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陽風雅宋】
東南形勝，宋韻至雅。
宋代，作為“婺之望縣”的東陽，物質文明和公德心雙雙步上巅峰，無論是經濟還是文化影響，都在八婺地區舉足輕重。燦若群星的文人士子、至簡大雅的精美器用、經世緻用的理性思維，打造了前所未有的繁華圖景。書院文化孕育的教育之鄉、望族府第催生的建築之鄉、百工骈聚打造的工藝美術之鄉，都在這個“黃金時代”發轫，風華絕代，穿越千年，餘韻袅袅，流播至今。
2月9日起，東陽日報推出系列人文報道《東陽風雅宋》，追蹤并展現東陽流淌千年、傳承至今的風雅宋韻，為打造新時代強市名城，建設共同富裕先行市，增進文化自信和曆史自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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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中國古今社會之變，最要在宋代。”在錢穆先生看來，宋代是古代中國至關重要的轉捩點。在這個與唐并肩、雅勝于俗的朝代，處于“浙江之心”的東陽，又以怎樣的風流韻緻，在浙江的精神圖譜上蔚起風雲、書寫風流？
“東陽的‘宋韻’文化赓續唐代輝煌，越五代十國至南宋而登巅峰，明清承其餘緒，至今流風雲仍。”市曆史文化研究會副會長、巍山高中教師華柯于1996年仰宋代教育之韻，一度尋訪石洞書院，當時朱熹镌刻在溪邊小石幾上的“流觞”兩字清晰可辨，令他景仰神往。于是他從了解石洞書院教育開始，漸次涉及宋代的東陽教育文化、酒文化、家族文化、建築文化，進而拓展延伸至人才文化、特産文化、鄉土文化、工藝文化等視阈，并尋訪古道确認唐宋詩路，最終得出結論：東陽的文學、思想、藝術，在宋代特别是南宋時期達到了高峰，形成了“多元繁華、經世緻用、望族雲集”的東陽“宋韻”文化。
這是一幅墨色淋漓、華采飛揚的文化寫意圖景。
△朱熹镌刻在石洞書院溪邊小石幾上的“流觞”
興書院，延名儒
書院文化立高峰
宋代，東陽進入教育文化經濟全面繁榮階段，這源于唐中後期以來的文化積澱。
唐代，與“茶聖”陸羽交好的戴叔倫任東陽令，不僅打響了東白茶的美譽，而且重修文廟學宮，治禮義興教育。此後，東陽籍進士不斷湧現，達20餘人，居浙江各縣之冠。南宋紹興年間，婺州通判沈旼權稱：“東陽乃婺之劇邑也，比承賢尹，首興學校，崇儒重士，誠乃教化之源。”
東陽于宋代成為婺州的“教化之源”，一個極重要因素在于宋代東陽書院興盛，自北宋宣和六年（1124）托塘張志行建立公澤書院、宋仁宗時期托塘張錝開設張氏義塾始，兩宋東陽共有書院30處、義塾7處，數目居浙江之首，民間有八大書院、金龍四塾（石洞、西園、南湖、安田）、興辦義塾三大宅（路西陳宅、長衢郭宅、橫城賈宅）等說，由此帶來衆多進士登科，奠定了教育之鄉、人才之鄉的基石。
以現有資料統計，以縣為機關，南宋時期，東陽書院數量為全國第四、浙江第一！
不僅如此，境内林立的書院，還助東陽成為婺學的高地。婺學的創始人為呂祖謙，友成書院是呂祖謙最早講學處，婺學和宋元浙東理學從此起步。呂祖謙在東陽招收的門生趙彥稶、趙彥秬、李誠之、喬夢符、陳黼、葛洪、喬行簡、倪千裡、馬壬仲等人，博學多才，聲名顯赫，打造了當時東陽儒學“最強軍團”。石洞書院集納了朱熹、呂祖謙、陳亮、葉适等大儒會講于此，朱熹的《四書章句集注》在此編撰；元代大儒許謙講學的八華書院，一代名醫朱丹溪曾在此求學，門生來自全國各地，地位堪比現在的北大清華；徐畸、唐仲友講學的安田義塾，傅寅在此醞釀了“集先儒之大成”的《禹貢圖考》；狀元方逢辰執教的橫城義塾，明代“開國文臣之首”宋濂曾在此負笈苦讀……
傳統書院教育孕育的人文精神、經世精神、探索精神、創新精神、開放精神、自主精神，對于打造體系完備、優質均衡、具有特色、人人向往的東陽現代教育，具有獨特的借鑒意義。
花羅美，瓷器精
木雕建築有源頭
唐宋以來，婺州的東陽、義烏、蘭溪以絲綢聞名。歐陽修在《送祝熙載之東陽主簿》一詩中描繪東陽縣“孤城秋枕水，千室夜鳴機”，劉子翚《過東陽》更是言明東陽“小箔鳴機幾萬家”。宋代的羅是中國古代織羅技術達到巅峰時的産品，東陽花羅在南宋時名聞遐迩，列為朝廷貢品。至今湖州桐鄉一帶還傳唱《馬鳴王贊》：“蠶寶馬鳴王正君……馬鳴王菩薩化蠶身。看蠶娘子不知蠶寶何處尋，蠶身出在婺州城。家住婺州東陽縣……”湖州一帶的蠶農将馬明王菩薩出生地放在東陽，說明宋朝時東陽為絲綢之鄉。
日本學者斯波義信在《宋代商業史研究》一書提到：婺州出産婺羅、清水羅、細花羅、暗花婺羅、紅邊貢羅、東陽花羅等，而明州（甯波）出産平羅、婺羅、花羅。明州出産的婺羅，或來自婺州，或冒名婺州，足以證明婺羅是通過明州港出口海外。
海上絲綢之路中國出口商品以絲綢、瓷器、茶葉為主，這些都是唐宋時期的東陽特産。沿東陽江和白溪兩岸，窯址林立，煙火相望，尤以歌山窯和葛府窯聞名。歌山窯釉色青翠，茶具酒具品質不遜于越窯。五代開始，葛府窯的瓷器更是精美，有着壽山福海紋的葛府窯瓷器被譽為浙江最漂亮的瓷器。境内百餘處窯址生産的瓷器除了内銷還出口，東陽瓷器與花羅、茶葉等一起通過海上絲路，遠銷世界各地。
作為建築之鄉的東陽，宋代以來建築工藝有了很大的發展。法華寺塔出土的北宋初期木雕羅漢像，從其娴熟流暢的雕刻技法，可窺見東陽木雕曆史久遠，這也是目前最早的東陽木雕遺存。宋時東陽已有大量建築木雕的記載，如紹興丙子年（1156）所建的輝映樓就“琢桂為戶”。杭州成為南宋都城後，東陽建築工匠參與都城建設，“東陽幫”崛起為重要建築幫派。其中，東陽籍武狀元杜幼節任将作大監兼玉牒所檢校，監理建造南宋皇城各重大建築。南宋時期東陽出宰輔級官員5名，稱五府開基，其府第建設規模宏大，東陽建築名噪江南。
△東陽民居中雕刻了木作場景的雀替
栽南棗，釀黃酒
特産名點揚天下
宋代，東陽經濟的繁華使得東陽不少特産在此時興盛。
東陽蜜棗已經在東京果品中排為第一，當時東京街頭叫賣“婺州棗為魁，細嚼堪平胃”“婺州府脆松松鮮潤潤明晃晃拌糖兒捏就的龍纏棗頭”。婺州的棗子其實出自東陽巍山茶場。明萬曆《金華府志》載：“南棗，出東陽茶場最有名。”《東陽縣志》記載，茶場所出棗，“其大如拳，其核尖細如黍（黃米），決之即脫，其甜如蜜，香而且脆”，因作為貢品而被稱為京果、京棗。
唐代時，東陽酒已享盛名。南宋石洞書院隆極一時，當世文人以酒入詩，争為代言。陸遊贊石洞新釀“酣酣霞暈力通神，淡淡鵝雛色可人”，将紅曲酒的色與勁娓娓道出。以至于在他離開東陽後仍念念不忘，友人是以時時饷酒以告，“獨醒坐看兒孫醉，虛負東陽酒擔來”“東陽醇酎無由到，知負今年幾碧筩”“忘憂自古無上策，欲飲家貧酒杯迮。今朝鵲喜報遠饷，未拆赤泥先動色”。
東陽東白山茶葉自陸羽載入《茶經》後播揚天下，雍正《浙江通志》中載：“去東陽縣治東五十裡，曰獨山，望如城郭，中為深塢。唐宋時，有司常治茶于此，設茶院。”獨山在茶場村東，是以茶場是金華市内有文字記載的最早的茶葉交易市場。宋建炎二年（1128），張志行為東白山建禅林院撰寫的碑文内書：“土産春芽，名在古人茶譜，與壑源顧渚播揚天下。”圍繞茶事衍生的一系列茶禮、茶藝也于此期漸漸形成，一些擺茶用的糕點和祭品也多從宋代興起，香榧就是最負盛名的茶點，《武林舊事記》提到峰兒榧為南宋京城臨安的名點。此前，蘇東坡早賦詩贊其“彼美玉山果，粲為金盤實”，南宋袁文《甕牗閑評》稱：“此玉山乃在婺州，婺州榧子冠于江浙。”其實，婺州出香榧的當時隻有東陽，冠于江浙的實為東陽香榧。
吟詩賦，留佳話
浙中詩路多傳奇
東陽為甬金之要道，台杭之通道，處杭之近道，古道縱橫交錯，是浙東唐詩之路的延伸聯結處。入宋以後，文人墨客行經甚多，留下不少詩文，周邊清潭、石洞、涵碧、白雲等自然人文景觀因而益增風姿。較為典型的當數陸遊，其一生多次入東陽，留下不少詩文。
乾道五年（1169）十月二十三日，學者樓鑰将随從舅父汪大猷出使金國，他從缙雲入東陽境，于楊溪用飯後，與同行周仁甫分袂于此。周仁甫經新塘（今南新塘）、郭宅，繞歌山經白峰嶺往甯波。晚上樓鑰住宿在橫塘的張家店，覺“溪坊酒頗佳”。橫塘即南市街道槐堂，村前有一石闆橋，是當時南向入城的唯一通道，不經此橋，便無可奈何，故橋名“奈何”。
“南午嶺不為高，走溫、衢、台、閩者由之。”次日清晨，樓鑰經過南午嶺，此時唐代營建的涵碧亭應該還在，南午嶺旁蘇轼以“锵然澗谷含宮征，節奏未成動君喜”記其勝的水樂亭、葛洪有“蘭若憑高處，風虛閣自涼”之詠的環翠閣，也未傾圮。絲絲小雨中，樓鑰留下了詩作《東陽遇雨》：“萬壑千岩已飽看，更尋佳處為開顔。無端早上一番雨，遮盡東陽縣裡山。”
萬壑千岩多佳處，其實，這正是東陽“宋韻”文化的生動寫照。
“宋代的東陽，雅文化學統四起，相容開放辦學既造就了東陽極具地域色彩的書院文化，又因學派叢生而衍生出多條學術傳承譜系。俗文化也精彩紛呈，百工技藝在宋有源頭，各類特産在宋有記載。”華柯認為，宋代文化是積極昂揚的入世型文化，積極實用的經世理念在東陽最受歡迎。東陽的士大夫從根本上關注社會的生存發展、國家的安甯強盛，展現出濃重的淑世情懷，并将這種情懷傾注于建功立業中，湧現出衆多慷慨之士，如滕茂實、賈廷佐、李誠之、馬光祖等。今天的東陽人更要秉承踐行“以天下為己任”的經世理念，注重研究、傳承、發揚“宋韻”文化，大力實施“宋韻”文化傳世工程，赓續城市文脈，增益後人修為。
記者：吳旭華
編輯：楊慧萍 稽核：黃祥 監制：史瑩 斯向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