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直以來，我們都自豪地聲稱中華文明有五千年曆史。
中國史書也認為中華文明可以從夏、商、周三個朝代算起，其中最古老的王朝夏朝可以追溯到公元前2070年。
可是，西方研究中國曆史的權威著作《劍橋中國上古史》否認夏朝的存在，他們說，夏朝是中國人自己虛構出來的，曆史上并不存在。
事實上，《劍橋中國上古史》最初也否認商朝的存在，但殷墟出土了商朝人使用過的青銅器，還出土了大量刻有文字的龜甲獸骨，其中包含有若幹商王朝的政府檔案！
鐵證如山，洋專家啞口無言，乖乖補上了大陸有關商朝的記載。
本來嘛，中國權威史書《史記》已清清楚楚地記載了大禹治水、禹受舜禅、夏啟奪位、太康失國、少康中興，以及夏桀暴政等重大事件，而且曆代夏王的名字也曆曆記錄在冊。
洋專家卻一口咬定這是司馬遷胡編亂造出來的。
真是毫無道理！
誠如先秦史學者朱鳳瀚所說：“西周早期文獻已言及夏，時克商未久，商遺群眾多，如果周人生生地造出一個虛構的夏來，用以宣傳周代商，猶如商代夏，是秉承天命，那麼如何能使早已有曆史典冊的商遺民相信?”
對我們而言，夏朝應該是無庸置疑的存在。
但是沒辦法，洋人要的是證據。
要讓洋人承認夏朝的存在，就必需通過考古發掘，尋找出過硬的文物證據。
話說，1970畢業于中國科學技術大學近代實體系的王紅旗，長期從事技術工作、學術研究文化創作，内容涉及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語多領域。建立人造地形氣候學。
從上世紀八十年代開始，王紅旗開始對中華民族文化寶典《山海經》進行研究，曆經二十餘年的資訊解讀，他驚奇地發現，《山海經》系由帝禹時代的《五藏山經》、夏代的《海外四經》、商代的《大荒四經》、周代的《海内五經》合輯而成，其中《五藏山經》是帝禹時代的國土資源考察白皮書，其地形地貌幾個符合中國四五千年前（公元前2200年～前3000年）的自然景觀，具有豐富的科學與文化價值。
于是，王紅旗把《山海經》定位為“人類最早的大規模國土資源考察記錄”，并全面考證上面記載的地理方位，與畫家夫人孫曉琴合作，曆經5年，先後繪出水彩畫山海經場景600餘圖、國畫山海經圖騰108圖、數十幅山海經藝術地理複原圖。并于1999年9月9日繪制出巨畫《帝禹山河圖》，将《五藏山經》記述的 東西南北中五個區域26條山脈447座山，及其相關的258處水系、348處地望、673處礦物、525處植物、473處動物、95處人文活動場景，基本上全部繪于42平方米的畫面之上（高540厘米、長780厘米）。
神話學泰鬥袁珂先生欣然題詞祝賀，并指出：“紅旗同志與曉琴女士共同制作的《帝禹山河圖》，則是學術與藝術相合的輝煌成就。”北京大學著名教授張岱年先生也高興萬分地提詞：“深研山海經，精繪山河圖”。
中國國家地理雜志用了七個頁碼予以詳細，地理學報、地圖、化石、東方文化、文史雜志，中央電視台，北京電視台、新華社、香港明報，人民日報海外版、科學時報、中國畫報、中國科技畫報、勞工日報、北京日報、北京青年報等新聞媒介均有報導，可謂轟動一時。
但是，西方學者對驚天巨制《帝禹山河圖》是嗤之以鼻的，認為中國人純屬自嗨，因為，《山海經》不過是一個神話書而已。
《山海經》真的隻是一本神話書而已嗎？
根據《山海經》的記載，《帝禹山河圖》把傳說中黃帝都城昆侖的位置畫在黃河河套以南的鄂爾多斯高原之上。
應該不是巧合，2011年，考古部門就在位于鄂爾多斯高原之上、毛烏素沙地的東緣，陝西省榆林市神木縣高家堡鎮石峁村的山峁上，發現了一處形制獨特、氣魄恢弘石砌古城，其規模遠大于年代相近的良渚遺址（浙江，300多萬平方米）、陶寺遺址（山西，270萬平方米）等已知城址，是目前已發現的大陸史前時期規模最大的城址，相當于6個故宮！而其年代約在公元前2300年-公元前2000年，屬于中國上古時代。
石城的城牆由巨石砌、城門儲存較好，具有強大的軍事功能設計，已發掘出三座“馬面要塞”，蘊含獨特的軍事思想。該城石牆也有顯著的細節，如砌牆時會有菱形的石塊，目前不清楚是裝飾作用還是有宗教意義。再有，該城規劃嚴謹，功能分區非常明顯。
參照兩河流域、古印度、愛琴海文明的大型遺迹，西方學者一向認為中國上古文明沒有能力打造石材建築。石峁古城的出現，恰到好處地填補了這一空白。
而且，石峁古城那超大的面積、強大的軍事功能、嚴謹的規劃設計，顯示出華夏上古時代确實存在一個實力非凡的族群。
這應該是哪個族群？
所有的矛頭都指向軒轅黃帝一系。
實際上，上海辭書出版社出版的《經典圖讀山海經》、《山海經鑒賞辭典》、《山海經十日談》和武漢大學出版社《全本繪圖山海經》（全三冊）等專著已明确論證出：在先夏時期和夏商周時期，人們所知道的黃河發源地，實際上在今日的河套地區。
河套地區在4000多年前曾經有許多大湖澤，其中前套湖澤即《山海經》所說的稷澤（周族先祖後稷葬在這裡），後套湖澤即《山海經》所說的黃河發源地泑澤，也是《穆天子傳》河宗氏祭祀黃河之神的地方。
根據石峁先夏時期古城遺址的龐大規模及其出土文物，對照《山海經》等古籍關于黃帝活動的記載，可以推知石峁古城遺址當即黃帝都城昆侖所在地的遺存。
很多學者都相信，石峁古城就傳說中黃帝部族所居住的居邑！
2013年3月25日，中國先秦史學會副會長、河北師範大學曆史文化學院教授、博導沈長雲在《光明日報》上發表文章《石峁古城是黃帝部族居邑》，提出“有充分依據判斷石峁古城為黃帝部族所居”。他引據“《史記》、《漢書》有關黃帝的陵墓在距石峁不遠的陝北子長一帶的記載”，指黃帝活動在石峁所在的黃土高原“史有明言”。《史記五帝本紀》稱：“黃帝崩，葬橋山”，《索隐》引《地理志》說：“橋山在上郡陽周縣”。查《漢書地理志》，其上郡陽周縣下确實記有“橋山在南，有黃帝冢”的字樣。陽周即今陝北子長縣。《漢書地理志》上郡膚施縣下還記載其地“有黃帝祠四所”，膚施即今陝西榆林，在子長縣北，毗鄰石峁。既然石峁附近的榆林、子長一帶有黃帝的冢墓，還有人們祭祀黃帝的祠堂，則黃帝生前和他的部族曾在這一帶活動是無可否認的。
沈長雲教授在該文的結束語為：“這座古城不是别的，正是傳說中黃帝部族居住的居邑。”
沈長雲的文章一度引起了煙台大學人文學院青年學者陳民鎮的質疑，并在《光明日報》2013年4月15日刊發表文章《不要把考古與傳說輕易挂鈎》進行争鳴。沈長雲迅速在同一版面發表《再說黃帝與石峁古城》，深入淺出地分析了“作為周人祖先的黃帝原本生活在北方長城地帶，與他日後作為華夏民族的祖先而被當作華夏共同文化的代表是兩回事情，二者并不沖突”的觀點。
神木縣文體局局長項世榮對沈長雲教授的觀點持贊成态度。他認為：“石峁古城可能就是由古國、方國向帝國過渡階段形成的，是原始古城群落裡的都城。說它是黃帝部族的居邑并非臆斷，說不定黃帝就生活在這一帶。”
不管石峁古城是否就是傳說中黃帝部族所居住的居邑，它至少證明了：早在夏朝之前的二百年，中國就已經存在強大的城池要塞，足以建立強有力的國家。夏朝的存在是以間接得到了有力證明。
石峁古城是以相繼被評為“全國十大考古發現（2012）”和“世界重大田野考古發現（2014）”。
考古隊隊長邵晶于2015年表示，盡管發掘工作已進行了3年，但看到的僅是冰山一角。要對這座目前所見中國史前時期最大的石城進行完整發掘，國内文物專家達成的共識是：需要近100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