複旦大學高晞教授組織的“海外中國醫學史”系列講座第四講于2021年12月11日舉行，主講人為斯沃斯莫爾學院（Swarthmore College）曆史學系教授、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博士疊戈·阿穆斯（Diego Armus）。阿穆斯教授專注于拉美史、醫學史等領域，近期主編有《灰白地帶：拉美曆史中的醫者》（The Gray Zones of Medicine: Healers and History in Latin America, Pittsburgh: University of Pittsburgh Press, 2021.）一書，已出版專著有《結氣之城：1870—1950年佳氣城的健康、結核與文化》（The Ailing City: Health, Tuberculosis, and Culture in Buenos Aires, 1870-1950, Durham: Duke University Press, 2011.），預計将于2022年出版《雜交：阿根廷治療技藝的今與昔》(Híbridos argentinos: Pasado y presente en las artes de curar)，他亦有關于20世紀布宜諾斯艾利斯吸煙習慣史的寫作。在本場講座中，上海大學文學院院長、馬斯托禁毒政策研究中心主任張勇安教授擔任與談人。張勇安教授主編有《醫療社會史研究》集刊，最新一輯将與阿穆斯教授合作，着眼于拉美醫學史。
講座通過此前經驗與當下體驗的對照，一方面說明流行病史并非在于為當下提供詳細的應對路線圖，而是在于幫助我們認識到如何面對不确定性，認識到對疾病的了解具有過程性，另一方面将當下疫情記錄之龐雜與此前曆史遺存之流散兩相比照，顯示出流行病史記述中自有諸多“孔隙”，身為曆史學人當對基于此所下的論斷保有謙卑。此處譯者化用尼采《曆史的用途與濫用》（Vom Nutzen und Nachteil der Historie für das Leben）為題，以期疾病史之研究在紀念碑式、懷古、批判性等張力間與某種“藥”中認識到寓言性的回返。
阿穆斯講座迻譯如下：
我将從曆史角度來談談流行病及其應對，不過首先需要說明的是，這裡主要基于生物醫學（biomedicine）的表現，或更為概括性地說，基于所謂西醫的表現——一個難以捉摸的标簽，且在曆史編纂中被使用與濫用。本次講座重點不在于說明生物醫學之外還有其他醫學傳統——有些比生物醫學要古老得多。更有必要強調的點在于，我相信這些實踐和知識的彙集體系之間已經并仍在進行對話（當然這樣對話的強度不一），且都處在不斷變化之中，這樣的雜交性結合在新冠期間更受關注與富于價值，因為皆是展現諸多不确定性的局面。基于以上評述要點，以下将從曆史角度分享我關于流行病的一些看法。
一、流行病史與目前新冠
無論你身處布宜諾斯艾利斯、紐約還是武漢，書寫和思考流行病比同其生活要容易得多。這是一個非正常的公共事件，具有非同一般的強度與戲劇性，揭示了個人與社會經驗之間的距離及其叙事可能性。在21世紀20年代末，新冠的全球流行被實時性地書寫、閱讀與聆聽。恐懼與緊迫感，印刷與數字媒體的實時動态性，吸引着我們來叙述它。
流行病的局面無疑是晦暗不清的。其中的不确定性使得那些自認為有話要說的人能夠做出各式各樣的預測。由此，大量叙述産生了。大多數時候，他們是真誠且合情合理的，但也不可避免地會有臨時拼湊。他們試圖提供應對後疫情時代（post-pandemic）的危機與挑戰的最佳方式。
過去的一些流行病通過個人經曆的叙述為我們留下了故事，或所謂印象。不确定性在這些叙述中占主導地位。這出現在著名的《十日談》和笛福（Daniel Defoe）的《瘟疫年紀事》中。拉近一些，像凱瑟琳·波特（Katherine Porter）撰寫的關于1918年大流感的《灰色馬，灰色的騎手》，當然還有20世紀下半葉關于脊髓灰質炎和艾滋病流行的故事。
即便當下新冠仍在繼續，也已經産生了諸多個人叙述與論壇網站，許多人在集體不安和困惑的時代展示着他們的内心世界，這些個人叙述并沒有教條性的宣稱或野心。有些是很謹慎的。有些則是陰謀論、不負責任的評論、某些煽動性的反思。對後疫情時代社會的方方面面與日常生活、乃至資本主義/後資本主義的前瞻性診斷也比比皆是。但這些叙述似乎早已被其他的所取代，且缺少個人性。其中表現出的确定性顯得為時過早。
大流行的緊急性引來哲學家、散文家、社會科學家、經濟學家、文化評論家，乃至精神分析師的目光。他們以各種語氣——反烏托邦與烏托邦，世界末日與美好未來，或是臨時拼湊或是有所準備——他們傾向于強調未來與我們所熟知的過去大為不同。他們在未來學（futurology）或倉促的斷言中讨論、慶祝或完善這些危險的說法。這些都是快餐文化的例子——這在新聞業中是不可避免的——在這樣的時期，這種文化與數字媒體共進，而其他領域的反思和評論往往傳播得更慢。
所有這些聲音都頗為大膽地進行評論。在許多情況下，甚至是不負責任地，從“隻有一點點把握”之類的陳述來強調公共衛生的無能為力或效率低下。
一些主題在這些叙述中反複出現：需要多少管控來應對危機；國家和私營部門在預防和管理公共衛生方面的作用；國家應對全球健康問題的局限性；流行病帶來或加劇的社會不平等；在公私領域的日常習慣；以及後疫情時代能帶來多少自由。
在我看來，幾乎所有這些叙述都有一個共同點，即無法應對流行病境況下的不确定性，正如我已指出的那樣，由于這是一種與未知病毒相關的新流行病，這一事實加劇了不确定性。
與這些叙述不同，個人故事給予這些流行病相關的不确定性以适當的位置。病人或擔心生病的普通人的種種經曆，充滿各種不确定性。流行病學家、病毒學家和衛生從業人員也發生了類似狀況，但他們是出于不同的原因。因為這些學者明白流行病（尤其是新的流行病）的特點是生物醫學和公共衛生的不确定性。對他們來說，流行病無處不在，但不是一眼就能看穿所要發生的事情，而是需要在迷霧中識别和使用尚未證明有效性的稀缺（應對）資源庫。專家之間有争論，有交流，他們知道，他們所做的一切最終會被納入政治的決策領域。但他們的重點很明确：了解病毒并嘗試盡快出示最有效的公共衛生幹預措施。
當一個人不以超越時代性（anachronistic）的方式看待過去——也就是說，避免用另一個人的視角和感性來重構、解釋一個時代的事件時——就會發現不确定性無處不在，相關叙述比比皆是。有些人會談及流行病的複數性，以複數的标準來談論流行病，考慮流行病所發生的特定時間與地點，避免以超越時代性的觀點來定位流行病，身為曆史學家也不見得比他們做得更好。這裡的複數性在于傳染病是關于霍亂、流感、艾滋病、登革熱、麻疹、新冠種種。我深信每種流行病都是特殊的，而非籠統地概括。每一種流行病都是獨特的，由特定的微生物引起，相應社會該如何面對、反應與解釋它。
疾病和流行病是人類經驗的一部分。有些确實是可以避免的，如果沒有做應該做的事情來避免它們，那就特别令人惱火。但同樣真實的是，人類社會與環境之間的關系并非一直穩定。許多流行病的出現是由于非人為因素（如基因突變）、人為幹預（如環境改變），且與特定社會背景交織在一起的非平衡态。以大規模人類遷徙為标志的時期加劇了流行病的爆發，這種流行病經常反複、連續，并與各種微生物有關。數十年來，世界全球化加速發展。在美洲，這樣現象自歐洲人的征服時代以來就屢見不鮮，且在16世紀和17世紀、19世紀末和20世紀初以及當下尤為突出。
在這段漫長的曆史中，作為社會現象，流行病展現為一種似乎在重演自身的戲劇。微生物和其他物種之間的關聯是某種意義上的序幕，這嚴格來說是生物學的，對人類而言并不明顯。然後是第一幕上演，當這種微生物從動物轉至人類時，在特定環境中引發流行病的爆發。接下來是嘗試忽略或隐藏這種新情況，但這都被證明是不成功的，特别當流行病爆發已經被承認和接受時，它就使得個人和集體都為此背負上了各種意涵與緊張感。最後，在造成嚴重破壞和死亡之後，流行病會失去力量并逐漸消退（大多數情況下，但并非總是如此，因為集體免疫程序不能人為幹涉）。戲劇的最後一幕是流行病進入個人和集體記憶的複雜領域，人們選擇銘記或選擇遺忘。
在這場流行病的戲劇化過程中，一系列話題反複出現。一個自然少不了的話題是同時代人如何試圖了解從一個人到另一個人的傳染是如何發生的，以及它的起源地在哪裡——通常是一個肮髒的地方。但還有更多，例如，面對傳染的個人和集體反應，包括那些可以逃離感染區域的人或努力将自己與外界隔離的人。此外，試圖了解這一災難所做的解釋與辯護，訴諸确定責任人，污名化所謂的傳染病攜帶者，通常是以他們的社會條件、種族、民族、宗教、國籍、性别、年齡或其他任何東西為标志的“他者”。當然還有旨在驅除這一無形敵人的儀式和宗教，不僅可為信徒提供一些平靜以應對恐懼與未知，同時也對災難做某種道德化解釋。
但是，盡管戲劇中出現的主題已經産生——并且顯然仍将繼續——似乎也激發了近乎普遍且永恒性的叙事，但事實上它們也承載了每種流行病各自的特殊性。是以，需要确定引發流行病的特定病原體；它是如何流通的；流行事件的新穎或熟悉程度、持續時間和重複發生率；或多或少的地域性；促進其傳播的環境和氣候。當然還有自流行病以來，其産生的具有社會差異化的影響，即使任何人是其潛在受害者，該影響也遠非民主相分，它總是會更多影響到社會中最脆弱的那些群體。流行病是一場波及每個人的海嘯，但并不是每個人都有同樣的資源來應對。
當然，流行病并不是人類疾病體驗的唯一方面。有許多不同種類的疾病：急性與慢性、創傷性與非創傷性、流行性與偶發性。每一種都代表一種獨特的現象，無論外行還是醫生都能了解這種特殊性。
應對流行病的恐懼和焦慮，迫切需要某種了解和确定性。每一代人在其特定的文化環境中都各自找到身邊的材料來塑造對流行病的感覺：氣候、罪惡、污濁的空氣或水、細菌、病毒。解釋的努力反映了每一代人都基于當時的認知與科學工具建立起文化或認知性的假設。
一方面，偶發性、地方性和慢性疾病的起源呼應于與個人生活經驗相應的一些縱觀習語。另一方面，流行病的解釋又是集體性的，在特定的時間和地點中定位。流行病必須及時發現且尋找原因，因為這會影響許多人。
在醫生了解特定的傳染源之前，對流行病的醫學解釋往往是整體論的：流行病是獨特環境配置的結果，是對氣候、環境和社群生活“正常”安排的幹擾。流行病在更一般的意義上意味着無序。
在大多數曆史執行個體中，為建立關于流行病在文化上的适當解釋架構，主要考慮三個要素——具體環境、傳染性、易感性。
占星學、氣候和地理的因素被當時人廣泛用于解釋黑死病。例如，14世紀的黑死病理論說明了這些概念的持久效用。與此同時，對傳染病攜帶者的恐懼也很強烈。假設的易感性有助于解釋瘟疫的入侵性。
黃熱病引發了關于疾病攜帶傳播性的激烈争論。關注黃熱病起源地的醫生傾向于認為這種疾病是由緻病性環境條件引起的，這些起源地通常衛生條件差，随之而來導緻腐爛物質的積累，在其分解過程中産生了引起疾病的瘴氣。當然，這種瘴氣可能會被視為污染物，但正是那些無序的環境條件導緻了它。而提倡傳染論的醫生則強調疾病症狀的各種特異性，以及特定人或無生命物體似乎有“接種/感染”（inoculate）更大環境的能力。為了支援這一立場，他們指出了黃熱病的“攜帶傳播性”，因為似乎黃熱病總在船隻港口抵達後突然爆發。不管是從環境論（configuration）或傳染論（contamination）的角度來看，易感性解釋了像窮人、“不道德的”的人和虛弱的人會更多死亡的現象。
黃熱病表面上的攜帶傳播性仍然是傳染論學者最有力的經驗基礎。然而，那些強調當地環境的人很容易反駁這一論點——甚至承認需要有一些外來“影響”來觸發黃熱病的爆發。故而關鍵問題在其他方面。即他們會強調，無論這艘被黃熱病感染的船受到何種神秘性的影響，它都不會感染保持市政清潔的社群：“緻病物質”在不适當削弱當地條件的情況下将會保持無害。
同樣，在關于霍亂的辯論中，許多醫生避免了傳染論或反傳染論立場的“簡單”版本。他們有選擇地建構他們的病因，強調特定的“接種/感染”和使其能自我繁殖的環境。就斑疹傷寒而言，德國病理學家魏爾肖（Rudolf Virchow）在1848年提出了一種折衷性、批判性和整體性的解釋。他指責普魯士政府竟能容忍勞工群體中存在容易滋生疾病的壓迫性生活條件。對他來說，“醫學是一門社會科學”，健康和疾病可以被認為是反映所處社會的道德和物質特征的名額。
但這種社會學式的流行病學很快就面臨新資料和新思考方式的出現。以現代性和以實驗室為導向的形式，細菌理論使醫學觀點轉向傳染論，不過它也并沒有消除關注環境的沖動。對社會醫學的持續關注、對健康與疾病的環境決定因素的興趣仍然與新的細菌病因學說不斷對話。
即使在科赫（Robert Koch）于1883年發現霍亂有機體之後，他的同僚佩滕科弗（Pettenkofer）仍堅持認為，弧菌是這種疾病的必要但不充分原因。微生物必須在地下水（subsoil water）中“成熟”一段适當時間後才會變得有毒。他的理論展現了一種固執的願望，即保留一個古老的、整體的、面向環境的解釋架構，同時結合特定微生物的作用。是以，盡管細菌理論具有強大的影響力，但醫生本能性地嘗試将這些新角色置于傳統叙述中，将流行病視為各種因素互相作用的結果。
也許将結核病視為一種流行病來讨論是不合适的，因為我們現在将其視為一種慢性地方病。然而，對于19世紀末的醫生和公共衛生當局來說，這是一種流行病，且是一種獨特的、無所不在的流行病。結核病生物體的普遍性似乎證明它依賴于與各種誘發因素的互相作用。
要解釋這種疾病的病例發展，無疑在科赫氏杆菌的随機接觸外尚需更多說法。結核病——同嬰兒死亡率一樣——一直是20世紀政策辯論的重要資料來源。兩者都被用作訓示社會健康與否，兩者都用來證明整體論和多因性的公共衛生取徑。
自觀察者首次注意到結核病死亡率下降的19世紀後期，直到當下最新的曆史編纂，這種死亡率下降——在缺乏有效治療方法的情況下——已然用來證明二十世紀更為環境論或整體論取徑的現代版本，但這越來越多地被狹隘生物病理學解釋所主導。
體質醫學/整體醫學（constitutional medicine）、身心醫學（psychosomatic medicine）以及對（心理）壓力的相關強調都可視為抵消生物病理學解釋權重的努力。在不少情況下，它們在疾病發病率的塑造中帶來階級、性别和種族的次元。這些反還原論的立場構成了整個20世紀在生物醫學主導之外的少數派聲音。
這些不同的觀點也說明了如何對抗流行病。這場戰鬥是具體的，對隐形敵人的軍事性反應一再發生。但情況會各有不同，不過取決于面對的是可以更快、更有效地采取措施的已知敵人，還是目前毫無所知且出其不意的新敵人。在某些情況下，這需要近一個半世紀以來由生物醫學和衛生工程設計所做出的回應。在其他情況下，它需要人們日常行為對此做出短期或長期變化。當然兩者往往兼而有之。例如面對腸胃疾病這樣的常見病，就此的軍事性反應似乎消失了。這些通常是可避免的疾病，會變成地方病或慢性病。在許多人的生活中，通常是最貧窮的人，在某種程度上已經成功地歸化或自然化了這種疾病。
流行病一詞通常用于相對急性、具有傳染性和緻命性的事件。一段時間以來，人們一直在談論肥胖、吸煙習慣導緻的肺癌、車禍導緻的死亡、家庭暴力的流行。但在19世紀後期到20世紀上半葉之間——大概80年左右——人們則一直在談論結核病的流行。關于艾滋病也已有将近四十年的讨論。
我試圖強調，流行病的“世界”是并且仍将是多樣複雜的。将某些疾病（而非其他疾病）限定為流行病最終似乎會是一個政治性（關于相關決策）的決定。
二、流行病與不确定性
到目前為止，我一直試圖強調談論某種特定流行病而非簡單概括總述的重要性。生物和社會文化上的特殊性再次關涉不确定性的問題。
其中一些不确定性是生物醫學方面的。伴随着巴斯德革命，在19世紀的最後三十年，充斥在精英和普通群眾生活中的各種迷信和信仰都與流行病失去關聯性。首先，這是因為不同國家開始以新興的“健康科學”名義應對危機，新技術、新的社會偏見和新的醫療監測裝置得到結合。然後，這是因為醫生和衛生工程師等新興專家的知識—權力整合，公共衛生行動被合法化——特别是在城市——在公共和私人生活的方方面面。
生物醫學着手确定無形的特定微生物，長期以來，這些微生物一直使得我們以單一因果關系的方式來解釋疾病：将病菌、病毒或細菌等同于疾病。實際上，這是一個不那麼徹底的勝利，因為識别特定微生物隻是第一步，并不一定意味着還了解它的傳播方式和速度、易感人群、持續時間、緻死率、病因。
是以，對特定流行期間的事件僅僅以生物醫學解釋是不夠的，并不能滿足受感染者的需求。這些解釋在一片各式各樣的信念海洋中航行——傳統的、宗教的、科學的——它們互相競争，影響着公權力以并不均衡的權重來應對危機。
在這種情況下，正如以上提到的，出現了對抗微生物這樣隐形入侵者的戰争（準軍事性）修辭。在它面前，生物醫學部署了“魔彈”（magic bullet），即結束流行病的及時、有效方案。疫苗一直同“魔彈”聯系在一起。事實上，疾病史中很少有真正的“魔彈”案例。天花算是其中之一，盡管這用疫苗也花了幾十年時間才根除這種疾病。對比疫苗發明的緩慢性與正如當下挑戰的緊迫性顯示了大多數案例其實都失敗了。多年來，季節性流感疫苗的效果參差不齊。特别值得注意的是，目前還存在某些疾病沒有針對性的疫苗，比如針對艾滋病的疫苗，針對最近非典的疫苗。
生物醫學的不确定性遠遠超出了尋找“魔彈”的範圍。有一系列可能的幹預性武器庫——無論是特定的還是非特定的——旨在應對某種疾病，這其中包括療法和藥物，當然，要達成有效的科學議定不可避免會較為緩慢。這是疾病史上仍有争議的問題，因為在評估醫療幹預的有效性及其在群體免疫發展中的作用時，并不總是可以獲得令人信服的答案。其他因素，諸如生存的物質條件，也會計入這些免疫性的獲得。出于此原因，巴斯德革命所推動的、在解釋疾病方面的單一因果關系（mono-causality）仍值得批判性地讨論，不要忘記其局限性。
在流行時期的生物醫學不确定性之外，還有公共衛生的不确定性。我指的不是那些處理已經被問題化了的議題、處理非流行病時期中典型問題的社會政策——例如貧困、醫療保健服務的可及性、在社群中導緻人們生病的不健康居住環境。
相反，我指的是應對流行病帶來危機的社會政策，指的是應對緊急情況所采取的措施，當然這些都是特定與具體的。與其用過去的例子來說明其他流行病，不如每天關注新聞，發現應對新冠的各種政策和舉措：何時定義這種流行病成為優先事項，将之添加到業已存在的流行病體系中；何時、何地限制外國人入境；對港口和機場實施哪些控制措施；什麼時候戴口罩和手套；與國際社會協調多少；面對流行病，公共衛生政策在多大程度上掩蓋了日常政治的瑣碎和裂縫；在防控、尋求治療手段、出于很高代價達到必要的群體免疫水準三者之間，何為首選；應該實施多少、多長時間以及多嚴格的社會隔離；如何處理公共衛生和經濟因素，即在公共部門、私營部門、正規和非正規勞動力市場這些層面中；面對危機需要政府在多大程度上集中。
沒有必要繼續說明試圖應對流行病危機所涉及的規模、重要性和複雜性。由于現用資源的有限性強加了這一禁锢，因為確定最佳結果的最佳方法與政策亦存在不确定性。
出于此原因，且再以目前新冠為例，像中國、紐西蘭、瑞典、南韓、意大利、日本、德國、阿根廷等國已經部署了多種國家戰略。而像美國，聯邦政府的危機應對會受到一些州政府的質疑。如果大流行的局面有力地恢複了中央政府在應對危機中的核心和決定性作用，這首先會出現在衛生層面，同樣也會帶到經濟、社會和文化層面。具體視國家而定，這場多層面的危機加劇或重新認證了合法性權威機制的行使。面對這樣的健康危機，相關風格的政府幹預或有成功或有失敗。
流行病時期的公共衛生也幾乎沒有調解中介，直接暴露了個人和家庭這樣的私人世界與公共領域之間本來模糊的界限。然後，不同的文化，或多或少是有個人主義的，或多或少帶有關于個人自由的觀念，可能會由此伴随不同程度的沖突，公共健康要求社會改變日常行為以減輕傳染和控制流行病。接受社交距離和戴口罩隻是兩個例子，但其實還有更多。
生物醫學和公共衛生的不确定性氣氛促進了各種各樣的陰謀論擴散。有些是幼稚且荒謬的，有些則用生物醫學和公共衛生的語言表達，但無法提供最低限度的可靠事實和資料支援。曆史上同樣有這些陰謀論。在目前的大流行期間，它們也在一直傳播。未來它們将繼續傳播，因為在那些試圖在傳染病、疾病和死亡中幸存下來人們的日常生活中，它們作為諸多不确定性始終萦系。
一些社會和文化在缺乏确定性的流行病時期以耐心與韌性度過難關。一些社會和文化則不這樣做，或是因為他們對科學、醫學或政府的信任度較低，或是因為他們沒有設法利用此前的流行病經驗，沒有設法了解這些非同尋常的事件在很大程度上是不可避免的（當然這些事件也總有開始與結束）。
三、流行病的遺産
并非在所有流行病中都有相似的遺忘性。
在19世紀下半葉，大城市的生活被流行病打斷，是以确實很難忽視或忘記它們。但當某些傳染病的控制在20世紀初穩步推進，這些循環開始失去力量，不再重演。這種新環境使得遺忘變得容易。在西方，上個世紀和現在的幾代人——無論他們的教育水準或社會狀況如何——直到媒體上出現關于新冠的讨論之前，都沒有1918年大流感的最低限度記憶。1950年代的脊髓灰質炎流行也是類似的遺忘情況。
對1918/1919年大流感有以下一些了解。它發展時的不确定性，對它應對的不确定性，以及社會、文化和經濟擁有其遺産的方式使得我們在新冠時期，也多注意一下後疫情時代的現實與常識。
在期間和随後幾年中，不難了解會出現解釋其爆發、症狀、傳播速度、緻死率的一些原因。在美國和歐洲，它是毀滅性的。它在印度、印度尼西亞、伊朗、南非、加納、蘇聯和日本亦同樣肆虐。當然，也影響到了中國。相比之下，在拉丁美洲沒有那麼嚴重。大約有4000萬-1億人，且其中大多數是年輕人，死于大流感。曾經試圖制成疫苗，但并未成功。
一時間，該流感的病原體是一個問号。直到1933年，其病毒才首次被分離出來，進而摒棄了它是細菌的假設。十年後，第一批疫苗問世。但還有很多懸而未決的問題：是什麼促成了其消退？如何降低該病毒的傳染性？一些特定的醫療幹預措施有何相關性？如何解釋它在地球不同地區的不均等影響？為什麼它會殺死特定的個人，而不是其他甚至屬于相同年齡、種族或階級群體的人？
除了這些生物醫學的不确定性之外，還必須添加其他的，比如公共衛生。幾十年來，人們一直試圖了解特定的非藥物幹預措施是否會影響流感傳播的治理。近年來，兩項針對美國案例的研究得出結論，在少數保持社交距離、采取隔離措施、關閉學校、頻繁洗手和戴口罩的地方，傳染似乎有所減少。其中一項研究還得出結論，如果隔離時間不足以避免随後的死亡率飙升，會帶來比第一次更加殘酷的情況。
1918/19年的大流感很快就被遺忘了，即使在1957/58、1968和2009年發生了不那麼緻命的幾次後亦是如此。幾十年時間的流逝可以解釋為什麼在新冠到來之前它被忽視了，但令人驚訝的在于，1918年大流感後的短短幾年裡，就已沒人記得它。大流感造成的死亡人數遠超第一次世界大戰，但戰争造成的死亡人數在報紙頭條、訃告頁面和集體記憶中掩蓋了大流感造成的死亡人數。大流感死亡是一時而起，雖然殘酷但短暫，随着大流感消退，人們的記憶也随之消失。另一方面，戰争的死亡記憶成功在美國的公共生活中更長時間地留存，并設法避免被遺忘。記憶的運作很難解釋。或許這場戰争被認為是人類造成的悲劇，也許大流感已被标記為一種殘酷的、意想不到的和無法解釋的現象，最好不要讓它在記憶中占有一席之地。
菲茨傑拉德（Scott Fitzgerald）、約翰·多斯·帕索斯（John Dos Passos）和海明威（Ernest Hemingway），這些1920年代偉大的美國故事講述者，他們的叙述幾乎沒提。甚至20世紀使用的美國曆史教科書也忽略了它，進而強化了幾代人的集體遺忘。大流感加劇了戰争帶來的經濟困難，但充滿活力和擴充性的1920年代加速了其忽視。一切似乎都在表明，美國和一些西歐國家的政府是就1929年經濟危機、而非就1918/19年的大流感推動了1930年代和40年代更具包容性的醫療保健政策。
在美國（我懷疑在西方的許多地方也是如此），大流感的遺留問題——除了死亡——似乎是溫和的。沒有什麼“一切都會不同”——正如面對目前新冠許多評論員所強調的那樣。沒有大流行帶來的“前後”之别。相反，在遠東，至少在某些問題上，大流行的遺産和記憶并不那麼難找。
口罩的廣泛使用說明了這一點。整個20世紀，它們一直在減少感染。口罩出現于1910年，當時一場流行性肺炎（肺鼠疫）襲擊了中國的東北地區。在現代細菌學出現之前，中醫關于瘴氣的概念幫助了口罩的廣泛傳播和接受。是以，它們在1918/19大流感期間被使用。它們在毛澤東時代也被使用。過去幾十年的環境污染以及2002、2006和2009年的情況再次證明了口罩作為個人健康的客體和健康現代性的證據。除了它的有效性之外，口罩成為一種衛生和反抗傳染的文明姿态/公民性（civility）。日本也是類似，特别是在1934年流行病之後。南韓同樣如此。值得注意的是，三者政治制度各不相同。
在1918/19大流感期間，西方并不缺乏口罩。但很快，口罩就消失了。加缪（Albert Camus）在他著名的《鼠疫》一書中提到它們，但這不過是在普遍遺忘中的快照。這次新冠使口罩又回來了。在紐約的夏天或布宜諾斯艾利斯的冬天，口罩是城市場景的一部分。它們出現在商店裡，人們制造了它們。有些人以有紀律的方式使用它們。有些人在設計、顔色和材料方面對它們進行了美化。有些人将它們政治化并抵制使用。
在這次口罩的回歸中，一些評論家預測了一種限制接吻文化的到來。這位評論員應該注意到，人們并沒有停止接吻；當他們感到不适或知道自己生活在流行時期時，他們會戴上口罩。是以，沒有突然的文化、日常生活改變。取而代之的是對不斷變化情況進行合理的個人和集體調整。一種集體性衛生的文明姿态/公民性的有力例證。
四、身為曆史學人，如何在當下大流行中自處？
讓我以個人性的評論結束本次報告。我是一位曆史學家，但認為曆史無法定義詳細的路線圖來避免錯誤，它隻能提供一般性的指導方針，并勾勒出過去個人與社會所經曆的複雜性。是以，讓我概述一下本次大流行給我的一些教訓。
第一個：書寫和思考流行病比同其生活要容易得多。
大流行一直并将繼續是一場充滿不确定性的馬拉松曆程，設想曆史幫助我們在當下的迷霧中航行，在我看來，一派胡言。換句話說，我們作為曆史學人自然會了解我們的工作中充滿不确定性。
第二個：用這次流行病教給我們的工具和問題來回顧過去同樣是有風險的。
新冠提供了大量證據——這是未來研究它的曆史學家的重要資源。毫無疑問，這些材料資源比我們研究19世紀末或20世紀大部分時間的流行病時所擁有的要豐富得多。
在幾年前的一次訪談中，文化史家彼得·伯克（Peter Burke）回憶了藝術史家貢布裡希（Ernst Gombrich）的箴言：“曆史就像瑞士奶酪，充滿了孔隙。”面對這些孔隙，作為曆史學家而非小說家，我想要強調的是證據的缺失産生了曆史孔隙，但曆史孔隙本身又是整個曆史奶酪的一部分。我認為将那些“孔隙”包括在我們所嘗試解釋的過去之内是合适且必要的。
正如我以上所說，過去的流行病沒有像本次新冠那般留下如此豐富和各種形式的資料、記錄。但作為曆史學家，我們已經習慣了這種稀缺性（scarcity）。我們經常面臨這些孔隙，這些孔隙讓我們對難以捉摸與充滿不确定的過去進行揣摩。重讀此前關于流行病的文章，也包括我自己所寫的在内，我覺得也許應該更加認識到我們由于缺乏證據而無法讨論、解釋或揣摩的内容。我的意思是，新冠期間的事件密度使得我們要對研究曆史（及下論斷）本身保持謙卑。也許我們可以明确表示我們已經找到了一些問題的答案。但對于很多，我們隻剩下問題了。有時，提出這些問題本身比重複性的概括更為相關、有效與準确。
第三個：雖然不是第一個在人員、産品、資訊和思想加速流通時代的大流行，但新冠似乎帶來了一個全球性的多面向危機，這在西方被認為是獨特的、史無前例的、無與倫比的危機。我想知道這是否是最引人注目的曆史視角：難道每一代人都經曆了一些不尋常的事件——例如，一場流行病——并将其視為獨一無二的，由此來劃分時代？
正如以上所言，我不相信曆史提供了指導現在和未來的教訓。曆史所提供給我們的倒是諸多視角。這就是為什麼我想在結束時指出，如果過去确實向我們揭示了某些東西，那就是其他流行病時期與我們當下經曆的同樣甚至更為悲慘。當然，這不應成為我們的安慰，但它可以幫助我們以某種視角（或洞見）來看待當下正所經曆的。
阿穆斯教授演講後，張勇安教授就載體如何影響個人表達與記憶塑造等話題提問，聽衆則探詢面對疾病之時，在科學“溯因”的信靠外，何以取軍事化之隐喻。阿穆斯教授認為前者某種程度上給予我們一“bottom-up”的視角，後者則是借由二進制化來獲得些許确定性，進而在危機中覓得支撐。然若深究，以上當分别關涉記憶之三種持存（Stiegler）、修辭術之施用與限度（Gorgias）等向度，實難在此具體展開。或許這樣的延伸性當以譯中貢布裡希所言，“瑞士奶酪，充滿了孔隙”：一方面伯克先生的（定量分析）投射論理想得近乎帶點天真，理論性的把握同樣不擅在絲絲“皆”入扣這點上着力，自當懷有謙卑；另一方面“孔隙”提供某種直覺性的留白空間，正如阿穆斯教授提到的視角性/洞見，遭臨不确定之“湍流”（turbulence），也非絕然不可意會此中流向[同為貢布裡希與伯克訪談中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