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公明︱一周書記：為痛苦讴歌的……詩人茨維塔耶娃

《緻一百年以後的你：茨維塔耶娃詩選》，[俄] 瑪麗娜·茨維塔耶娃著，蘇杭譯，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上海貝貝特，2021年9月版，536頁，78.00元

關于詩歌與時代的關系，我越來越感到有一句話特别有分量，不斷像鉛錘一樣撞擊着心靈：在奧斯維辛之後，不寫詩是野蠻的！當風雪與寒冷凝固了河流，隻有詩歌是唯一的溫暖與希望。在輿情翻飛、寒雨敲窗的今夜，讀瑪麗娜·茨維塔耶娃的《緻一百年以後的你：茨維塔耶娃詩選》（蘇杭譯，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21年9月第2版），感慨尤深。

這部茨維塔耶娃詩選是根據1991年外國文學出版社同書名、同譯者的譯著再版，“文學紀念碑”叢書策劃人、資深文學編輯魏東在該書的“編後記”中不僅對該譯本再版的相關情況作了很詳細的介紹，而且簡要地回顧了茨維塔耶娃作品及傳記、回憶錄在中國的翻譯出版與接受情況。這次再版的《緻一百年以後的你：茨維塔耶娃詩選》在詩選部分未作補充或修訂，收錄了詩人一生各個時期的一百多首詩歌作品；但是在附錄部分增補了三篇重要的導讀性文獻。一是資深茨維塔耶娃研究專家科爾金娜為蘇聯作家出版社1990年版茨維塔耶娃詩選撰寫的序言《瑪麗娜·茨維塔耶娃的詩歌世界》，深刻地考察了茨維塔耶娃詩歌與其生活及時代的緊密聯系；二是茨維塔耶娃傳記作者安娜·薩基揚茨的《兩個詩人——兩位女性——兩種悲劇》（安娜·阿赫馬托娃與瑪麗娜·茨維塔耶娃），從比較的角度揭示了兩位詩人不同的人生命運與詩歌特質；三是俄裔美國文學評論家馬克·斯洛甯的《詩人的命運：瑪麗娜·茨維塔耶娃》，作者與茨維塔耶娃在布拉格時期就相識，并曾大力推介詩人的作品。馬克·斯洛甯的這篇文章選自他的專著《蘇維埃俄羅斯文學》（浦立民、劉峰譯，上海譯文出版社，1983年，據牛津出版社1977年版譯），魏東認為該書“不同于此前的蘇式文學史，含括範圍廣，問題意識強，尤其提到的很多作家對于中國讀者來說聞所未聞。上海譯文社在一九八三年即推出此書中譯本，得風氣之先，此書迄今亦未過時，值得再版”。說得很對，我從1984年開始讀這部蘇俄文學史著，獲益甚大。在這裡順帶要說的是，現在選錄的這篇《詩人的命運：瑪麗娜·茨維塔耶娃》出自原書第二十三章“詩人的命運”，論述的是曼德爾斯坦姆、阿赫瑪托娃和茨維塔耶娃三位詩人。該章開篇即有關于“命運”的解釋：其作品的遭遇和聲名起落有相似之處，一方面極孚衆望、擁有大量讀者，另一方面大部分作品隻能以手抄本形式流傳和被人們誦讀，直到七十年代蘇聯官方仍然不準大量印行這三位詩人的作品。這一章中的“瑪麗娜·茨維塔耶娃”一節（第270-278頁）被完整作為附錄三收入，但是與原書譯本認真對照，發現有兩種差異。一是今選本在個别譯法上有修訂，糾正了原譯本中的誤譯；二是今選本有多處文字被或删或改，這種前後版本的差異性恰可以作為詞語修訂的微觀史料而記錄在案。“編後記”最後說，“茨維塔耶娃的經典性源于其跌宕的生平際遇與恒久的藝術世界，希望‘文學紀念碑’能夠持續地發掘作為‘經典作家’的茨維塔耶娃。”應該說，這部茨維塔耶娃詩選納入“文獻紀念碑”叢書再版肯定會受到讀書界的歡迎。

瑪麗娜·茨維塔耶娃的一生（1892-1941）既是艱難的、悲慘的，也是高傲的、充滿生命激情的。她出生于藝術家庭，六歲會寫詩，剛滿十八歲就出版了第一部詩集，并受到詩界前輩的贊許。在戰争與革命的風暴中，她的命運充滿了與家人生離死别和僑居異國他鄉的痛苦。但是她唯一沒有抛棄的是對詩歌的執念和寫作欲望。

抒情詩《緻一百年以後的你》寫于1919年8月，茨維塔耶娃在筆記中記載：“昨天一整天都在思考一百年後這件事，于是為此寫了幾行詩。這些詩行已經寫就——詩将發表。”1924年在一封信裡又說：“而且——主要的——我深知一百年以後人們将會多麼愛我！”這首詩還有另一種版本，這裡翻譯的是詩人1940年的定稿。“作為一個命定長逝的人，/ 我從九泉之下親筆 / 寫給在我謝世一百年以後，/ 降臨到人世間的你——”（139頁）“我手裡握着我的詩作—— / 幾乎變成一抔塵埃！我看到你 / 風塵仆仆，尋覓我誕生的寓所——/ 或許我逝世的府邸。”“我還感到悲哀的是，直到今天黃昏—— / 我久久地追随西沉的太陽的蹤迹，—— / 經曆了整整的一百年啊，/ 我才最終迎來了你！”（142頁）詩人把詩歌視作生命和對未來的召喚，她在1913年1月為新書撰寫的序言中寫道：“這一切都曾經發生過。我寫下的詩行就是日記，我的詩歌——是專有名詞詩歌。我們所有人都會過去。再過五十年，我們所有人都會在泥土下面。在永恒的天空之下，将會是一批新的面孔。我想要對着所有還活着的人高聲呼喊：寫吧，再多寫一點吧！把每一個瞬間、每一個手勢、每一次呼吸都固定下來！”（384頁）在生與死之間，沒有什麼比詩歌更為永恒，《緻一百年以後的你》對此表達了堅定的信念。但是詩人一直也預見到她的詩歌命運必定充滿坎坷，她在1931年的劄記《我作為一個詩人的命運》中寫道，雖然自己的名字在詩人們中間競相傳頌，但是“一切很快都結束了”。（389頁）直到1940年底，茨維塔耶娃在死之前的幾個月裡編纂了自己的最後一本詩集，她以調整作品順序的方法最後強調了自己對詩歌言語的忠誠。科爾金娜對茨維塔耶娃這種做法的了解是“誠然——在即将咽氣的那一刻，我還是個詩人！”（434頁）在她身後，茨維塔耶娃的名字一度被遺忘，直到二十世紀六十年代，茨維塔耶娃和她的詩歌才開始被重新發掘出來。今年是詩人一百三十周年誕辰，今我來矣，在南國的寒風中讀着《緻一百年以後的你》，也仿佛是在所有的詩歌中“經曆了整整一百年啊，我才最終迎來了你！”

詩歌不但是她的生命，也是她對情感的最高寄托。在1926年，三位著名詩人——奧地利的裡爾克、蘇聯俄羅斯的帕斯捷爾納克和茨維塔耶娃——曾互緻信函。他們天各一方：瑞士、莫斯科、巴黎；他們互相之間尚未謀面。在不到一年的時間裡三人互緻信函近百封，在半個世紀後才陸續為世人所知。北京《世界文學》1992年第1期選譯了這批信函中的十四封，後來劉文飛譯的《三詩人書簡》先後在中央編譯出版社（1999年）和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18年，加了書名“交織的火焰”）出版。事情的開始是帕斯捷爾納克得知自己為裡爾克所知、所稱賞，他感動到哭了、沉默了；當他寫信給裡爾克時，他把自己所愛慕、欣賞的女詩人茨維塔耶娃介紹給裡爾克，并且請求裡爾克贈送一本有親筆題簽的《杜伊諾哀歌》給女詩人。帕斯捷爾納克在給茨維塔耶娃的信中說，“我渴望與你交談，我立即察覺出差異。猶如一陣風掠過發際。我忍不住要給你寫信卻又想出去看一看，當一個詩人剛剛呼喚過另一個詩人時，空氣和天空會出現什麼變化。” 1993年我在《詩人之戀》一文中談過那種強烈的閱讀感受：“因内心的渴望和呼喚而覺察和相信大自然的每一粒微塵都是以而産生了變化，這是真正的詩人之戀。女詩人對裡爾克和帕斯捷爾納克也都洋溢着滿腔溫柔和愛意，那是柏拉圖式的詩化之愛。以世俗的‘三角戀愛’根本無法了解海洋對微風和天空的傾心，根本無法了解在‘詩’中包含的人類、命運和愛戀，根本無法了解在每一片柳絮與每一點波光之間的互相依戀。” （李公明《左岸的狂歡節》，海天出版社，1993年，145頁）

與茨維塔耶娃的詩歌命運緊密相連的是她僑居國外的思鄉憂愁和回國後的痛苦經曆。在異國十七年的生活困頓中，她的詩歌充滿對俄羅斯的懷念（“我向俄羅斯的黑麥緻以問候……”，《松明》《接骨木》《祖國》，“鄉愁啊，這早就已經……”）但是最令她感到痛苦的是感到無論在他鄉還是祖國都沒有她作為一個詩人的生存空間。馬克·斯洛甯說：“她曾對一個朋友說：‘我在這兒是多餘的人。到那邊去也是不堪設想的；在這兒我沒有讀者；在那邊，盡管可能有成千上萬個讀者，但我也不能自由呼吸；也就是說，我不能創作和發表。’但是，她在莫斯科的遭遇卻遠遠超過了她原先的可怕預測。”（469頁）茨維塔耶娃并非完全不知道已經成為“那邊”的祖國的情況。早在1921年，伊利亞·愛倫堡在《俄羅斯的詩歌與革命》中将俄羅斯現代詩人按其對待革命的态度分成了四類，茨維塔耶娃和巴爾蒙特被歸為第一類——否定革命的詩人。科爾金娜認為茨維塔耶娃在意識上不能接受在俄國發生的一切，這與她自身的個性有關系，同時她在注釋中也補充了一個重要事實：針對那種認為 “茨維塔耶娃不了解也沒有接受革命”的觀點，茨維塔耶娃的女兒A.C.埃夫龍舉出1920年2月自己妹妹因饑餓而死的事實，補充說：“還有比這更明白、更無法接受的嗎？”（398-399 頁）1937年，茨維塔耶娃的女兒動身回國前夕，十月事變後離開俄羅斯僑居國外的作家布甯對她說：“傻瓜，你走吧，會把你遣送到西伯利亞去的！”沉默了片刻，他以憂慮的口吻補充說：“假如我也是你這般年齡……哪怕是西伯利亞，哪怕遭受遣送，我也認了！因為那畢竟是俄羅斯啊！”（阿裡阿德娜·艾伏隆《緬懷瑪麗娜·茨維塔耶娃：女兒的回憶》，谷羽譯，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15年，18-19頁）這種面對苦難前景的思鄉之愁和最後的抉擇也是一種時代征候，沒有人能夠逃脫曆史的播弄。茨維塔耶娃也在1939年6月踏上回國之路，當然是因為繼女兒回國之後，丈夫謝爾蓋·埃夫龍也為了與蘇聯政府有關的一起事件而在1937年回到國内。在這種情況下她已經無法和兒子繼續留在法國。

茨維塔耶娃雖然知道回去是一條艱難的路，但肯定沒有想到要承受那麼深重的痛苦。她無法知道的是當時的蘇聯正處于一個嚴酷的時代。“告密、懷疑，成了生活的常态。正直誠實、沒有任何罪行的人碑關進監獄，審判、槍斃，被宣告為‘人民公敵’。從國外回來的人，或者曾經到國外出差的人，往往被視為外國的間諜、特務。”（阿裡阿德娜·艾伏隆《緬懷瑪麗娜·茨維塔耶娃：女兒的回憶》，谷羽譯，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15年，21頁）回國兩個月後，女兒阿莉娅在8月27日深夜突然被捕；10月10日，身患重病的丈夫謝爾蓋也被逮捕。接下來的日子就是為了得到女兒、丈夫的消息而到處奔走，為了自己與兒子的生活而苦苦掙紮。為了尋找在莫斯科的栖身之所，她向作家協會負責人法捷耶夫求助，得到的回答是一平方米也沒有。1941年8月她帶着兒子穆爾被疏散到鞑靼自治共和國境内的小城葉拉布加，為了謀生前往莫斯科作家協會所在地奇斯托波爾，請求遷居該處并在作協基金會即将開設的食堂謀得一個洗碗工的工作，也被拒絕。這是壓垮她的最後一根稻草。她于8月28日傳回葉拉布加，8月31日趁房東外出時懸梁自盡。她在給兒子的遺囑中說：“小穆爾！原諒我，然而越往後就會越糟。我病得很重，這已經不是我了。我愛你愛得發狂。要明白，我無法再活下去了。轉告爸爸和阿利娅——如果你能見到——我愛他們直到最後一息，并且解釋一下，我已陷入絕境。”（“譯序”，XXV）在茨維塔耶娃死後的一個半月，她丈夫謝爾蓋·埃夫龍被處決。1945年帕斯捷爾納克在與以塞亞·伯林的會談中提起1941年茨維塔耶娃自殺時的處境，他認為如果不是那些文學官僚對她如此絕情，簡直到了駭人聽聞的地步，這種事情或許也不會發生。（以塞亞·伯林《蘇聯的心靈》，哈代編；潘永強、劉北成譯，譯林出版社，2010年，63頁）這當然是直接的原因，但無法用來解釋一種時代現象。茨維塔耶娃和葉賽甯、馬雅可夫斯基一樣，都是死于自殺。葉賽甯自殺前說死不是什麼新鮮事，但活着也并不更為新鮮；馬雅可夫斯基聽說了葉賽甯自殺後則說死不是什麼難事，活着才更艱難。科爾金娜認為，由于意識到世界上已經沒有一個角落可以為詩歌提供“隐秘的自由”，而詩人隻有在那樣的自由裡才有可能存在，于是她以徹底的拒絕作為對那個世界的答複。（科爾金娜《瑪麗娜·茨維塔耶娃的詩歌世界》，《緻一百年以後的你：茨維塔耶娃詩選》，433頁）可以說，俄羅斯著名詩人的自殺現象是一種時代症候，同時也證明了苦難人生中最後的高傲與永恒。

茨維塔耶娃回國後的遭遇令人想起她所認識的著名俄國文學史家德·斯·米爾斯基（D.P.S.Mirsky，1890-1939）的類似經曆。米爾斯基出身于俄國顯赫家庭，1917年革命爆發後他加入鄧尼金的白衛軍部隊與布爾什維克作戰，同時還完成了在哈爾科夫大學的曆史學學業。1920年米爾斯基如同許多俄國貴族一樣流亡國外，最後定居英國倫敦，1922年擔任倫敦大學國王學院教職和該院刊物《斯拉夫評論》（Slayonic Review）的編輯，很快成為西歐學界有名的俄國文學專家。1926年3月米爾斯基邀請僑居法國的茨維塔耶娃到英國通路兩周，茨維塔耶娃在給友人的信中說米爾斯基領她“吃遍了”倫敦的餐館。同年茨維塔耶娃在《詩人論批評》一文中對布甯、吉比烏斯等“境外批評家”表示不滿，同時認為米爾斯基的文章是“令人欣慰的明顯的例外”，因為他“不從表面的政治特征出發去評判詩人”。值得注意的是，米爾斯基同時還是一位積極的政論家和政治活動家，參與了歐亞主義運動。該運動在二十年末發生分裂，米爾斯基與茨維塔耶娃的丈夫埃夫龍都是屬于該運動中親蘇的左翼，他們後來都傳回蘇聯。米爾斯基于1932年9月底回到蘇聯，很快意識到自己的另類身份，于是從社會政治領域退回文學，在高爾基的支援下從事文學研究。盡管他加入了蘇聯作家協會，也參加了《斯大林運河》（1934）的寫作，但是當高爾基于1936年去世後終于在劫難逃。1937年7月23日米爾斯基被秘密警察逮捕，後以間諜罪被判處八年勞改并被流放至蘇聯遠東地區。1939年6月6日，米爾斯基死于馬加丹市附近的“殘障人士勞教所”。（參見德·斯·米爾斯基《俄國文學史》，劉文飛譯，商務印書館，2020年7月，譯者序）米爾斯基的經曆簡直就是茨維塔耶娃和她丈夫的命運的前兆。

收入書中的E.B.科爾金娜的《瑪麗娜·茨維塔耶娃的詩歌世界》是一篇研究茨維塔耶娃詩歌創作的專論，作者認為盡管茨維塔耶娃早期創作與阿克梅主義有相近之處，但是她的詩歌始終在形式上不屬于任何文學思潮和流派，她是獨特的、無法被歸類的。這是學術界比較一緻的觀點。德·斯·米爾斯基早在1926年出版的《當代俄國文學（1881-1925）》（1949年懷特菲爾德教授将它與《俄國文學史：自古代至陀思妥耶夫斯基去世（1881）》合編為一部，以《俄國文學史》為書名在倫敦出版）中就指出茨維塔耶娃“十分獨特新穎的詩歌天賦則處于一個更高的詩歌創作水準……她的發展獨立于一切流派和行會，卻也展現了當代俄國詩歌最具活力部分的總體傾向，即自‘主題’和‘思想’的桎梏逃向形式的自由天地。”（德·斯·米爾斯基《俄國文學史》，劉文飛譯，商務印書館，2020年7月，653頁）他具體分析了茨維塔耶娃詩歌的獨特性在于其節奏的豐富突變：“她是一位斷音節奏大師，這一節奏給人的印象恰如耳聞一匹飛奔駿馬的馬蹄聲。她的詩歌完全是烈焰、熱火和激情，卻不是感傷的．甚至不是真正意義上的情感詩。其‘感染力’不在于其表達的内容，而在于情感的純粹力量。”（同上）而且作為一位道地的俄國詩人，盡管她沒有神秘主義或宗教感，但是她的詩中始終響徹着民歌音調。她的長詩《少女國王》是一個真正的奇迹：高超地借鑒俄國民歌手法，是一首民間主題的出色賦格曲。（同上）

茨維塔耶娃詩歌的獨特性與詩人坦率的個性緊密相關。著名俄裔美國詩人和文學評論家約瑟夫·布羅茨基（Joseph Brodsky，1940-1996）在長文《一首詩的腳注》中詳細論述了茨維塔耶娃完成于1927年的詩歌《新年賀信》，認為“這首詩在很多方面不隻是她自己作品的而且也是整個俄羅斯詩歌的一個地标”。（約瑟夫·布羅茨基《小于一》，黃燦然譯，浙江文藝出版社，2014年，168頁）他指出茨維塔耶娃是一位極其坦率的、很可能是俄羅斯詩歌史上最坦率的詩人。她沒有保守任何秘密，更沒有遮掩她的美學和哲學信條，這些信條散見于她的詩歌和散文中，且常常是以第一人稱單數代詞來揭示的。（同上）

米爾斯基對茨維塔耶娃的詩歌很推崇，但是對她的散文卻非常不喜歡，他說“公正地說，她迄今為止的散文均做作邋遢，歇斯底裡，是俄語中有史以來最為糟糕的散文”。（同米爾斯基上引書，654頁）這顯然是一種嚴重的偏見。布羅茨基曾撰文《詩人與散文》專門評述了茨維塔耶娃的散文成就，他認為作為詩人的茨維塔耶娃轉寫散文無非是詩歌以其他方式的延續，使“散文是以大受裨益”：“這正是我們到處——在她的日記中，論文學的随筆中，小說化的回憶錄中——遇見的：把詩學思維的方法論重新植入散文文本中，使詩歌生長到散文中。”（同布羅茨基上引書，151頁）他對其散文的高度評價是：“不管是什麼原因促使茨維塔耶娃轉向散文，也不管俄羅斯詩歌是以而損失多大，對于這樣的轉向，我們都隻能感激上帝。”（同上，163頁）布羅茨基以詩人的敏感在茨維塔耶娃的散文中發現她的一貫性的詩學美學原則和特殊的詩學技術（聲音聯想、根韻、語義跨行等），指出在其詩歌中的高音調的音質特征同樣呈現在她的散文中，“她聲音的音質是如此悲劇性，以至它確定永遠有某種上升感，不管那聲音持續多久。這一悲劇性特質，并非完全是她的生活經驗的産物；它先于她的生活經驗而存在”。（同上，154頁）他提醒讀者不要忘記茨維塔耶娃有三種語言的背景，尤其以俄語和德語最為突出，使她的創作在本質上是根植于語言的，其源頭是詞語。（同上，160頁）布羅茨基進而指出茨維塔耶娃作品的一個矚目特點是她的道德評估的絕對獨立性，“這獨立性與她那驚人地高強度的語言敏感度并存”。（161頁）關于語言敏感度與道德倫理真相之間的關系，這是一個重要的研究視角。布羅茨基在1979年談到茨維塔耶娃作品全集尚未以俄語在蘇聯境内或境外出版過的時候指出：“與那些有幸享受立法傳統、選舉制度等的民族相反，俄羅斯處于一種隻能通過文學來了解自己的位置，因而，以銷毀哪怕是一個次要作家的作品或把它們當成不存在來阻撓文學程序，等于是對這個民族的未來犯下遺傳罪。”（163頁）這是更為值得我們深思的重要問題。

當茨維塔耶娃感到自己的生命必将被内外的黑暗所吞噬的時候，她寫下了這樣的詩句：“是時候摘下琥珀，/ 是時候更換詞典，/ 是時候把門上的燈 / 熄滅……”（《緻一百年以後的你：茨維塔耶娃詩選》442頁）詩人死了，世界的黑暗與苦難還在延續，但是留在我們精神生活中的詩人之光永遠不會熄滅。茨維塔耶娃在她寫于1924年1月、最後定稿于回到蘇聯的1939年12月的詩歌《山之詩》的“獻詞”寫道：“隻要抖動一下——就會卸掉負荷，/ 心靈就會沖向山巅！/ 讓我來把痛苦讴歌——讴歌我那座山。/……讓我屹立山頭，/ 來把痛苦讴歌。”（342-343頁）一個為痛苦讴歌的詩人，這是茨維塔耶娃留在永恒的詩歌天幕上的高傲的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