錢江晚報·小時新聞記者 汪佳佳
春節假期已經依依不舍地離我們而去了。放假期間，大家除了追春晚、追冬奧，還有沒有追劇呢？
如果追劇，有一部開年大制作一定不能錯過，就是正在央視一套黃金檔熱播的《人世間》。
《人世間》由李路執導并擔任總制片人，改編自梁曉聲的同名小說，由雷佳音、辛柏青、宋佳、殷桃等領銜主演，以居住在北方某省會城市的一戶周姓人家三代人的視角，描繪了十幾位平民子弟在近50年時間内所經曆的跌宕起伏的人生，全面展示了改革開放以來中國所經曆的翻天覆地的社會巨變。
整部劇寫實溫情，故事裡濃縮着中國幾代人的悲歡離合。很多觀衆看這部劇時，一直在流淚，因為被劇情和劇中的人物感動。這樣一部溫暖制作，陪伴着大家辭舊迎新再好不過。
“這部劇拍得太好了，希望多一點這樣的作品。”“不夠看啊，求更新。”這樣的評論和彈幕比比皆是。
記者留意到有一條評論這樣說：“這部劇裡沒有壞人。”細細想來，确實如此，這部劇裡善良的人太多太多，比如文化不高卻忠厚樸實的周秉坤，比如踏實努力始終如一的周秉義，比如有情有義付出不問回報的鄭娟，比如周秉坤入獄後接力幫助他們一家人的朋友們。
此前，錢江晚報·小時新聞記者曾經采訪過梁曉聲，他當時就回答過他為何一直在寫“好人”的故事。
以下為梁曉聲所述：
我的寫作是從自己的經曆開始寫的，寫《年輪》，寫《今夜有暴風雪》，寫《人世間》，都是寫知識青年。
伴随着知青一路寫下來，他們返城，我就寫他們返程。他們40多歲，我就寫他們40多歲。
到了《我和我的命》，我還是寫青年。《人世間》實際上也還是在不知不覺中感受青年一代。
寫《我和我的命》其實是在一個潛意識的驅動下産生的想法，想為80年代的女孩子寫點東西。這帶有我一定的主觀故意，就是去逆市場，寫有年代感的年輕人。
作者很容易堕入順應市場和讀者閱讀習慣的盲從中去。就是主角成功了，當老闆了，進入前呼後擁的狀态，動辄支配幾億資金，打造出一個商業帝國。這幾乎成了中國人對于成功人士的注腳，好像不這樣寫就不算好作品。
但實際上這是一種不自覺的迎合，而不是生活的真相。真相是大多數人受了高等教育，在一份工作上很努力，過了很多年，他也還是普通人。這是生活的真相，是生活原本的情況。
但是一個人如果能夠努力工作，有原則地做人，那麼他雖然普通，但能做一個人們口中的好人，讓自己成為令人尊敬的人，這就是很好的。好同僚、好鄰居，這是不需要投資的。
雖然所有叫做小說的作品，大多數都是虛構的，但那也是基于作者對筆下人物生活狀态的了解，對文學理念的堅持。
《年輪》我是提筆就寫的。年輕的時候，寫的人物都是生活中的人物，但是卻要通過不像生活來證明自己，用一些文學表現手法，去昭示這不是報告文學，不是新聞報道。而現在卻是最大程度地排斥技巧，克服在行文方面雕琢的痕迹，努力地憑想象和創作經驗，把小說寫得不像小說，像生活。
寫1949年之前的故事，結構起來容易得多。而寫當下就會立刻招來很多評點，是以我要盡量做到經得起評點。
在寫《這是一片神奇的土地》之前，我就發表過一些短篇小說。從第一篇，到現在這一篇，我一直在寫好人，寫不同時代背景下和生活狀态中，朝着好人方向去實踐自己生活的人。
有人認為不寫壞人，就是沒有生活。但人本身就有動物性。大家看看法治節目，那裡的壞人 要比作家筆下的誇張得多。作家的筆已經不需要再去渲染這些，這很沒意思，我也不能從中體悟到作者的快樂。
我筆下的人物就是普通人。我認為人類都有向好的願望。人類一直受着這樣的影響，文明才能進化到現在。
是以我不願把作品擺在文學的平台去比才華，而是更願意放在社會文化的層面。在我們所處的這個時期，這是社會大文化需要的元素。
我在北京語言大學做了十七年的老師，我的學生們很多來自偏遠地區、鄉鎮，我兒子的同學也都是普通家庭的青年，也要找工作、換工作。是以我對年輕人的成長不由自主地懷有一種心疼。
我自己是青年時所處的時代，貧窮是普遍現象，物質生活落後得多，但比照的對象也少得多。而現在的年輕人要面臨更多的壓力，我從心裡也是很敬佩的，他們在這樣的環境下依然能夠踏實努力地工作，是很不容易的。
我發現現在的家長很焦慮，因為教育資源有限，是以大家都說不要輸在起跑線上。但是智商超高的人一定是極少數，可這并不意味着孩子就報廢了，他可能有别的能力和才情。
大多數人智力都差不多，是以就要憑努力，憑刻苦，往往這個時候家長就忽略了對孩子心性的影響，但其實這才是最重要的部分。
是以我在《我和我的命》裡寫“我非常希望以後的青年都有我那樣的母親”，因為原生家庭的不同，是以李娟是不可能帶着存折到深圳的。而那99%的普通人，才是社會最重要的部分。這會讓人沮喪，但我們必須道出真相，讓大家看到當今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都是依靠普通人。
作為一名作者，如果要給文學下定義，我能接受的是文學即人學。人是各種欲望的載體。有一些欲望是好的，比如求知的欲望，成功的欲望，追求愛情和美好生活的欲望。但還是有一些欲望無法實作，還折磨着我們。
但同時我們也可以看到每個人都是理性的學生。動物之間的情感主要展現在母性，但是人會關心不相幹的人。你比如說正義的沖動，比如說責任，比如你采訪我。
當一個人感受到更大的責任，他就會成為有使命感的人，甚至有犧牲精神，還有被文化所化像天使一樣的人，社會上有很多這樣的人。
我平時一大愛好是看電影。疫情最嚴重的時候，我在家把香港一個時期的武俠片都看過了，我很崇拜狄龍。我也看《蜘蛛俠》，看《複仇者聯盟》，這些都是面向大衆文化的，幾乎每部作品都面向正義善良。
我還喜歡《教父》《美國往事》。我也看動畫電影，看《夏洛特的網》《小雞快跑》。看這些的時候我都在思考，為什麼它們能那麼飽滿地展現愛、友善和互助。
你看，這些創作者能理想主義到那個地步，是以我也不認為我是在進行迂腐的寫作。
五六十歲的人，誰身上沒有社會的擦痕？人生不如意十之八九，不要把它看成惡，要看成社會的真。
活到我這個歲數，就會明白，人類社會發展到今天，還沒有變成君子國，但也不是兇險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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