苟子之不欲，虽赏之不窃。
——孔丘
在治理社会的盗窃之患上，存在着治标与治本的不同价值抉择。有的坚持要先治本而后治标，有的认为应先治标然后治本，有的认为治本与治标当同时推进。不同的治盗之策略，形成了不同的功效和后果。
在《论语》一书中，已有对整治盗窃之患的探究和论说。在增强和践行文化自信中，有必要探究这一文化基因的精髓，知道我们中国人所谓的社会清明之意义所在，太平治理意味着什么，根治盗窃之患的治本之策为何。
孔子关于整治盗窃之患的探究和论说，出自《论语·颜渊》，原文是：
季康子患盗，问于孔子。孔子对曰：“苟子之不欲，虽赏之不窃。”
社会上的盗贼之患，无疑是产生必有原由。“窃货曰盗”（《荀子·修身》）。盗窃之行为，或是为了生计生存而违心以为，或是有侥幸心理而想不劳以获，或是缘于贪图暴利铤而走险。分析其动机和意图，无非是心有私欲和贪念的结果。
治理社会上的盗之患，有治标之策。
在治理社会的盗之患上，所采取的治标之策，或是以严打而震慑之，或是以严惩以威慑之，或是以严罚而惧慑之。治标之策的根本目的，在于令人畏惧受到惩罚的后果，而禁止行为上的为恶作盗。
在惩治盗患的治标之策上，还存在专治下而不治上的问题。“上好取而无量，即下贪功而无让，民贫苦而分争生，事力劳而无功，智诈萌生，盗贼滋彰”（《文子·精诚》）。统治者荒淫无度，造成民不聊生，则必是“盗贼滋彰”。盗窃多出，或源自在上者的妄为和压榨。
“盗贼滋彰”，既来自“政苛者民乱”，则治理之对象就非在民众，而在统治阶层。在上者多欲贪求，横征暴敛，则在下者多诈交争。“不治其本而救之于末，无以异于凿渠而止水，抱薪而救火”。一味地采取高压政策，而不解决民众的生存问题，便是不良的治标之策。
在治标之策的运用上，虽能慑止盗者之行，然不能使之无欲为盗。“法能杀不孝者，不能使人孝；能刑盗者，不能使人廉。”（《文子·上礼》）无法固然不可以为治，但是不知礼义则不可以行法。非修礼义，则廉耻不立。民无廉耻，则不可平治。廉耻之心立，则不欲为盗，焉用刑杀？
法家提出的治理之策，就在于使“民之谨小礼、行小义、修小廉、饰小耻、禁微邪”（《管子·权修》）。欲民之正，就要行“厉民之道”，亦即是“欲民之谨小礼、行小义、修小廉、饰小耻、禁微邪”。既使民众无邪行、无淫事，则治自然平。
“谨小礼”，旨在行为有规范；“行小义”，旨在行为有遵循；“修小廉”，旨在心性有坚守；“饰小耻”，旨在心中有不愿；“禁微邪”，旨在自我约束克制。
治理社会上的盗之患，有治本之策。
孔子提出的“苟子之不欲，虽赏之不窃”论说，是在给出治理盗患的治本之策。治本之策的价值宗旨，就在于使人“不欲”。盗窃行为的根源，在于有偷盗之心。消除偷盗之妄念，无欲为盗，则盗窃之行自能不起。
治本之策，缘于治理人心，心正则无欲盗窃。“君子有勇而无义为乱，小人有勇而无义为盗。”（《论语·阳货》）见利忘义，不劳而获，方有盗心。心中有义，见利思义，则耻于为盗。教化的重要目标之一，是使人培植仁义之心，泯灭盗窃之念。
治本之策的关键，乃在于藉由“道之以德，齐之以礼”（《论语·为政》）的仁政，以使民“有耻且格”，而使盗心不生。要使民众在心灵上“不欲”为盗，就要使之具有“不欲”的杂念。要使人“不欲”为盗，就在于教化而使人心有羞耻，耻于为盗。
在治本之策的作为上，一方面要以政裕民，施行均无贫的政策，使人不为生存而违心为盗；一方面，要以教化民，培养耻于为盗之心，使人不为侥幸而盗取。耻心既立，而生活又有保证，则盗心必然不生。
在大道之行的“大同”社会境界中，人人以天下为公，使人人皆有所养。“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礼记·礼运》）人心大公无私，生活皆有保障，则必是“盗窃乱贼而不作”。
早期道家思想中的治本之策，就在于“使患无生”（《文子·微明》），而非是“施于救患”。在道家看来，“使患无生易，施于救患难”。圣人正因其“常从事于无形之外，而不留心于已成之内”，亦即是使民保有德真之性而无为盗之心，故能治之于未乱，而使“祸患无由至”。
治理盗之患，贵在治本与治标一体。
对治标与治本方略的探究，在孔子的思想中早有论说。治标之策，就在于“道之以政，齐之以刑”（《论语·为政》），使民不敢为非；治本之策，就在于“道之以德，齐之以礼”，使民不欲为非。
早期儒家的治本之策，是藉由“教之以德，齐之以礼”（《礼记·缁衣》）的教化，以使民有格心。“一箪食，一豆羹，得之则生，弗得则死，呼尔而与之，行道之人弗受；蹴尔而与之，乞人不屑也。”（《孟子·告子上》）民之所欲有甚于生者，就会耻于盗窃之为，而不为苟得。
在治理盗患上，有治本与治标之策的区别。治标者，把重点放在为之于已有和治之于已乱之上。盗心已生，盗乱已成，则治理必难。虽有“道之以政，齐之以刑”的威慑、禁止，但因其未能解决盗患所形成的问题根源，则不能保证盗患的不再发生。
在荀子看来，“不教而诛，则刑繁而邪不胜；教而不诛，则姦民不惩；诛而不赏，则勤厉之民不劝；诛赏而不类，则下疑俗险而百姓不一。”（《荀子·富国》）基于此，必要求治本与治标相统一。教化、劝勉，是治本之策；赏罚、诛杀，是治标之策。
在治本与治标的统一上，既要有“兼覆之，养长之，如保赤子”的仁政，施以仁爱；又要有“明礼义以壹之，致忠信以爱之，尚贤使能以次之”的教化，导以正道；还要有“爵服庆赏以申重之，时其事、轻其任以调齐之”的赏罚，激励劝勉。若是如此，必有“姦邪不作，盗贼不起”的效验。
在治理之策的比较上，“夫使天下畏刑而不敢盗窃，岂若使无有盗心哉。”（《文子·上礼》）礼法非能使人不欲，而能止之。使人畏刑而不敢盗窃，是治标之为；使人无有盗心，方是治本之策。
从治理成效上言，治本之策在解决问题和矛盾上虽一劳永逸，但需循序渐进，非一朝一夕所能达致；治标之策，治理成效虽立竿见影，但病根未除，还可能死灰复燃。现实中，最佳的治理方略，就是既治标又治本，藉由治标为治本创造条件，依靠治本彻底根除弊患。
深刻理解把握孔子“苟子之不欲，虽赏之不窃”的思想主张，不仅会为我们从事国家治理提供治本之策上的启迪和思考，而且为我们从事社会管理给予科学方略和合理举措上的帮助和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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