苟子之不欲，雖賞之不竊。
——孔丘
在治理社會的盜竊之患上，存在着治标與治本的不同價值抉擇。有的堅持要先治本而後治标，有的認為應先治标然後治本，有的認為治本與治标當同時推進。不同的治盜之政策，形成了不同的功效和後果。
在《論語》一書中，已有對整治盜竊之患的探究和論說。在增強和踐行文化自信中，有必要探究這一文化基因的精髓，知道我們中國人所謂的社會清明之意義所在，太平治理意味着什麼，根治盜竊之患的治本之策為何。
孔子關于整治盜竊之患的探究和論說，出自《論語·顔淵》，原文是：
季康子患盜，問于孔子。孔子對曰：“苟子之不欲，雖賞之不竊。”
社會上的盜賊之患，無疑是産生必有原由。“竊貨曰盜”（《荀子·修身》）。盜竊之行為，或是為了生計生存而違心以為，或是有僥幸心理而想不勞以獲，或是緣于貪圖暴利铤而走險。分析其動機和意圖，無非是心有私欲和貪念的結果。
治理社會上的盜之患，有治标之策。
在治理社會的盜之患上，所采取的治标之策，或是以嚴打而震懾之，或是以嚴懲以威懾之，或是以嚴罰而懼懾之。治标之策的根本目的，在于令人畏懼受到懲罰的後果，而禁止行為上的為惡作盜。
在懲治盜患的治标之策上，還存在專治下而不治上的問題。“上好取而無量，即下貪功而無讓，民貧苦而分争生，事力勞而無功，智詐萌生，盜賊滋彰”（《文子·精誠》）。統治者荒淫無度，造成民不聊生，則必是“盜賊滋彰”。盜竊多出，或源自在上者的妄為和壓榨。
“盜賊滋彰”，既來自“政苛者民亂”，則治理之對象就非在群眾，而在統治階層。在上者多欲貪求，橫征暴斂，則在下者多詐交争。“不治其本而救之于末，無以異于鑿渠而止水，抱薪而救火”。一味地采取高壓政策，而不解決群眾的生存問題，便是不良的治标之策。
在治标之策的運用上，雖能懾止盜者之行，然不能使之無欲為盜。“法能殺不孝者，不能使人孝；能刑盜者，不能使人廉。”（《文子·上禮》）無法固然不可以為治，但是不知禮義則不可以行法。非修禮義，則廉恥不立。民無廉恥，則不可平治。廉恥之心立，則不欲為盜，焉用刑殺？
法家提出的治理之策，就在于使“民之謹小禮、行小義、修小廉、飾小恥、禁微邪”（《管子·權修》）。欲民之正，就要行“厲民之道”，亦即是“欲民之謹小禮、行小義、修小廉、飾小恥、禁微邪”。既使群眾無邪行、無淫事，則治自然平。
“謹小禮”，旨在行為有規範；“行小義”，旨在行為有遵循；“修小廉”，旨在心性有堅守；“飾小恥”，旨在心中有不願；“禁微邪”，旨在自我限制克制。
治理社會上的盜之患，有治本之策。
孔子提出的“苟子之不欲，雖賞之不竊”論說，是在給出治理盜患的治本之策。治本之策的價值宗旨，就在于使人“不欲”。盜竊行為的根源，在于有偷盜之心。消除偷盜之妄念，無欲為盜，則盜竊之行自能不起。
治本之策，緣于治理人心，心正則無欲盜竊。“君子有勇而無義為亂，小人有勇而無義為盜。”（《論語·陽貨》）見利忘義，不勞而獲，方有盜心。心中有義，見利思義，則恥于為盜。教化的重要目标之一，是使人培植仁義之心，泯滅盜竊之念。
治本之策的關鍵，乃在于藉由“道之以德，齊之以禮”（《論語·為政》）的仁政，以使民“有恥且格”，而使盜心不生。要使群眾在心靈上“不欲”為盜，就要使之具有“不欲”的雜念。要使人“不欲”為盜，就在于教化而使人心有羞恥，恥于為盜。
在治本之策的作為上，一方面要以政裕民，施行均無貧的政策，使人不為生存而違心為盜；一方面，要以教化民，培養恥于為盜之心，使人不為僥幸而盜取。恥心既立，而生活又有保證，則盜心必然不生。
在大道之行的“大同”社會境界中，人人以天下為公，使人人皆有所養。“貨惡其棄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惡其不出于身也，不必為己。”（《禮記·禮運》）人心大公無私，生活皆有保障，則必是“盜竊亂賊而不作”。
早期道家思想中的治本之策，就在于“使患無生”（《文子·微明》），而非是“施于救患”。在道家看來，“使患無生易，施于救患難”。聖人正因其“常從事于無形之外，而不留心于已成之内”，亦即是使民保有德真之性而無為盜之心，故能治之于未亂，而使“禍患無由至”。
治理盜之患，貴在治本與治标一體。
對治标與治本方略的探究，在孔子的思想中早有論說。治标之策，就在于“道之以政，齊之以刑”（《論語·為政》），使民不敢為非；治本之策，就在于“道之以德，齊之以禮”，使民不欲為非。
早期儒家的治本之策，是藉由“教之以德，齊之以禮”（《禮記·缁衣》）的教化，以使民有格心。“一箪食，一豆羹，得之則生，弗得則死，呼爾而與之，行道之人弗受；蹴爾而與之，乞人不屑也。”（《孟子·告子上》）民之所欲有甚于生者，就會恥于盜竊之為，而不為苟得。
在治理盜患上，有治本與治标之策的差別。治标者，把重點放在為之于已有和治之于已亂之上。盜心已生，盜亂已成，則治理必難。雖有“道之以政，齊之以刑”的威懾、禁止，但因其未能解決盜患所形成的問題根源，則不能保證盜患的不再發生。
在荀子看來，“不教而誅，則刑繁而邪不勝；教而不誅，則姦民不懲；誅而不賞，則勤厲之民不勸；誅賞而不類，則下疑俗險而百姓不一。”（《荀子·富國》）基于此，必要求治本與治标相統一。教化、勸勉，是治本之策；賞罰、誅殺，是治标之策。
在治本與治标的統一上，既要有“兼覆之，養長之，如保赤子”的仁政，施以仁愛；又要有“明禮義以壹之，緻忠信以愛之，尚賢使能以次之”的教化，導以正道；還要有“爵服慶賞以申重之，時其事、輕其任以調齊之”的賞罰，激勵勸勉。若是如此，必有“姦邪不作，盜賊不起”的效驗。
在治理之策的比較上，“夫使天下畏刑而不敢盜竊，豈若使無有盜心哉。”（《文子·上禮》）禮法非能使人不欲，而能止之。使人畏刑而不敢盜竊，是治标之為；使人無有盜心，方是治本之策。
從治理成效上言，治本之策在解決問題和沖突上雖一勞永逸，但需循序漸進，非一朝一夕所能達緻；治标之策，治理成效雖立竿見影，但病根未除，還可能死灰複燃。現實中，最佳的治理方略，就是既治标又治本，藉由治标為治本創造條件，依靠治本徹底根除弊患。
深刻了解把握孔子“苟子之不欲，雖賞之不竊”的思想主張，不僅會為我們從事國家治理提供治本之策上的啟迪和思考，而且為我們從事社會管理給予科學方略和合理舉措上的幫助和啟示。
中華文明五千年，曆經滄桑而綿延不絕，已充分證明中華傳統文化的頑強生命力，和迎接各種挑戰的開拓能力。這一文化内涵，既本自“學·思·觀”的探求真理而來，又呈現着“學·思·觀”的理性自覺和開放思維。讓我們齊心協力地一道投入“文化自信”的時代洪流之中，為民族偉大複興貢獻冷靜的思考，清醒的應對，果敢的鬥争，無愧的付出。堅信“文化自信”，踐行“文化自信”，中華民族一定能夠實作偉大複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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