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者 高丹
近日，四川作家杜楊林出版了一部小說《驚喜》。《驚喜》的故事發生在20世紀70年代末，在四川省北部閩南縣觀龍村，英雄淩雲清早熟，卻經曆了很多苦難，經過十幾年的艱苦奮鬥，他通過個人奮鬥改變了命運，是成功農村青年生活與時代标志性主題。這個主題繼續出現在當代中國文學中，如生活，平凡的世界。
7月7日下午，"驚喜"研讨會在中國現代文學博物館舉行。研讨會由《十月》雜志主編陳冬傑主持，著名評論家、中國作家協會副會長李景澤、著名作家、四川省作家協會會長阿來出席。
活動現場
幾位作家談起《驚奇》的"半自傳"特點，作者阿來說："杜楊林幾乎是書中第一條腿就病了，胃又吃不飽，被雲清各種欺負，最後沒有上學就居然上了大學。"
評論家孟忙說："從20世紀80年代到今天，我們的文學史也是一部中國農民和年輕人進城的曆史。20世紀80年代，我們看了《陳玉生進城》和後來劉清邦的《進城》。入城有兩組人，一是受現代啟蒙浪潮的這一波人，從高家林、高家林、屠子強、《玫瑰滿麥店》英雄開始，還有小說家傅秀英的作品。還有一個表盤是由于社會變遷，如盛燦"北姐"吳軍"親愛的深圳"，曹正祿的"問茫茫"等等。然後形成了一種巨大的文學趨勢，稱為底層寫作。"
《驚喜》中的淩雲清屬于前者的"積極進城"："他們是讀過書的人，抱着尊嚴感生活在城市裡。于大福的小說是自傳體的，根據杜楊林的親身經曆，《驚奇》确實是一部自我叙事的小說。"
何少君說，他從阿倫特的《平庸之惡》中學到了一個叫做"底層知識"的概念："我們可能常說底層的善良、溫暖，其實也有知識的另一面受到底層的限制，很多人寫的《驚奇》都很冷酷，對貧困很有歧視。每個人都處于貧困之中，渴望繁榮。但他對貧困造成了無形的歧視。"
一部文學作品中英雄的痛苦一般來自幾個方面，首先是自然條件帶來的某種先天生存的困難，其次是壓制他的力量，"而且有一個類别就像是"驚喜"呈現出來的，從同樣情況的人看不到别人的好， 這是相當深刻的。文學報紙主編梁紅英認為。
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研究員陳福民在《驚奇》中也談到了同樣情況下人們的傷害："這部小說處理了很多沖突，這種沖突是由歧視、傷害組成的，而這種歧視的根源，傷害不是藝術形式， 不是政治權利的形式，而是同樣的傷害，我覺得這種傷害對杜楊林的傷害太大了。由于傷勢的規模，他被傷勢弄瞎了雙眼，是以他以平等或平等的态度對待它。但即便是貧窮、暴力、聽話，也要注意藝術的平衡，書總是突然被打敗和傷害，可能需要調和，在美學上更有說服力。"
杜楊林
閩大學文學院教授、副院長楊慶祥說："杜楊林的寫作是個性化偉大曆史的個性化方式。作為一個作家，應該有一種有意識的曆史感。從這部小說的結構來看，如果貧困沒有帶來極端的人性邪惡，其實它背後的叙事是無法擴充的，因為它正是基于這樣的極端貧困、極端落後、極端封閉，它才為中國改革開放在1980年代提供了重要的東西。"
魯迅藝術學院副院長于春關注文章裡面那些小而瑣碎的地方："比如，姐姐拿了一件難得的東西來雲清看，那是什麼稀世珍品？這是一支原子筆，有三種顔色可供選擇，包括一個特别體面的錫鉛筆盒，供我嫂子使用，包括一本書，上面寫着每個人都在使用舊的挂曆折紙錢包，這些特别小的細節對我來說太熟悉了。小說的結構也很清晰，有三段回憶他的童年、童年、少年成長經曆，第二部分的童年記憶是最溫暖美麗的部分，他有雲清和嫂子朦胧、小初戀的這種感覺，包括媽媽帶着幾個孩子做豆腐。少年時代的記憶豐富多彩，寫着流浪的經曆，12歲男孩身無分文的流浪30天，我感覺漫遊30天就像一個孩子看到三毛流浪和後來李安的大片《少年幻想漂流》。漫遊主題其實在成長小說中是很有分量的，冒險是一個内在成長和成熟的過程，是少年中追求自由的這種精神影射。"
中國作家協會副會長、書記處書記李景澤說："我們終于實作了全面小康，告别了絕對貧困，相信我們也會有新的曆史觀。杜楊林寫的《驚喜》，他可能是那個時代的人，也不是知識分子，他寫的是自己的直覺感受，直覺的關懷，我覺得這樣很簡單，很直覺，也有其獨特的力量。"
作家劉慶邦認為，《驚奇》的積極意義在于寫苦難的經曆，"在中國人的苦難中，在中華民族的生存中堅韌不拔"。
作者杜揚林回應說："在寫這本書的過程中，我無數次地回顧和追溯我在農村的過去和現實生活。我也和我們這個時代和現在的農村青年有過很多次接觸，甚至有些碰撞。"
"驚喜"
負責編輯：陳世懷
校對：劉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