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荀子》：不誘于譽，不恐于诽

《荀子·非十二子》中說“君子恥不修，不恥見污；恥不信，不恥不見信；恥不能，不恥不見用。是以不誘于譽，不恐于诽，率道而行，端然正己，不為物傾側。”大意是說：君子把自己修養不佳看作恥辱，不以被人誣蔑為恥；以自己不誠信為恥，不以被人不信任為恥；以自己缺少才德為恥，不以不被人重用為恥。不為贊譽所誘惑，不因诽謗而恐懼。按照道義行事，正直無私地改過自新，不被外物所動搖。

荀子，名況，是戰國末期大思想家，他與老子、孔子等聖賢并列為中華文明的主要奠基者。其著作總集《荀子》，集先秦諸子百家之大成，現存32篇。其中第六篇《非十二子》系統總結戰國諸家學說，篇内“不誘于譽，不恐于诽”是論君子修養的醒世名言。

這種榮辱觀源遠流長，如《荀子》多次論及的戰國思想家宋钘，“舉世譽之而不加勸，舉世非之而不加沮。”孟子尊他為“先生”，莊子尊稱為“宋榮子”，并贊賞他“見侮不辱”的修養。宋钘看淡世間榮辱，不會為外界評判而沾沾自喜或沮喪，因其能認清自己與外物的分際，辨明榮辱的界限。這是面對毀譽應有的心境，也被荀子繼承并發展。他認為相對于外部評價，主體性道德人格的内在超越才是根本價值所在。這啟示人們應當遵循正道，嚴于律己，心有主見，秉持平常心，明辨是非，不受制于任何毀譽，臻于平和公允的境界，進而順利實作既定理想。

被譽為“至聖先師”的孔子生前屢遭诽謗，子貢批駁謗者自絕于日月，但“人不知而不愠”的孔子對無中生有的誣陷從不在意。直至明朝還有人為孔子遭遇憤憤不平，并疑惑不解地求教王陽明。王陽明對此答道：“诽謗是外來的，即便是聖人也在所難免。人貴在自我修養，如果确實是聖賢，縱然别人都诽謗他，也不會對他有任何損害。就像浮雲蔽日一樣，怎能損傷太陽的光輝呢？是以孟子說：‘有求全之毀，有不虞之譽。’”此言系王陽明的切身經驗。

自王陽明平定“甯王之亂”後，随着其功績、聲譽越來越大，攻擊、诋毀也越來越多。但王陽明遇謗不辯，心境坦蕩，泰然處之，依然正心誠意地踐行内聖外王之道。他深知毀譽皆是世情常态，恰可借事煉心，而不必務求澄清，濁者自濁，清者自清。其中關鍵在于自身修養功夫如何，日久功深，流言蜚語也會不攻自破。王陽明的心學智慧，可謂是對“不誘于譽，不恐于诽”的深度诠釋。

贊譽考驗着人的清醒度，诽謗考驗着人的堅強度。若聞譽則喜、聞謗而怒，就會像被操控的木偶，成為外在評價的奴仆。當毀譽榮辱來臨，人非但要不動心，而且應以此作為反觀自身、磨煉意志、提升能力的機遇。心力沒能充分發揮，往往是被毀譽等名利得失所束縛。隻有超越自我，心靈達到澄明境界，才能洞察事物規律。這樣對待問題，人生道路會越走越寬。

贊譽具有兩面性，正确對待可激發熱情，反之則成為阻礙前進的負累。況且，“名過其實者損”，贊美接受過多，還易使人忘乎是以。成績越大越需要檢視檢討自我，謹記“生于憂患，死于安樂”，把心思用在做事上，創造出實實在在的業績。魯迅在雜文《罵殺與捧殺》中寫到，“捧殺”可以置人死地，即吹捧令人在陶醉中迷失自我。“不誘于譽，不恐于诽”是避免罵殺、捧殺，保持清醒的良藥。

“不誘于譽，不恐于诽”與以謙為德、以實為本的文化傳統是内在相通的。韓愈名作《原毀》探究毀謗産生的原因，感歎“事修而謗興，德高而毀來”。常言道“譽滿天下，謗亦随之”。幹事創業，尤其如此。我們一方面，應認真聽取各種意見，盡量汲取合理部分，有則改之，無則加勉；另一方面，愈加堅定志向，決不為非議吓倒，也不為“捧殺”迷惑，做到“千磨萬擊還堅勁，任爾東西南北風”，腳踏實地做好本職工作。

“不誘于譽，不恐于诽”是一種寵辱不驚、自謙自強的人生态度，而從深層次看，更是一種求真務實、自我完善的思維方式，對于個人成長有着十分重要的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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