洞般的形式，戍邊部隊機動性對抗的殘酷和鮮為人知在其中得到了有力凸顯。更為難得的是，除去塑造凡人化的英雄，作者在小說中運用冰凍一般的語言撿拾戰争碎片，重申戰争從來都不是故事、更不具備完整性的同時，還提出了一個發人深省的問題——“誰來訴說戰争”。

上文所述的三個文本，作者分别出生于1959年、1971年和1987年，他們的創作，在一定程度上展現了不同代際的作家在處理革命曆史題材時各自不同的切入角度和獨有的美學風貌。《将軍遠行》重返戰争現場，于曆史大勢中展現人心所向，筆力雄渾遒勁；《裡斯本丸》站在今天回望曆史，多角度探尋戰争的真實面貌，守護人性光輝；《凍土觀測段》以目前地緣政治關系複雜暗湧為基調，在戰争碎片中打撈英雄的凡人面向，反思戰争的叙事權問題。三篇小說固然是在重大曆史時刻，以文學想象的方式，對黨的百年奮鬥曆程的莊嚴禮敬，但當它們共處同一時空且彼此映照時，一份關于當代戰争叙事的精神圖譜甚至文法修辭學便也躍然紙上。三位作家從不同背景不同視角着手，以迥異的形式政策對戰争中人之為人的基本問題加以省察，這也使得他們的創作超越了一般意義上的戰争叙事，而在更大格局上向着人類精神世界的更深處敞開。

城市發展與鄉村振興同樣是2021年中篇創作的關鍵詞。許多小說家将大的時代話語納入到自己擅長的視阈中，讓與時俱進的現實感同濃郁深厚的生活氣息結實地生長在一起，貢獻出一批高品質的新時代文學書寫。楊少衡老到的筆力在小說《銅離子》中得以延續，城市建設、生态保護、維穩安定等諸多目标紅線，與正直隐忍有大局觀的幹部形象相映合，作品結實、紮實，耐讀且耐人尋味。洪放的《追風》也寫為官為民，因科創園、語音互動、陽光産業等元素的加入，以及家國情懷、君子擔當與科創實業家的理想之光并肩“追風”而時代氣息更濃。《拉大鋸，扯大鋸》中，自诩馬背民族後裔的丈母娘千裡迢迢趕到四會，把擅長“上天”的女兒和一窮二白的泸州女婿抓回老家，在雁門關30裡外的城西村重新開始“純天然綠色”新生活。進城與返鄉，故鄉與他鄉，作者将幾代女性的人生選擇和一個大家庭之間的纏纏繞繞，放置在時代變遷、落葉歸根的主題下，主人公們的快言快語，讓火熱的生活像“加了蓋的蒸汽鍋”一般愈發充滿生機。這是脫貧攻堅帶來的生機，同時也是人與土地重建立立密切聯結之後的新的生機。

新變的發生與發現固然重要，如何認識和看待這種新變同樣對我們構成着考驗。回顧80年代以來文學與時代的關系，前者之于後者的“優越感”始終在波動震蕩。從引領風尚、高于生活，到平視生活、陷入生活，再到今天的“現實遠遠大于小說”，文學被時代甚至其他藝術門類落在了後面，對于以文學為志業的寫作者來說，無疑是一場巨大的焦慮和試煉。在這一過程中，不少人放下單純的形式探索，轉變觀念和視角，從原有的屋舍樓宇中走出，其行動本身包含了相當程度的複雜性：它首先是時代慣性和速度裹挾的産物，是危機意識之下的“出逃”和“自救”，同時又顯示出強烈的主觀能動性，孕育着有力地發出創造性聲音的願望、勇氣和自覺。這些變化不僅僅意味着文本主題内容風格上的變化，更涉及到寫作者主體意識的變化；過去的一年所出現的優秀作品，不隻是特殊年份意義重大的文學表達，更是文學觀念、寫作倫理甚至社會風潮變化的一種終端性呈現。

對此，我們一方面要懷着對火熱現實的真摯之心給予充分的重視與珍視，另一方面也要意識到這種呈現的過程性，寫作者在深具時代意識的前提下，要想獲得全面深刻的總體性視野，藝術地契合、反應并充盈現實，還有很長的路要走，而我們也必将擁有越來越多的理由對更好的文學呈現保有期待。

了解之同情：

新的精神岩層正在顯露

2021年，全球化的“疫情時代”仍在上演。生存危機将人類強行拖入看似原始的“割據狀态”中各自為戰，與此同時又以慘烈的代價讓人們意識到，所謂割據狀态不過是全球化程序天然内含的沖突之一，進而不得不對全球化本身重新進行思考。類似的悖論，映射出舊的語言和認知模式與新的條件、新的問題之間的巨大沖突，構成了我們在疫情時代、包括後疫情時代難以克服的“言說障礙”。

2021年，到了疫情時代、後疫情時代全面鋪開的階段，許多文學性叙事漸漸從退守狀态中走出，在描寫現實、塑造人物方面保持“小我”的同時，不約而同加大了“善好”的比重，對于現實人生的态度和政策，也不再以隐喻象征揭露反思為要，而是更多地表現為“了解之同情”。這種集體性的“軟化”，或許在一定程度上仍帶有“應激障礙”的色彩，但将其放在舊語言與新形勢之沖突的背景下了解，未嘗不可看作是小說家在面對人類集體性言說障礙時提供的一套應急方案——要想在新的造山運動和全員戒備森嚴的狀态下剝落新的精神岩層，“了解”與“愛”未必不及解剖對抗在找到甚至打開缺口方面更加行之有效，而文學作為一種社會文化心理的鏡城，小說家筆下的尋找、探索甚至政策性轉移，也很有可能預示着後疫情時代總體性話語和思維方式的位移。

“歲月的穗穗”是阿拉提·阿斯木為他的一個中篇尋找的名字，它凝結着生于平常日子又漫升到終極意義的偉大母愛，飽含着真摯又超拔的親情之德，而這一命名，也籠罩着許多以包容之心解讀歲月低語的文學修辭。黃立宇的《制琴師》是“了解之同情”序列裡非常出色的一篇。小說寫上世紀80年代末縣城熟人社會中一個陳腐乖張、用魯迅腔裝點自己的木匠，而目擊者“我”同樣是一個幻想瑰麗文字蒼白的詩歌愛好者。木匠決意像上海老頭一樣成為一名制琴師，自此，小提琴三個字仿佛一道灼眼的光芒，矢志不渝地照亮他的心房。黃立宇的寫作智慧，敏感，且富有趣味。他在悠遊中抒情，鄭重發出議論，轉達了特定時代縣城青年生命的匮乏與可能、困頓與希望，其時，整個時代向外部張望的渴求亦在其中顯得意味深長。

楊方善于用小說制造狂歡的廣場，讓筆下的人物歡樂地歌唱，靈活地争吵，嘲笑深奧難解的人生題目，大方展示出心底的哀傷。這一次，她将兩個大陸闆塊看似分離又不曾斷裂的情感，安置在《澳洲舅舅》幾十年的光陰之中。與她小說一貫的跳躍深思細密交織在一起的，是兩個大家庭看得見的快樂與煩惱，舉家遷徙的惆怅，鋼磨代替水磨的聲響，做到哈紮爾海邊的霸氣生意，以及時代變遷、時光流逝投射在羊毛胡同油畫一般的巨大影像。

用一個瞬間折射一個時代并非易事，弋铧在《秋千引》中達成了這項成就。小說用善意耐心的語調講述一個“暮年歸鄉”的故事。清空住了12年的家，回到最初開始的地方，弋铧讓時間停留在舉家搬遷的前夜，而後慢慢鋪展、擴容，最終容納進數十年的夢想、奮鬥、捉襟見肘與其樂融融。《秋千引》沒有訴苦，沒有所謂光明的尾巴，有的隻是過日子和貼着生活寫的踏實和誠意。在這份踏實和誠意之上，長出的是滿是細節的城市變化與時代更疊。孫正連小說中的父子關系化身為“活傳統”與“後繼人”之間的關系，小說《江水炖江魚的日子》密實厚重，于熨帖敬畏中再現了北方漁家文化的風俗畫卷。

在另外一些年輕的寫作者那裡，“了解之同情”還表現為情感、心性、選擇甚至命運上的正向加持。作為“匠人”系列的收官之作，《瓦貓》的時空繼續擴大，葛亮最後一站尋訪的是西南昆明古鎮制作民間神獸的陶藝匠人，小說的時間跨度也從當代溯至西南聯大時期。較之《書匠》《飛發》，《瓦貓》“匠”的比重下降，“史”的成分增加，民間匠人對技藝匠心的捍衛和傳承，與文學時空中的人文傳統、愛國情懷相交疊，小說本身的厚度，也随着書中人物命運的厚度一并增加。“海裡岸上”一直是林森小說創作的重要主題，《唯水年輕》中，現代與傳統再次交融，身為水下攝影師的“我”折傳回出生的小漁村探尋水下龍宮，一同出現在視野中的，還有家族四代人的命運起伏，以及“唯水年輕”的風俗倫理與生命氣韻。王占黑的《清水，又見清水》和煦細膩，即便主人公李清水遇到的所有事情都壞得不能再壞。工作、生活，方方面面的碾壓讓清水苦澀得不願開口，但也不妨礙她從苦澀中不斷打撈自己，持續地自嘲和自我打氣。“這是一種戰術，也是一絲希望”，正是對周圍一切包括不那麼快樂的自己的充分了解和包容，讓《清水》這篇小說輕盈得惹人喜愛。郭爽寫作《挪威槭》時，父親已病重住院。小說中，美術老師帶着父親在俄羅斯尋找人存在過的痕迹，小說之外，郭爽借助文字重建與父親再也不可能完成的旅行。在她看來，小說仿佛一個時間膠囊，在漫長的時空中，得以把愛和記憶熔鑄，重新探索生命的形式和過程。

愛具體的人：

單數與複數之辯

“愛具體的人”作為2021年中篇創作的第二個特征，與“了解之同情”同處一個空間，彼此牽引。更進一步說，後者是前者的具象和延伸。這也剛好從某個側面解釋了為何塑造人物并非中篇小說的題中之義，而在這一年的文本裡，卻有着一大批鮮活生動的“單數”的人，撥開作為“複數”的群體，跨過故事本身，走到閱讀者面前來。他們的出現，在一定程度上佐證了後疫情時代整體性位移的表征之一：愛生活而非生活的意義，愛具體的人勝過抽象的人。如《将軍遠行》裡體面赴死的将軍，《凍土觀測段》上交戰地日記時認定下雪的故事很重要的列兵，等等。名單中最特别的一位，要屬擁有《西域毒草大全》的八舅舅，這也是2021年中篇小說最“是自己”的人物形象。他是楊方《澳洲舅舅》中最小的一位，他的毒草大全從一個并不存在的看果園的維吾爾族老漢處得來，他的語言具有高度概括性，一般人聽不明白，他的思維能滑出閃電般的運動軌迹，他第一個從計劃出國的空氣中聞出惆怅的味道，他想找一個不那麼正經的女朋友，他看世界的眼睛始終是黑色的，他死在和我們的某次視訊之後，卻也和羊毛胡同還活着的老漢們時光一樣地一直坐在土台子上。楊方将所有的純淨，絕大部分詩意還有沉思傾注在八舅舅身上。時間把那些硌人的東西都抹平了，八舅舅卻美好如金子一般留在我們心裡。

這一年，還有許多令人印象深刻的形象連同生成他們的文本一并閃閃發光。韓松落和他筆下的人物都具有狂想家潛質。他在《我父親的奇想之屋》中講了許多遍“消失的爸爸”的故事，雖然“爸爸總是說，一個故事最重要的是邏輯”，但故事中的失蹤本身，以及每個爸爸都具備的空間增殖能力，卻都無法用通常的邏輯來解釋。初讀《奇想之屋》或許會覺得“隔”，但很快便會相信叙述者所說的一切，直到跟着人物一起擔驚受怕，最後笃定地等待那個爸爸背影的轉身。小說中的二次元橋段是切口，也是華章。甄明哲在《柏拉圖手表》的主人公張雲亮身上注入了一種輕量的、本土化的、寫實主義的黑色幽默，這幽默目的不在于呈現滑稽或荒誕以換取笑聲，而是為了在荒謬的世界中盡可能地保護在另外一個層面上同樣荒謬的自己，小說人物和文本的語調是同步的，都有着無限的真誠，一點點調侃，一點無可奈何，還有沉重、失望、挫敗以及遙遠的困惑。陳再見的小城故事帶有淡淡的憂傷和美感，《旁觀害羞者》筆觸很淡，淡到與主人公身上不願宣張、“慢人許多拍”的善良相得益彰。顧湘在《和平公園》裡把愛交給失愛之人，讓他慢慢地長長地講自己的故事，直到悲傷恢複在身體裡的循環，像被久壓的肢體突然松動後，不能動也不能碰。胡學文《叢林》裡的金枝永遠讓人捉摸不透，她的可憐與可疑此消彼長，卻總能在你端詳她的時刻達成恰到好處的平衡。

還有不少優秀作品無法為這樣的邏輯架構所含納，而在其他向度上有力地闡述着自身的意義與價值。舒飛廉的《團圓酒》寫一場遲來的婚宴，從起意到籌備到觥籌交錯再到散場，其間夾雜着太多值得言說的地方。小說中的人與萬事萬物始終是并存的，人在這一處喜樂悲傷，記憶行走，一旁的大樹同時張開巨傘，比麻雀更小的鳥在其中盤旋，挨挨擠擠的雪片在燈火通明中沖進人的脖子，投射在放映機長方形的幕布上，證明這世界真實不虛。舒飛廉在小說中審詞定氣，不緊不慢，見初心，能還原。《團圓酒》的自在與自足，足以讓每一個認真閱讀它的人，在日後的某些時刻再度記起，生出新的意義，并念念不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