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是作家
1965年。我第一次來到人間。那一年，正是北大周其鳳先生從湖南浏陽泮春赤腳走了兩天到長沙，然後借了錢坐火車到北大讀書的第一年，他18歲。第二年，文化大革命開始。也是那一年，我父親得了風濕性心髒病。張承志那年17歲。
文革，是史無前例盡人皆知的事情。我經曆過，但我太小，才一歲，無有記憶。我沒和周其鳳先生聊過這個話題，他這時已經是大學生。一個農村娃，個頭又矮，家裡又窮又善良本分，不用說肯定成不了骨幹分子。
但張承志必須首當其沖，他已經長成一個青年，周身的熱血需要釋放，又恰好時代和命運提供了舞台和機會。但他不會成為聶元梓，蒯大富，韓愛晶一樣的紅衛兵首領。
烏珠穆沁草原，我必須記住這個草原的名字，張承志也必須記住。這是1968—1972，張承志四年插隊的地方。草原是綠色的，在祖國山河一片紅的時代背景下，給了張承志一片一望無際綠色的草原，無疑這是一種緩沖和調解，甚至是對立和沖突。而在這沖突的對沖和演繹中，尖銳的部分必然轉化為高端而進階的藝術。與雷電包括焰火的産生原理一樣，所謂藝術必然是大沖突，大沖突，大對立，大裂痕。所謂驚人，必然包裹着無法預料的突然。
他的作品，總是帶有雌性的粗野和極緻，如一襲粗布衣衫美麗源自天然的少數民族少女，發出驚天徹地石破天驚的呐喊。這是他生命的底色，沒辦法，他所有的生命和運氣都來自母親。倘若不是由于母親河的滋潤，甚至無法想象張承志的人生走向。他會不會成為暴徒，成為殺人犯。
那首脍炙人口的歌曲，《父親的草原母親的河》，出自台灣女作家席慕容之手。不用說，席慕容的父愛是完整的。張承志缺少父愛。寫《北方的河》這一年，他35歲，一個男人，在35歲時第一次喊出，黃河，我的父親。該是何等辛酸。
我始終堅信，所謂作家的文字，必須真實地面對人生，他的作品，必須是自己的影子，哪怕虛構，也必須是自己的向往和目标。我讀過許多世界名著和中國名著，但唯一打動過我并曆時30年不忘的作品唯有一部《北方的河》。盡管我也讀過他寫的《黑駿馬》，盡管早于《北方的河》，盡管也拿了獎，但我依然固執地認為，故事的發生順序，《北方的河》在先。殘缺也是一種美，但有些殘缺還是不要發生。譬如木心，他的殘缺構成了他的完整。但卻是完整得令人心疼。
《心靈史》我沒有認真去讀，這是張承志的尋根之旅。我的根系不是穆罕默德，也非安拉信徒。但我知道，張承志不會再寫小說了。這之後，他隻是偶爾寫點散文。
我并不同意那些所謂專業大家的評析，《北方的河》是張承志掌握了寫小說套路以後，真誠的人生宣言。這就是我，如岡林信康歌中唱的那樣：我不可能變成你。張承志是自戀的，也是自信的，又是善良的。他能了解梵高，那個離我們一百多年的靈魂，梵高手裡不是沒有槍，卻是面對自己開了一槍。
把生命和生死都看開和看透的人，他該擁有怎樣的智慧？是以，面對無知的嘲笑和嘲弄，連回敬都顯得多餘。
“也許在将來，在一個我不知道的時間和我不知道的地方，會有一個小夥子站出來并默默地起程。他雖然獨自一人舉步艱難，但他從我的書中找到了隻有他一個人需要的啟示和力量。他會幹得比我更漂亮，在他的時代成為承繼我們這一類人的一環。那時，這樣的一句話将會亮起光芒：别人創造的是一些作品，我創造的是一個作家。”
“隻有完全和真理站在一起的人，才會有如此強大的自信。 ”
在指引我文學即人學的路上，我的指導導師竟是一個哲赫忍耶的信徒。這令我很多年都不敢走近他。直到我看到他把《心靈史》750套，是的，就印這麼多，我不需要教化和傳播，但也有收入10萬美金，全部捐贈于阿拉伯476戶難民之後。我在敢把他展開。我做很多事，有點像葉公好龍一樣，比如那個叫餘秀華的詩人，我說過我喜歡詩歌，而她無疑是這個時代詩歌寫的最好的人，我曾經公開贊揚過她。但特别害怕與她交集，特别怕她給我寫詩歌。這一點，我比張承志還自戀。這和讓我關注八孩母親的女人不一樣，說到底，人都有自私性，自戀也是其中一種。
作為人類，應不應該有民族地域的尊嚴信仰，這是個比較難回答的話題。我的朋友中，白十源是回族，于月仙也是回族。兩點決定一條直線，我就住在回民部落，商周遺址周圍都是回民。飲食習慣，我比回民都忌口，他們隻是不吃豬肉，而我連雞鴨鵝都謝絕。
生活上，我比張承志奢侈多了。比如抽十塊錢一包的白沙，張承志可是用報紙卷莫合煙一顆接一顆地抽。但他喝大酒，烈酒。錢也找巴回來了。他有些書被限制，莫言之後，諾貝爾呼聲最高的閻連科也受限制。他從老家最受歡迎的人變成一個最不受歡迎的人。任何一個偉人，在故鄉都是不受歡迎的。因為人們，總能記住你小時候尿炕的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