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道有沒有讀者注意到：現在不少崇尚自由的文人，對“大唐盛世”都有一種浪漫想象。我們随手在網上一檢索，就能搜到許多這樣的句子：“在遒勁飛舞的字裡行間，我讀到了大唐的包容、大度、自由、自信和開放”；“那的确是一個偉大的時代，古代中國似乎從未有過如此多元開放、包容自由的盛世”；“自由開放的社會風氣，讓後人充滿了對唐朝的憧憬和向往，真想夢回大唐”。
夢回大唐，聽起來多麼浪漫！但我覺得應該提醒他們：真要回到大唐，你們可千萬别降生在賤戶之家。考慮到盛唐的賤民規模十分龐大，賤戶制度空前發達，“《唐律疏議》涉及良賤身份的律疏，有一百餘條，約占唐律的五分之一”，夢回唐朝的小文人成為賤民的機率還是挺大的。
什麼是賤民呢？賤民是與良民相對的人口類别。唐朝政府将全國人口分成兩大類别：良民與賤民。良民在法律上的身份是自由民，需要履行國民的義務（比如納稅、服役），同時也擁有國民的權利（如财産權、人身權、參加科舉的政治權利）。賤民呢？在法律上的身份是不具國民資格的低等人口，沒有獨立的法律人格，喪失了人身自由，必須以人身依附于主家（這個主家可以是私人，也可以是政府部門）。
被大唐政府列入賤戶的人口包括 ：
（1）官奴婢。他們是人身依附于官府、為政府部門執役的奴隸，主要來自戰争中俘虜的生口、被籍沒為奴的罪犯家屬，以及官奴婢的後代。官奴婢沒有戶籍，法律上他們等同于官府的财産，朝廷可以将他們作為禮物賞賜給大臣。（2）官戶。他們是隸屬于官府、為官府服役的人口，地位略高于官奴婢，有單列的戶籍，可受田，受田數目是良民的二分之一。按唐朝法律，官奴婢經國家放免，可成為官戶。
（3）雜戶。雜戶也是隸屬于官府、供政府部門驅使的人口，隻是地位略高于官戶，不但有戶籍附于州縣，且受田數目同良民。按唐朝法律，官戶經放免，可成為雜戶。雜戶再放免，則是良民。換言之，唐朝的賤民其實是分為三個等次的 ：雜戶為上等賤民，官戶次之，官奴婢又次之。
（4）工樂戶。他們是隸屬于官府、為官府提供手工造作或音樂服務的職業戶，戶籍登記為工籍或戶籍，地位相當于官戶。
（5）私奴婢。私奴婢是人身依附于私家的奴隸，沒有獨立戶籍，甚至沒有姓名，法律對他們的界定是“奴婢賤人，律比畜産”，“奴婢既同資财，即合由主處分”，意思是說，奴婢隻是主家的私人财産，跟牛馬豬羊沒什麼差別，主家可以像牽着一頭牛那樣牽着奴婢到市場上賣掉。奴婢交易是合法的，唐律規定，“買奴婢、馬、牛、駝、騾、驢等，依令并立市券”。請注意，這裡的奴婢是與馬牛等畜産相提并論的。
（6）部曲。部曲是莊園制下的農奴，沒有獨立戶籍，替主家耕種。法律對他們的定義是“部曲，謂私家所有”3 ，以人身依附于門閥世族。不過，部曲的法律地位相當于官戶，略高于奴婢，唐律規定“奴婢同資财”“部曲不同資财”，即部曲不可像牛羊那樣明碼标價買賣，隻是可以轉讓。另外，部曲中的女性，叫“客女”，也是賤民。
以上賤戶，不得跟良民通婚，良賤之間，界線分明，壁壘森然，不可逾越。除非獲政府準許放良，否則，賤民終生都是賤民。而且，他的子子孫孫也都是賤民。穿越的文人要是降生于賤戶之家，不知還會不會贊歎大唐的“多元開放、包容自由”。那麼，這套富有中世紀色彩的良賤制度是什麼時候消亡的？是在宋代——一個被小清新文人認為禮教興盛、束縛自由的時代。
從唐代到宋代，中國社會發生了一場非常深刻的變遷，史學家稱之為“唐宋變革”。而良賤制度的瓦解，便是“唐宋變革”的一條主線。
宋朝奴婢與唐朝奴婢有什麼不同？
你也許會問 ：宋朝也有奴婢啊，跟唐朝的有什麼不同嗎？是的，有着根本性的不同。為了更生動地揭示唐宋奴婢的差異，我想先講兩個小故事。
第一個故事：淳化元年（990），“有富民家小女奴逃亡，不知所之，女奴父母訟于州，命錄事參軍鞫之。錄事嘗貸錢與富民不獲，乃劾富民父子數人共殺女奴，棄屍水中，遂失其屍，或為首謀，或進而加害，罪皆應死”1 。富民家的小女奴逃亡，而她的父母不知情，懷疑女兒遇害，便将富民告上法庭，結果富民被當成兇手，判了死刑。
這說明：在宋代，主家若殺死奴婢，是需要抵罪的。而按唐律，“諸奴婢有罪，其主不請官司而殺者，杖一百。無罪而殺者，徒一年”2 。主家故殺奴婢，僅僅處“徒一年”之刑而已。換言之，宋朝奴婢在法律上不再被當成物，不再被當成主家的财産，而是獲得了編戶齊民的身份，人身權受到法律的保護。
第二個故事：淳化四年（993），“京畿民牟晖擊登聞鼓，訴家奴失豭豚一，诏令賜千錢償其直” 。有一個叫牟晖的開封市民，跑到京師的直訴法院——登聞鼓院，起訴奴婢弄丢了他家的一頭小公豬，要求得到賠償。宋太宗盡管覺得此等小事擂登聞鼓很是可笑，但還是叫人送了 1000 文錢給牟晖，作為經濟補償。
這是宋代法制史上的一則趣聞，卻是中國社會史的一個标志性案件 ：意味着宋朝的奴婢與主家都是平等的法律主體，雙方如果有了糾紛，可以通過訴訟解決，主家可以起訴奴婢，奴婢也可以起訴主家。我覺得，“主告奴”甚至比“奴告主”更有意義 ：奴婢成為被告，恰恰說明他們的民事主體身份得到了法律承認。若是在唐朝，家奴弄丢了主人的财物，主人肯定完全用不着起訴，因為直接按家法處分就可以了。
這兩個事例告訴我們：唐宋均有奴婢，但他們的法律身份是完全不同的。簡單地說，唐朝奴婢屬于賤戶，沒有人身權，不具備法律人格，法律地位等同于主家的私有财産；非經放良，他們世世代代都是主人的奴隸，都是賤民。宋朝奴婢屬于自由民，具有人身權與法律人格，其與主家的關系不再是人身依附關系，而是經濟意義上的雇傭關系，合同約定的期限一滿，雇傭關系便宣告結束。
我們将典型的唐朝奴婢（包括官奴婢與私奴婢）命名為“賤口奴婢”，将典型的宋朝奴婢命名為“雇傭奴婢”，宋人有時候也稱之為“人力”（男傭）、“女使”（女傭）。根據宋朝立法與社會慣例，凡雇傭人力、女使，雙方需訂立契約 ：“自今人家傭賃，當明設要契。”契約上寫明雇傭的期限、工錢，合同到期之後，主仆關系即可解除：“以人之妻為婢，年滿而送還其夫 ；以人之女為婢，年滿而送還其父母；以他鄉之人為婢，年滿而送還其鄉。”
為防止出現“終生為奴”的情況，宋朝法律還規定了雇傭奴婢的最高年限 ：“在法，雇人為婢，限止十年”，“其限内轉雇者，年限、價錢各應通計”。奴婢受雇的期限，最多隻能是 10 年，其間若有轉雇，時間通計在内。南宋時，有一些品官之家典雇女使，為避免立定年限，妄稱是收養了養女，“其實為主家作奴婢役使，終身為妾，永無出期” 。針對這一鑽法律空子的行為，宋政府立法禁止“品官之家典雇女使妄作養女立契，如有違犯，其雇主并引領牙保人并依‘律不應為’從杖八十科罪，錢不追，人還主，仍許被雇之家陳首”。
賤口奴婢為什麼會消亡？
為什麼唐朝的賤口奴婢，到了宋代會被雇傭奴婢所取代？先來說客觀的因素。前面我們說過，賤口奴婢的主要來源為戰時俘獲的生口、籍沒的罪犯家屬，但宋朝雖然常年面臨戰争，卻從未有俘虜生口為奴的做法，恰恰相反，“軍人俘獲生口，年七歲以上，官給絹五匹贖還其家，七歲以下即還之”。宋政府也極少籍沒罪犯之家屬為奴婢。生活在南宋末的方回說：“近代無從坐沒入官為奴婢之法，北方以兵擄則有之。”方回所說的“近代”，當指南宋時期，“北方”則是指金與蒙古。北宋時，政府還偶有将罪人家屬沒官為奴婢的做法，但到了南宋時期，籍沒為奴之法早已廢棄不用。有一個例子可以說明：開禧三年（1207），吳曦叛變被平定，按沿襲《唐律疏議》的《宋刑統》，犯謀反罪者，女性親屬必須“緣坐沒官，雖貨而不死，世為奴婢，律比畜産”，但朝廷經過議法，認為“此法雖存而不見于用”，最後，吳曦的家屬并未被籍沒為奴，而是“分送二廣遠惡州軍編管”。
如此一來，賤口奴婢便成了無源之水，随着賤口奴婢的老去，他們作為曆史遺留下來的一個群體，規模隻會越來越小，最終消失。當然，賤口奴婢的消亡有一個過程，北宋前期尚有賤口奴婢的殘餘，但到了南宋時期，賤口奴婢便不複存在了。即便是北宋時期的賤口奴婢，其法律地位仍然要高于唐朝奴婢，因為宋朝法律并不禁止他們與良民通婚。
宋佚名《調鹦圖》中的婢女
在賤口奴婢趨于消亡的同時，随着商品經濟的發展、社會階層的分化，一部分下層人口不得不出賣勞力，受雇為富貴之家的人力、女使；甚至有一些中産之家，也非常注意培養女兒的才藝，以期女兒有一技之長，給大戶人家當傭人 ：“京都中下之戶，不重生男，每生女則愛護如捧璧擎珠。甫長成，則随其姿質教以藝業，用備士大夫采拾娛侍，名目不一，有所謂身邊人、本事人、供過人、針線人、堂前人、雜劇人、拆洗人、琴童、棋童、廚子等。”于是雇傭奴婢得以興起。
雇傭奴婢雖然名為奴婢，卻不是唐朝式的賤民，而是暫時出賣一部分人身自由的編戶齊民，有點像近代社會的傭人。宋人也注意唐宋奴婢的差異 ：“古稱良賤，皆有定品，良者即是良民，賤者率皆罪隸。今之所謂奴婢者，概本良家，既非氣類之本卑，又非刑辟之收坐，不幸迫于兵荒，陷身于此” ；“古稱良者，即是良民，賤者，率皆罪隸。今世所雲奴婢，一概本出良家，或迫饑
寒，或遭誘略，是以終身為賤，誠可矜憐”。
因為雇傭制的普遍應用，宋朝的城市中形成了比較發達的勞務市場，出現了類似于家政中介的組織：“凡雇覓人力、幹當人、酒食、作匠之類，各有行老供雇。覓女使，即有引至牙人”；“府宅官員、豪富人家，欲買寵妾、歌童、舞女、廚娘、針線供過、粗細婢妮，亦有官私牙嫂，及引置等人，但指揮便行踏逐下來”。這裡的“行老”“牙人”“官私牙嫂”，都是家政服務中介。應該說，賤口奴婢式微、雇傭奴婢勃興的曆史趨勢，在唐朝中後期就出現了，但要等到宋代，雇傭奴婢才完全取代賤口奴婢。再從主觀的因素來看。
宋蘇漢臣《妝靓仕女圖》中的婢女
我相信，在宋人的觀念中，奴婢是人，而不是畜産。有一個細節可以看出宋人不同意将同胞當成畜産的觀念 ：“南渡以前，士大夫皆不甚用轎，如王荊公（王安石）、伊川（程頤）皆雲，‘不以人代畜’。朝士皆乘馬。或有老病，朝廷賜令乘轎，猶力辭後受。”在北宋士大夫看來，乘轎乃“以人代畜”，是對人之尊嚴的侮辱。
宋政府顯然也認為奴婢是人，而非财物。唐朝常有将官奴婢賞賜給大臣之舉，因為“奴婢賤人，律比畜産”；而宋朝則未見奴婢給賜的記載。鹹平年間，宋真宗還下诏，“逋欠官物，不得估其家奴婢（價）以償”1 ，即禁止官府将債務人家中的奴婢折成财産抵債。唐人允許債務人沒有财力償債時，用人身抵償債務：“諸公私以财物出舉者……（債務人）家資盡者，役身折酬，役通取戶内男口。”但宋人已不能接受這樣有損人之尊嚴的做法：“諸以債負質當人口（虛立人力、女使雇契同），杖一百，人放逐便，錢物不追。”
唐律允許奴婢交易，從法理上說，人口若可以買賣，無疑是将人視為商品。宋政府卻不能同意這樣的預設，讓我們來看一個例子：淳化二年（991），陝西一帶發生饑荒，“貧民以男女賣與戎人”。當時陝西沿邊鄰境的戎人部落還保留着奴隸制，陝西的貧民便将男女小童賣給戎人為奴。宋廷知悉後下了一道诏令：“宜遣使者與本道轉運使分以官财物贖，還其父母。”即派遣使者帶着官錢，向戎人贖回被賣的小童，送還他們的父母。簡言之，唐人将奴婢視同“物”，宋人則将奴婢當成“人”。
盡管《宋刑統》沿用了《唐律疏議》的“奴婢賤人，律比畜産”之條，但我們要知道，宋人修刑統，幾乎照抄唐律，連諸多不合時宜、無法執行的條款也抄下來。到南宋時，便有學者提議：“《刑統》，皆漢唐舊文，法家之五經也。當國初，嘗修之，頗存南北朝之法及五代一時指揮，如‘奴婢不得與齊民伍’，有‘奴婢賤人，類同畜産’之語，及五代‘私酒犯者處死’之類。不可為訓，皆當删去。”
法律史研究者相信，宋代“商品經濟前所未有地高度發展，導緻統治階級的傳統觀念發生變化。民事立法新增了保護奴婢人身權的規定，其根據是編敕，而非《宋刑統》。奴婢由民事權利客體轉化為主體，在封建社會法制史上，唯宋代獨有” 。我們認為，宋人觀念的嬗變，代表了一種全新的時代精神，推動着良賤制度的瓦解、賤口奴婢的消亡。
本文摘選自《宋潮：變革中的大宋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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