霍夫施塔特對彬彬有禮的迷戀，對極右翼的恐懼，導緻了他對溫和派共和黨人的高估。他傾向于将政治想象為一場競賽，在這場競賽中，理智的溫和派受到極端主義者的全方位攻擊，他選擇性地（并非完全誠實地）描繪了左翼的社會運動——這些都是抵制自由主義的标志，這是一種在特朗普時代嶄露頭角的社會類型。閱讀這部選集時，你很容易想象霍夫施塔特是在為《大西洋月刊》或《紐約時報》撰寫專欄文章，警告民粹主義和反智主義的危險，強調所有優秀的溫和派團結在一起的必要性。
作者｜吉特·希爾
翻譯｜魏崴
校對｜陳楊
全文共 14476 字，閱讀大約需要 48 分鐘
2020年，美利堅人文經典叢書推出了一部霍夫施塔特文集。《國家》（The nation）雜志專欄作者吉特·希爾（Jeet Heer）為其撰寫了書評，其主要強調，“這部選集忽略了許多霍夫施塔特早期的作品，尤其是對《美國思想中的社會達爾文主義》（Social Darwinism in American Thought）和《美國政治傳統及其締造者》（The American Political Tradition）等作品進行了非常有選擇性的描述，迎合了目前溫和派自由主義者的反民粹主義情緒，拒不向讀者介紹界定霍夫施塔特前半段生涯的更為激進的思想……
而隻有了解了霍夫施塔特的生平之後，我們才能明白為什麼他後來擁護自由共識及反民粹主義政治的選擇是可以了解的——但同時也是緻命的錯誤……還有一位更激進的霍夫施塔特，他非常清楚自由主義的危險，即沉溺于對過去成就的懷念之中，無法适應目前的現實，也無法創造一個更民主的未來。這位霍夫施塔特花了很多精力和智慧來證明，如果沒有左翼的推動，自由主義是多麼容易僵化為對現狀的反射性防禦。”
1968年，在那個漫長又炎熱的夏天裡，哥倫比亞大學和美國的其他地方一樣，陷入了四分五裂的窘境。曆史學家理查德·霍夫施塔特（Richard Hofstadter）似乎是唯一一個能把這所處于崩潰邊緣的學校團結起來的人。反戰激進分子要求哥倫比亞大學結束與五角大樓的親密關系。其他抗議活動人士則譴責哥倫比亞大學對那些哈萊姆鄰居們的傲慢與漠視，首當其沖的便是建在晨邊公園（Morningside Park）近旁的體育館——這個被戲稱為“吉姆·克勞”（Gym Crow）的體育館，為哥倫比亞大學學生和哈萊姆社群居民設定了不同的入口，并且其設施的使用也存在不平等，因而受到種族隔離的指控。與哥倫比亞大學的行政部門進行了為期數月的正面沖突後，學生們占領了校園大樓，而學校則威脅要報警，這也正是時任哥倫比亞大學校長格雷森·柯克（Grayson Kirk）在那年春天的所作所為。最終，700多人被捕，近400人投訴警察（在抓捕學生的過程中）存在暴力執法行為。
在畢業典禮即将到來之際，很難想象，大家嗤之以鼻的柯克校長會在畢業典禮上發表演講。于是，哥倫比亞大學的行政官員們轉向霍夫施塔特尋求幫助，請他在聖約翰天主教堂（Cathedral of St. John the Divine）舉行的畢業典禮上發表演講。在學校裡，保守派、自由派以及許多（雖然不是全部）激進分子都特别尊敬霍夫施塔特。對于保守派和自由派來說，他是學校學術和服務的中流砥柱。在激進分子看來，他是少有的會傾聽他們抱怨的教授——以至于在學生占領漢密爾頓大廳（Hamilton Hall）後，他們給他留了一張紙條，上面寫着：“解放的力量最終決定，不破壞你的辦公室（因為你不是他們中的一員）。”人們希望霍夫施塔特的演講能給這個春天的動蕩帶來一些安甯和解決之道。
1968年哥倫比亞大學學生抗議運動（Columbia University protests of 1968）
面對在長凳上坐立不安的同僚和學生，霍夫施塔特基本上成功地做到了這一點，他在這個場合恰如其分地表達了他的盡職盡責。他認為哥倫比亞大學是經過時間檢驗的、理性讨論的避風港灣，他也承認學生們的不滿是公正的，并呼籲“和解”以及尋求“安穩、和平和互信”。黛安娜·特裡林（Diana Trilling）是聽衆中的一員，她在聆聽演講的過程中哭了。霍夫施塔特的許多同僚也被他铿锵響亮的辭藻打動。但并非在場的每個人都是這種感受：一大群學生在他演講到一半時走了出去，并在校園裡組織了一次反畢業典禮行動。在那裡，埃裡希·弗洛姆（Erich Fromm）和德懷特·麥克唐納（Dwight Macdonald）等老左翼激進分子加入了他們的行列，他們發表演講譴責現有自由秩序的失敗。弗洛姆斷言，在這些時候，如果你沒有失去理智，那就意味着你沒有理智。他的說法并非完全錯誤：就在霍夫施塔特演講幾個小時後，加州傳來了羅伯特·肯尼迪（Robert F. Kennedy）被槍殺的消息。
霍夫施塔特自己的生命也不幸被截斷了。兩年後，54歲的他因癌症去世。霍夫施塔特的一生有點類似于羅伯特·肯尼迪，他幫助描繪了20世紀美國自由主義的起起落落。霍夫施塔特生于1916年，在大蕭條時期成年，當時勞工激進主義和社會民主主義運動浪潮高漲，他恰好見證這些運動對工作場所平等的推動和對白人至上主義的挑戰。在冷戰初期，霍夫施塔特與他懼怕的右翼複仇主義者（revanchist right）作鬥争，當他信奉的溫和派自由主義遭到攻擊時，他發現自己也無能為力。
也許正是因為這些經曆，在他去世整整50年後，霍夫施塔特的遺産仍像他生前所宣稱的自由主義一樣飽受争議。對于自由派學者和更傳統的政治曆史學家來說，他建立了一個久經考驗的架構來了解自由主義傳統取得的成就以及它經常遭受到的诘難。他贊揚兩黨制，鼓吹兩黨團結友好，并警告極端主義意識形态的危險。但對于激進主義者和他之後的那一代社會曆史學家來說，霍夫施塔特代表了自由派政治和曆史書寫中的諸多弱點。在他們看來，不僅他的中間路線（centrism myopic）目光短淺，就連他的曆史編纂方法也是如此。他們認為，他忽視對檔案材料進行研究，隻關注社會上層人士，對他所批判的草根社會運動往往隻有簡單粗略的了解。
部分圍繞霍夫施塔特遺産的争議，是由于大家都把問題簡單化了。霍夫施塔特的敵人和朋友，都傾向于将他劃入在冷戰時期活躍的共識派曆史學家陣營。以路易斯•哈茨（Louis Hartz）和丹尼爾•布爾斯廷（Louis Hartz）為代表的共識派史學家認為，大多數美國人都共享同一種意識形态，這種意識形态超越了黨派分歧，使美國得以避免歐洲政治中典型的兩極分化。把霍夫施塔特與哈茨和布爾斯廷相提并論，并非沒有道理。畢竟，要了解霍夫施塔特在20世紀50年代和60年代的作品，一個簡單的記憶方法是，他珍愛以字母C開頭的單詞：“禮讓”（comity）、“妥協”（compromise）、“調解”（conciliation）、“謙恭”（civility）。相反地，以P開頭的詞語讓他撅起了嘴唇:“民粹主義”（populism）、“抗議”（protest）、“偏執”（paranoia）、“人民陣線”（popular front）。
其實，霍夫施塔特是在他職業生涯的中途才成為共識學派的同道中人。在他最早闡述這一觀點時，這是一種指明制約美國民主因素的方法。對年輕的霍夫施塔特來說，為美國政治設定了界限的自由共識，阻止了這個國家超越過時的、金錢至上的個人主義，向一個真正的民主國家邁進。
事實上，他批評美國共識是一種意識形态束縛。這一批判如此令人信服，以至于不可避免地引發了對他個人思想轉變的質疑：一個對美國階級和種族的痛苦分歧如此警覺的思想家，是如何成為自由共識的忠實擁護者的？他是如何從美國民主局限性的全面批判者，搖身一變成為民粹主義的頭号敵人的？
《美利堅人文經典叢書：霍夫施塔特文集》（RICHARD HOFSTADTER: ANTI-INTELLECTUALISM IN AMERICAN LIFE; THE PARANOID STYLE IN AMERICAN POLITICS; UNCOLLECTED ESSAYS 1956-1965 by Richard Hofstadter, edited by Sean Wilentz, LIBRARY OF AMERICA, 2020）
美國國家圖書館新近收藏了一批霍夫施塔特的作品，曆史學家肖恩·威蘭茨（Sean Wilentz）将其編輯成書并做了介紹，幫助我們回答了這些問題。順着霍夫施塔特文章和著作留下的脈絡，追尋他的智識和政治生涯，我們能夠更好地了解霍夫施塔特反民粹主義思想的起源及演變。然而，這部選集忽略了許多霍夫施塔特早期的作品，尤其是對《美國思想中的社會達爾文主義》（Social Darwinism in American Thought）和《美國政治傳統及其締造者》（The American Political Tradition）等作品進行了非常有選擇性的描述，迎合了目前溫和派自由主義者的反民粹主義情緒，拒不向讀者介紹界定霍夫施塔特前半段生涯的更為激進的思想。盡管在他早期作品和年輕時的左派經曆中，霍夫施塔特對群衆運動和激進政治的批判就已經萌芽，但是這部選集隻展示冷戰自由主義，這一思潮在冷戰後才完全興起，霍夫施塔特對左翼的不滿和對壓迫的恐懼在當時結合在一起，形成了他後來的作品中展現出來的暴躁的精英主義風格。隻有了解了霍夫施塔特的生平之後，我們才能明白為什麼他後來擁護自由共識及反民粹主義政治的選擇是可以了解的——但同時也是緻命的錯誤。
霍夫施塔特出生于紐約州布法羅市，父親是猶太人，母親是基督徒。家長們不太看重他的猶太血統，是以在霍夫施塔特成長的過程中，這個家庭基督教的一面占據更主要的地位：他在路德教會接受洗禮，在唱詩班唱歌，為了取悅一位過分熱心的阿姨（這是多此一舉），他成為聖公會的教徒。但是家庭内部的文化鬥争讓他從小就敏銳地意識到，宗教和種族差異是一種巨大的分歧，甚至可以導緻政治差異。這也是他後期作品的核心主題。
20世紀20年代的生活經曆也培養了霍夫施塔特這種洞察力。當時，經濟問題讓位于關于身份、信仰和地位等更加根本性的鬥争。霍夫施塔特在一個被文化戰争吞噬的美國長大，這個時代的标志是斯科普斯案（Scopes monkey trial）、1924年的《移民法案》（the Immigration Act of 1924）、第二代3K黨的流行以及定義1928年總統選舉的頑固的本土主義。在這場選舉中，反天主教主義者（anti-Catholicism）幫助赫伯特·胡佛（Herbert Hoover）擊敗了前紐約州州長阿爾·史密斯（Al Smith）及他對大城市包容性的願景。
當霍夫斯塔德在布法羅大學就讀時，他和他的許多同齡人正被一套不再僅僅是文化性質的分裂所定義。如果說霍夫施塔特心目中的英雄門肯（H.L Mencken，《美國語言》的作者，以挖苦諷刺的語言風格而聞名于世）讓他明白了在文化鬥争的時代尖銳的批評帶來的喜悅，那麼大蕭條則讓他明白了階級政治的現實。“首先，你必須決定自己是馬克思主義者還是美國自由主義者，”霍夫施塔特回憶說。“我讀大學的時候，以為自己是個馬克思主義者，我從馬克思主義的研究中學到了很多東西。”
與極具煽動性的費裡斯·斯瓦多斯（Felice Swados）的關系，加快了霍夫施塔特思想上的激進轉變。霍夫施塔特在1933年與斯瓦多斯結識，并于1936年與其結婚，此後不久他進入哥倫比亞大學攻讀碩士研究所學生。作為共産黨下屬的全國學生聯盟的一員，斯瓦多斯比霍夫施塔特更善于煽動群衆。她寫了一本低俗小說《狂怒之家》（House of Fury），講述被囚禁的十幾歲女孩（最終被改編成電影《改革派女孩》）的故事。斯瓦多斯對政治激進主義的獻身精神激勵霍夫施塔特在1938年加入共産黨。即便如此，他時常陷入書生氣十足的沖突之中，他這樣做更多是出于對現實的絕望，而不是對未來的積極希望。“我讨厭資本主義及其一切衍生物，”他在1939年寫給他的内弟哈維·斯瓦多斯（Harvey Swados）的信中寫道。哈維·斯瓦多斯和他的姐姐一樣，是一位初露鋒芒的激進派作家。“但我也讨厭組成共産黨的那些面帶傻笑的、教條主義的、帶有宗教般頭腦的爪牙。”
對霍夫施塔特來說，導緻他對黨内所謂的爪牙不信任的，不僅僅是蘇聯清洗運動的殘酷或約瑟夫·斯大林外交政策中明顯帶有的犬儒主義色彩，也是因為他認為左派的智識先鋒運動在推動一種對自身不利的文化上的庸俗主義（cultural philistinism）。霍夫施塔特與阿爾弗雷德·卡津（Alfred Kazin）等紐約知識分子交上了朋友，并且接受了他們将反斯大林主義和文化精英主義（cultural elitism）進行的結合。
對他們來說，人民陣線不僅代表了多蘿西·蘭格（Dorothea Lange）或伍迪·格思裡（Woody Guthrie）的積極成就，更多時候，它還代表了對粗糙的現實社會主義（socialist realism）的推進——霍夫施塔特在往後的歲月裡對其嗤之以鼻，稱之為“席卷了1930年代許多美國知識分子的可悲的無産階級主義”。
霍夫施塔特作為共産主義者的時間是短暫的。1939年，他退出了共産黨，盡管直到20世紀40年代，他仍稱自己為激進分子，但他對共産黨的排斥已固化為對勞工運動的全面不信任。大衛·布朗（David S. Brown）在他精彩的霍夫施塔特傳記中寫道，在這一時期，霍夫施塔特開始相信，“如果勞工們真的接管了一切······那麼像他和斯瓦多斯這樣的人會因為他們的知識習慣、批判本能和小資産階級背景而淪為受攻擊的目标。”“我們不是勞工，也不可能成為勞工，”霍夫施塔特對他的姐夫解釋說，“勞工那裡沒有我們的位置。”總之，我們是小資産階級知識分子，我們和勞工階級之間有某種固有的疏離感。”在另一封信中，他寫道：“我們是沒有地方可去的人。”
斯瓦多斯對此并不贊同。對她來說，反斯大林主義并不意味着拒絕勞工階級政治和社會主義；它隻是指出了一種根植于工廠中草根激進主義的更為民主的政治需要。但霍夫施塔特對社會主義已經喪失希望，對大衆政治也愈發懷疑，他得出的結論是，在戰後的年代裡，他的最佳選擇是完全避免政治激進主義，專注于他的曆史研究。“我的性情相當保守。”他在一封信中解釋了自己為何對簽署一份請願書持懷疑态度，這份請願書反對讓一位據稱同情西班牙法西斯獨裁者佛朗哥的學者當選為美國曆史協會會長。“我想，從根本上講，我是個激進分子，這隻是因為我不能用其他方式發揮智力，而不是因為我有真正的激情。”（這一評價得到了卡津的呼應，卡津當時認為霍夫施塔特是“一個激進時期的秘密保守派”。）
公平地說，霍夫施塔特所描述的“膽小”性格是在政治和專業選擇有限的時期求得生存的必要政策。斯大林主義是一場噩夢，但作為一名前共産主義者和猶太人，霍夫施塔特認識到麥卡錫主義和反猶太主義也是夢魇般的存在。作為哥倫比亞大學的一名研究所學生，他确信自己的猶太人身份讓他失去了原本應該發給他的助學金。不僅如此，多年後，當他在馬裡蘭大學任教的同時，他卻失去了約翰·霍普金斯大學的教職，因為曆史系擔心，校長會“在發現霍夫施塔特有一半猶太人血統時制造麻煩”，霍夫施塔特的一位朋友這樣寫道。加入共産黨的經曆意味着他總是容易被國會調查人員帶走。1941年，在城市學院找到第一份全職教師工作後，他發現之前的幾位教師，包括曆史學家傑克·方納（Jack Foner），都因為是共産主義者而遭到校方解雇（學校顯然不知道霍夫施塔特的過去）。
1945年，費裡斯·斯瓦多斯死于癌症，留下霍夫施塔特獨身一人撫養他們年幼的孩子。在那時，作為一個帶小孩的單身父親，霍夫施塔特的未來充滿了不确定性，他曾考慮過離開學術圈，進入新聞業。但随後出現了一個意想不到的機會：1946年，當國家驅散戰争的陰霾重歸和平時，霍夫施塔特得到了哥倫比亞大學的工作邀約。第二年，他娶了比阿特麗斯·凱維特（Beatrice Kevitt）為妻。她是一位戰争遺孀和天才編輯，在霍夫施塔特的作品創作中發揮了重要作用。在對他個人來說這段跌宕起伏的歲月裡，霍夫施塔特大獲全勝，甚至還出版了兩本能夠重塑美國曆史的著作。
霍夫施塔特和阿特麗斯，大約1958-59年（圖檔來自紐約州立大學布法羅分校檔案館）
曆史研究幾乎總是有俄狄浦斯情結的一面。為了在這個世界上尋找到屬于自己的路，曆史學家時常将自己與幫助他們成長的前人作比較。霍夫施塔特是在所謂“進步主義曆史學家”的指導下成為曆史學家的——最直接的是與他通信的查爾斯·比爾德（Charles Beard），以及弗雷德裡克·傑克遜·特納（Frederick Jackson Turner）和弗農·帕林頓（Vernon Parrington）——霍夫施塔特正是試圖推翻他們的研究，以此來顯示自己研究成果的獨創性。
比爾德、特納和帕林頓在他們的開創性著作中，将美國曆史定義為一系列人民與特殊利益集團之間的激戰。正如帕林頓在《美國思想史》（Main Currents in American Thought）的拟稿中所解釋的那樣，“一方是目前貴族的政黨——教會、紳士、商人、奴隸主或制造商的政黨；另一方則是普通群眾的政黨——農民、村民、小商人、技工、無産階級的政黨。前者一直試圖限制群眾的權力，以便讓少數人掌握政府的控制權，進而為特殊利益服務，後者試圖擴大群眾的權力。”
從激進左派中脫胎的霍夫施塔特，開始對美國進步主義者對階級沖突的看法感興趣，但他對他們的說法有兩種批評意見：第一，它沒有解決宗教、族群（ethnicity）、種族等“共性”内部的分歧；其次，它未能回答所有馬克思主義者努力解決的問題——統治階級如何在階級社會中保持主導地位？
從霍夫施塔特的角度來看，兩黨看起來并非不共戴天的仇敵，甚至有很多共同之處：兩黨均由緻力于保護财産權的白人新教徒組成。普通群眾與特殊利益集團的二進制劃分也未能解釋白人新教多數派與各少數族裔之間的沖突。種族主義是美國曆史的一個決定性問題，但自由主義對個人主義的持續支援，也阻礙了社會問題的解決。為了證明這一點，霍夫施塔特在其哥倫比亞大學的碩士論文中專門對新政中的左翼進行了批判研究，認為富蘭克林·羅斯福的農業政策鞏固了白人土地所有者的權力，但是卻犧牲了黑人自耕農的利益。1944年，霍夫施塔特在《黑人曆史雜志》上發表一篇重要文章，在相關問題上走得更遠——他認為傑出的奴隸制學者烏爾裡希·菲利普斯（Ulrich B. Phillips）的研究充滿了種族主義的假設。實際上，杜波依斯（W.E.B. Du Bois）和其他黑人學者早已指出這一點，但是霍夫施塔特對此再次進行了重申。而且，他在自己的第一本書《美國思想中的社會達爾文主義》中，還指出了這些種族主義假設如何在美國社會思想中普遍存在。
《美國思想中的社會達爾文主義》
對意識形态的強調是霍夫施塔特對進步主義曆史學家激進批評的核心。進步主義曆史學家認為在物質利益上的競争是社會沖突的驅動力，而霍夫施塔特堅持認為這種沖突也發生在社會思想領域。意識形态對于解釋進步主義學派經常忽略的悖論至關重要：如果曆史是人民與特殊利益之間的鬥争，那麼少數資本家到底是如何維持他們的統治的？
20世紀的馬克思主義者對這個問題最令人滿意的答案是安東尼奧·葛蘭西（Antonio Gramsci）的文化霸權理論，他在《獄中劄記》（Prison Notebooks）中對此進行了闡釋。葛蘭西認為，以看似非強制性的方式訓練公衆對現有政治體系的忠誠，是維持資本主義秩序的核心。霍夫施塔特當時并未引用這一看法，因為那時《獄中劄記》尚未翻譯成英文。相反，像同時代人的許多人一樣，霍夫斯塔不得不成為魯濱遜·克魯索（Robinson Crusoe）般的馬克思主義者，受當時陳腐社會環境的束縛，他隻能赤手空拳制定基本的理論架構。實際上，他對文化霸權的看法是共識理論的基礎。
《美國思想中的社會達爾文主義》描繪了共識理論的一個特别衰微的階段，但在1948年出版的《美國政治傳統及其締造者》（The American Political Tradition and the Men Who Made It）中，他為美國曆史上的自由共識提供了一幅完整的肖像。表面上看，這本書似乎打破了慣常的政治曆史論調：《美國政治傳統及其締造者》提供了從獨立革命到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美國曆史概況，通過刻畫一系列尖酸刻薄和修正主義的形象，介紹了從開國元勳到羅斯福總統的所有人，這些文字的粗魯無禮一點兒也不亞于門肯。但作為美國的葛蘭西，霍夫施塔特對主導美國政治的霸權提出了強有力的控訴，并認為霸權的反對者正在不斷湧現。
在簡短但寬泛的前言中，霍夫施塔特總結了該書的基本論點：私有财産神聖不可侵犯，個人處置和投資财産的權利，機會均等的價值，以及在廣泛的法律範圍内，讓自我利益和自我主張自然演變為良善的社會秩序，已經成為美國政治意識形态的主要原則。這些信念在很大程度上為傑斐遜、傑克遜、林肯、克利夫蘭、布萊恩、威爾遜和胡佛等政治家所共有。他用尖刻的話語為這一遺産貼上了标簽：“這是貪婪的，而不是博愛的民主。”
霍夫施塔特擅長于發現悖論，他經常颠覆人們對美國上司人的普遍刻闆印象。在約翰·卡爾霍恩（John C. Calhoun）為奴隸制辯護的書中發現一種原始的馬克思主義階級批判思想，在伍德羅·威爾遜（Woodrow Wilson）的進步主義改革中發現隐秘的保守主義思想。與霍夫施塔特反傳統的激進主義相一緻的是，溫德爾·菲利普斯（Wendell Phillips，激進廢奴主義者）看起來是那麼的令人欽佩，但是這位貴族煽動者的廢奴主義和社會主義思想卻使他脫離了傳統。
雖然《美國政治傳統及其締造者》的不敬和激進可能冒犯了保守派，但它那些令人捧腹的袖珍傳記故事卻使它成為教室裡的寵兒。在過去70年裡，它的銷量超過了100萬冊。它不僅僅是一系列的簡介，還講述了以自由财産權為基礎的個人主義這一意識形态崛起，并占據統領地位的故事。國父們将其寫進了憲法。安德魯·傑克遜時代，為了适應大衆民主政治，或者說至少是白人男性民主政治的需要，這種意識形态适時進行了調整。内戰前夕，它首次面臨存續危機，因為它此時開始分屬于兩大陣營，兩套關于财産和個人發展的理論體系：其一由南部把持（對奴隸擁有的所有權是财産權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另一種由北部掌握（自由隻能建立在自由勞動的擷取性個人主義之上）。
内戰之後，企業合并的興起引發了一場關涉個人财産權的危機，而在大蕭條時期，最初的機會主義者羅斯福以一種大雜燴式的創新作為回應，幫助為新的自由共識創造空間，使其更适應那個時代。第二次世界大戰後，霍夫施塔特堅持認為，美國似乎正不安地摸索着走向新的自由表達方式，即承認在工業資本主義體系下，社會的需要能夠而且應該超越财産權為中心的個人主義的限制。
《美國政治傳統及其締造者》
[美]理查德·霍夫施塔特 著
王世憲 譯
商務印書館2010年12月版
《美國政治傳統及其締造者》出版至今已有七十年之久，它講述的美國故事仍然令人信服。這本由當時思想依然激進的霍夫施塔特撰寫的書，認為重新振興的新政自由主義也許能夠履行社會民主和種族平等尚未兌現的承諾。1965年，約翰·劉易斯（John Lewis）在塞爾瑪遊行時把這本書放在背包裡，這絕非偶然（霍夫施塔特作為曆史學家代表團的成員參加了第二次遊行）。在《美國政治傳統及其締造者》中，霍夫施塔特找到了一種在激進的頭腦和保守的心靈之間保持超乎尋常平衡的方法。他對以自由财産權為基礎的個人主義的穩固性有着清晰的認識，同時也洞悉其弱點——這一觀點正好處于他青年時期信仰的馬克思主義與20世紀中期信奉的自由主義的之間的中間地帶。如果那時的他繼續尋求新的自由共識，那麼《美國政治傳統及其締造者》這本書很有可能成為戰後激進主義和自由主義思想開始融合的标志。但是，事實正好相反，它恰恰走向了某種終結：到成書之時，霍夫施塔特已經對這種新的思想融彙得以實作所必需的社會運動警覺起來，在随後的著作中——從《改革的時代》到《美國生活中的反智主義》，再到《美國政治的多疑症風格》——他開始突然退縮到一種古怪的反民粹主義中間路線上。
起初，霍夫施塔特的反民粹主義發端于一種恐懼。1950年，約瑟夫·麥卡錫（Joseph McCarthy）成為全國性的著名人物，這使他感到恐懼。這位威斯康星州參議員成功地成為了煽動者，這表明自由共識很容易瓦解，讓位于由被憤怒和仇恨的火焰蒙蔽雙眼的烏合之衆所主導的無序政治，而像霍夫施塔特這樣的前激進分子很容易受到影響。曆史學家威廉·勒赫滕伯格（William Leuchtenburg）當時是哥倫比亞大學的一名研究所學生，他回想起“麥卡錫主義如何導緻了霍夫施塔特開始不信任大衆的思想”。
霍夫施塔特思想上向自由主義中心（liberal center，也就是前文提到的溫和派自由主義）的轉變，在《美國政治傳統及其締造者》之後出版的著作中——如1955年的《改革的時代》——就已經有迹可循了。在《改革的時代》中，他對美國知識分子日益增長的保守主義傾向感到高興。他寫道：“1952年，像阿德萊•史蒂文森（Adlai Stevenson）這樣謹慎冷靜的紳士在他們中間激起了極大的熱情，這就是這種保守主義最突出的證據。”“史蒂文森本人在競選過程中說，自由黨人已經成為我們這個時代真正的保守派。”
霍夫施塔特是史蒂文森最樂觀的支援者之一。他認為，這位伊利諾伊州州長“具有主流悲劇英雄人物的形象和感染力，而知識分子們則傾向于把他的事業和他們自己的事業聯系在一起。”史蒂文森很有智慧，他把教授們對這種狂熱的迷戀描述為“書呆子的狂喜”。但這并沒有阻止霍夫施塔特，他堅持認為與“杜魯門政府的尴尬”，比如他“對華爾街的無恥誘惑”相比，史蒂文森的溫文爾雅是更受歡迎的。
像許多自由主義者一樣，霍夫施塔特似乎并沒有為此而煩惱：從民權問題（史蒂文森曾提出“反南部主義”可與“反黑人主義”相提并論）到勞工問題（他支援《塔夫脫-哈特利法案》），再到社會民主項目（他反對公共住房，并不支援聯邦對教育的援助以及聯邦健康保險），史蒂文森比杜魯門都要更加保守。但是至少在霍夫施塔特眼中，史蒂文森令人稱贊的是，在一個兩極分化的美國，他代表了一個恭謙禮讓的形象，避免了黨派之間的無序紛争，他甚至這樣評價那位即将在兩場總統選舉的第一場中與自己競争的對手：“現在沒有人能擊敗艾森豪威爾，而且，我看不出有任何理由要擊敗艾森豪威爾。”
在霍夫施塔特看來，史蒂文森證明了自由派是真正的保守派，不僅因為他們已經開始認識到延續傳統、保持穩定的必要性，還因為他們的敵人，秉持麥卡錫主義的複仇者們，才是真正的激進分子。從某種程度上來說，他沒有錯，因為麥卡錫主義者們的确是極端分子。但在提出這一觀點時，霍夫施塔特也颠覆了自己的共識理論。他現在相信，這種共識與其說是一種束縛，不如說是一塊盾牌，它夾在像他這樣的自由主義知識分子、他的同侪與烏合之衆之間。霍夫施塔特在1964年發表在《邂逅》（Encounter）雜志上的文章中解釋道：“盡管美國憲法最初很有獨創性，但如果沒有後來的兩黨制作為補充，那麼它對于這個龐大的大陸國家的政府來說，仍然是不夠的，因為這個國家存在各種各樣的利益糾葛，有着難以駕馭、時常具有暴力傾向的人民群衆。”而那些“難以駕馭、時常具有暴力傾向的人民群衆”，隻能由緻力于妥協和禮讓的開明精英制服。
在向中間派靠攏的同時，他開始害怕他年輕時作為激進分子可能會參與的那些運動——那些尋求形成一種新的平等主義共識的運動。“民粹主義”成為他對這些運動的統稱，他認為這些運動傾向于極端主義、陰謀論和反智主義。霍夫施塔特也不是唯一一個這樣做的人：他加入了一個聯系緊密的學者團體，這些學者大多來自哥倫比亞大學和哈佛大學，從事社會科學工作，他們在20世紀50年代走到一起，對麥卡錫主義中蘊含的反民粹思想進行了解釋分析。丹尼爾·貝爾（Daniel Bell）是這個反民粹主義團體的領袖，這個團體因為強調禮讓而被稱為多元主義者（pluralists），其中包括社會學家西摩·馬丁·李普塞（Seymour M. Lipset）和愛德華·希爾斯（Edward A. Shils）。
許多多元主義者在政治和社會上的發展軌迹都與霍夫施塔特頗為相似：年輕時期是激進主義者，在經曆了戰後的資産階級化和中年時期之後，又開始疏離左翼團體（到20世紀50年代，霍夫斯塔德在哥倫比亞大學已經很有名氣，他在科德角有了第二個家，并把孩子們送到當地的私立學校讀書）。這些曾經激進的知識分子現在正在幫助維持自由主義和反共的現狀。在20世紀50年代初，中央情報局的前沿組織共和國基金（Fund for the Republic）甚至出資向輿論制造者們分發了一篇霍夫施塔特的反民粹主義文章，共計2.5萬份。
參與到50年代中期自由主義的多元化和反共主義項目，使得霍夫施塔特得以與一些美國主要的社會理論家合作，例如貝爾和李普塞等人，他開始越來越多地借鑒這些人在社會學領域的研究，将威權人格（authoritarian personality）、偏執（paranoia）和身份焦慮（status anxiety）等理論概念應用到自己的研究中。這種不加選擇地借鑒（magpie borrowings，韋伯斯特詞典中講，‘magpie’一詞包含有one who collects indiscriminately的含義）有助于霍夫施塔特将他的曆史研究推向文化分析領域，但從另一方面來說，他過于草率地将未被充分消化的範疇應用于曆史角色，削弱了自己從曆史角色自身的眼光來看待他們的能力。此外，他還有選擇性地應用了這些理論，在探讨群衆運動時，總是把社會精英描述為完全純粹理性和務實的。
《改革的時代》
《改革的時代》這本書，是霍夫施塔特第一次用他那日益反民粹主義的理論架構重塑美國曆史的全面嘗試。這本書對19世紀90年代的平民黨（the populist party）以及随後由此産生的平民主義和進步主義文化進行了充滿敵意的描繪，把美國最重要的民主化運動之一描繪成一群狂熱、偏執的暴徒的産物。
以前的曆史學家大多對平民黨人持正面看法，認為他們引領了一場激進的改革運動，打擊了鍍金時代富豪和銀行家對美國的統治。霍夫施塔特卻反駁說，平民黨人往往是不理智的，并且時常陶醉于一種站不住腳的懷舊情緒，他們的經濟問題很大程度上是他們自己的錯，他們傾向于不切實際的貨币理論，如金銀複本位制，而且他們經常把城市居民，尤其是猶太人當作替罪羊。《改革的時代》這本書給人的印象是，平民黨人很像詹姆斯·迪基（James Dickey）的小說《解放》（Deliverance）中居于窮鄉僻野的那種人物，他們試圖向身處都市的老于世故者複仇。
霍夫施塔特并不否認，在經曆麥卡錫主義之後，他對平民黨人及其繼承人的敵意增多了。他寫道：“我自己的興趣已經被吸引到平民主義和進步主義，尤其是平民主義的那一面，這似乎非常強烈地預示了我們這個時代古怪的僞保守主義（pseudo-conservatism）的某些方面。”即便如此，他也不願意贊賞平民黨人及其精神在美國政治中所引發的積極的民主繁榮，堅持認為“平民黨人的思想在我們這個時代得以幸存，部分原因是地區性的不滿，群眾和民主的叛逆，懷疑論以及本土主義的暗流湧動”。
霍夫施塔特在思想上越傾向于反平民黨人，他的論調聽起來就越像他心中首屈一指的文學英雄門肯。從好的方面來說，霍夫施塔特的文章如門肯一般脈絡清晰、擲地有聲、熱情活潑。但在最糟糕的情況下，它充滿了巴爾的摩聖人的惡習：有如大師般自鳴得意（the burgomaster complacency），傾向于用諷刺和謾罵代替分析論證。在這本書中，沒有任何地方可以看出19世紀末期極為殘暴的勞動者償債制度。霍夫施塔特曾一度暗示，如果農民們夠聰明的話，他們将遵循“商界常見的慣常政策”。但這并沒有發生，因為“當經濟持續不景氣時，農民往往會拒絕自己的商業角色以及與之相關的失敗，退回到受傷的小自耕農的角色。”
一個簡單的事實是，這些個“受傷的自耕農”是否擅長做生意并不重要。超級富豪們巨額财富的累積對農民來說十分不利，這使他們痛苦不堪，因為金本位制（得到兩黨政治精英的支援）奠定了内戰後幾十年内通貨緊縮的貨币政策基調，這意味着無論農民做什麼，都将陷入更深的債務中——鐵路等關鍵行業的企業合并加劇了這種情況。平民黨運動并沒有被一些奇思妙想所吸引，而是推動了一系列本可以改善大多數美國人命運的貨币政策（紙币和金銀複本位制）。事實上，與他們的富豪對手相比，平民黨人擁有更好的政治和經濟理念。
霍夫施塔特最具煽動性的指責是：“綠背紙币黨（美國早期政黨，旨在維持或增加紙币流通量，代表中下層農耕者利益）傳統激活了美國現代流行的大多數反猶太主義。”他補充說：“我相信，美國現代反猶太主義的完整曆史将揭示其實質性的平民主義血統。”可以肯定的是，一些平民主義的信奉者和宣傳家的思想中的确存在反猶太主義傾向，但是正如範·伍德沃德（C.Vann Woodward）在1963年寫給霍夫施塔特的信中所說，他的書給人“這樣一種印象，就好像本土主義和種族主義是貧困和半文盲的平民黨人特質。我認為應該指出的是，這些偏見在新英格蘭貴族和東海岸的知識分子精英群體中非常盛行。”伍德沃德還可以補充說，霍夫施塔特所經曆的反猶太主義不是來自為反對壟斷而奮鬥的平民黨農民，而是來自高調的哥倫比亞大學和約翰·霍普金斯大學，在那裡，伍德沃德得到了霍夫施塔特曾經沒有得到的職位。是以，不證自明的是，并不是平民黨人在常春藤聯盟中創設了反猶太人的限制條款。
1959年，伍德沃德在為《美國學者》（The American Scholar）雜志撰寫的一篇文章中進一步指出，霍夫施塔特的反平民主義導緻他淡化了這樣一個事實，即平民黨是後重建時期為數不多的将美國白人和黑人團結在一起的政治團體之一。這種跨種族的團結雖然是脆弱的，并且沒有持續多久，但卻一度繁榮起來。霍夫施塔特隻在一句話中承認了這一點，這句話顯然起着保護性附帶條款的作用。
當然，所有的曆史著述都是暫時性的，都受到新的證據和論點的影響。但霍夫施塔特的反平民黨人的作品比大多數作品更容易受到攻擊，因為它們建立在令人震驚的薄弱證據基礎上。霍夫施塔特在撰寫《改革的時代》時，更多是作為埃德蒙·威爾遜（Edmund Wilson，美國著名評論家和作家，曾任美國《名利場》和《新共和》雜志編輯、《紐約客》評論主筆）式的散文家，而非一位學者；霍夫施塔特很少查閱原始檔案，他稱那些查閱原始檔案的人是“紮進檔案堆裡的老鼠”。在描寫總統和政治領袖時，這是一種可以接受的做法，正如他在《美國政治傳統及其締造者》中所做的那樣。但是，要想對真正的草根運動進行大範圍概括，唯一的方法就是對其進行深入研究，從舊報紙群組織者的私人檔案中不斷挖掘論證材料。
然而，霍夫施塔特并沒有那麼做。他依靠這個時期的一些作家的作品，描繪出一幅不完整的畫面，卻對平民黨運動興起的社會和經濟背景并不敏感，而他自己也承認，這些作家往往是“鄉巴佬”，但不一定能“代表農民自身”。霍夫施塔特的寫作思路，好比有人寫一本關于特朗普時代政治左翼的書，隻關注瑪麗安·威廉姆森（Marianne Williamson）的新時代理論、路易絲·門施（Louise Mensch）的陰謀論推文以及邁克爾·摩爾（Michael Moore）似是而非的氣候變化紀錄片。
霍夫施塔特所回避的基礎性研究工作将由他之後的一批曆史學家來完成。反駁霍夫施塔特的主要作品包括沃爾特·紐金特（Walter T.K. Nugent）的《寬容的平民黨人》（The Tolerant Populists）、勞倫斯·古德溫（Lawrence Goodwyn）的《民主的承諾》（Democratic Promise）、布魯斯·帕爾默（Bruce Palmer）的《金錢之上的人》（Man Over Money）、邁克爾·卡津（Michael Kazin）的《一個神聖的英雄》（A Godly Hero）和查爾斯·波斯特爾（Charles Postel）的《平民黨人的願景》（The Populist Vision）。正如古德溫在1991年指出的那樣，“今天，霍夫施塔特的解釋為堆積如山的相反論證所掩埋。”古德溫的著作是将平民黨人視為激進民主主義者這一解釋的強勢複蘇。
霍夫施塔特對複仇主義右派（the revanchist right）的研究同樣存在缺陷。無論是關于麥卡錫主義、約翰·伯奇協會（John Birch Society），還是巴裡·戈德華特（Barry Goldwater）的總統競選，霍夫施塔特都會反複地把與之相關的人員描述成邊緣極端分子，與受人尊敬的主流保守主義勢力受到的評價截然不同。于是，霍夫施塔特更傾向于使用“戈德華特崇拜”這一詞彙，聲稱“戈德華特的人滲透進共和黨，就像當年的共産黨人滲透進自由派，以利用他們作為前線組織一樣”，并不去考慮戈德華特的保守主義勢力之是以能夠如此之快地接管共和黨，正是因為它利用了黨内根深蒂固并廣泛共享的政治思想。畢竟，戈德華特的極端自由主義（libertarianism）隻不過是以自由财産權為基礎的個人主義的最新變種，而霍夫施塔特本人也已經表明，這是美國曆史上絕大多數時期的共識。
在霍夫施塔特去世後的幾十年裡——在經曆了理查德·尼克松、羅納德·裡根、紐特·金裡奇、迪克·切尼、唐納德·特朗普這些共和黨政治家之後，再來反觀這位曆史學家天真地相信溫和派共和黨人是共和黨真正的靈魂，着實令人感動。但霍夫施塔特晚年犯下的主要錯誤不是他未能發現極右翼和共和黨保守派之間的聯系，而是他相信——就像今天的自由主義者一樣——自由主義者和溫和派右翼形成的兩黨共識可以有效地對抗低端極右翼勢力。然而，事實恰恰相反：正是自由派和溫和派右翼達成的兩黨共識，為秉持複仇主義的極右翼分子創造了空間。正如艾倫·施萊克（Ellen Schrecker）等曆史學家告訴我們的那樣，麥卡錫和約翰·伯奇協會（John Birch Society）隻不過是一種美國政治傳統的典型例子，這個傳統是由緻力于摧毀左翼的政治中心所促成。第一次紅色恐慌并不是極右勢力的産物，而是由威爾遜的自由派政府所發動的。麥卡錫主義的機器——史密斯法案，衆議院非美活動委員會，忠誠宣誓——是在富蘭克林·羅斯福和哈裡·杜魯門的上司下建立的。與麥卡錫相比，埃德加·胡佛對紅色恐慌負有更大的責任，因為他得到了從柯立芝到尼克松曆屆總統的支援。1952年，霍夫施塔特筆下的英雄史蒂文森，稱贊杜魯門“把共産黨上司人關進了他們應該呆的地方——“監獄”。
杜魯門關于全球性共産主義威脅的啟示錄式言論，加上北韓的僵局，為麥卡錫打開了大門。那些在霍夫施塔特看來很睿智的共和黨精英，包括像羅伯特·塔夫脫這樣的人物，也曾慫恿麥卡錫。霍夫施塔特自己也曾為冷戰共識添磚加瓦：例如，1949年，他拒絕批評華盛頓大學解雇信奉共産主義的教授，此舉不僅是他個人的失敗，也是他對冷戰自由主義更廣泛忠誠的一部分。1957年，他欣然承擔起了為共和國基金撰寫極右翼分析報告的工作，該基金由中央情報局資助。曾為他撰寫傳記的作家戴維·布朗（David S. Brown）說，霍夫施塔特當時準備了一份備忘錄，指出“極右翼在許多問題上是部分正确的，而在另外幾個問題上是完全正确的。共産黨人已經滲透進了聯邦政府；美國在亞洲和歐洲的外交政策也經曆了挫折；可以想象，隻要在國内外采取一套新的保守政策，那麼這個國家的情況也不會比現在更糟。”
《美國生活中的反智主義》
何博超 譯
譯林出版社2021年3月版
霍夫施塔特在1963年出版的《美國生活中的反智主義》（Anti-Intellectualism in American Life）一書中，将他日益增長的保守主義運用于曆史教學實踐當中，他認為民主并沒有使美國的知識分子蓬勃發展，反而增強了其反智主義傾向。他認為，“反智主義是建立在這個國家的民主制度和平等主義情緒中的”。他的論點在其他方面也很引人注目，但是對非洲裔美國人的行動主義卻隻有粗略的涉及。考慮到霍夫施塔特是在布朗訴托皮卡教育局案判決之後才開始撰寫這本書的，那麼這樣一本關于教育的書卻遺漏了這些資訊，就顯得有些匪夷所思了。霍夫施塔特關注的焦點包括白人福音派新教文化、工會上司人對沒有實際好處的學習的蔑視，以及哲學家和改革家約翰•杜威（John Dewey）的追随者們把教育變成了一種僅僅是習得技能的工具性任務的傾向。
考慮到《美國生活中的反智主義》這本書的主題之一是職業教育和人文教育之間的緊張關系，對美國黑人智識生活探讨的缺失就更加引人注目了。霍夫施塔特完全忽略了喬治·華盛頓·卡弗（George Washington Carver，著名的美國黑人教育家、農學家）、布克·華盛頓和杜波依斯之間的辯論。對非裔美國人曆史的演講将考驗霍夫施塔特的論點，即美國生活中反智主義的主要來源是“民主制度”和“平等主義情緒”，因為種族主義一直都是一種更為強大的動力。在解放奴隸之前，許多州都有反識字法，禁止被奴役的人甚至是自由的有色人種學習如何閱讀和寫字。美國南部的學校教育在總體上是滞後的，更微妙的是，白人至上主義往往加劇了人們對學習的恐懼。在一篇自傳性文章中，霍夫施塔特承認：“毫無疑問，我傾向于把權力的基本現實放在次要地位，這是我寫作的弱點之一。”種族主義如何塑造美國社會的基本事實在《美國生活中的反智主義》一書中被他選擇性忽略，這樣一來，霍夫施塔特就能心安理得地追求他對美國曆史的反民粹主義描述了。
在霍夫施塔特後期的作品中，這種對美國曆史現實的粉飾變得更加明顯。1964年，他發表的一篇文章如是說道：“民主黨過去30年所取得的成就證明了共識精神的有效性。例如，自羅斯福時代以來，民主黨一直是滿足美國黑人需求和表達他們政治願望的主要工具；然而與此同時，盡管出現了一些停滞，民主黨一直都是傳統的南方政黨。當然，這樣的安排并未使任何一方滿意，随着時間的推移和種族緊張局勢的加劇，這種滿意程度已有所下降。”值得注意的是，這本關于新政年代的書與他在哥倫比亞大學時撰寫的碩士論文相差甚遠。他的碩士論文認識到，新政所創造的共識往往意味着犧牲黑人的利益來換取南部白人的利益。
事實上，許多使美國人達成共識的妥協是以犧牲美國黑人的利益為代價的——隻是霍夫施塔特并不想讨論這一點。從美國憲法中的五分之三妥協到1820年的密蘇裡妥協，從《堪薩斯-内布拉斯加法案》到結束重建的1877年妥協，美國達成共識過程中最重要的調整都是以傷害美國黑人而告終。任何對共識的真誠贊揚都必須盡力面對這一事實。然而霍夫施塔特卻沒能做到這一點。
第一版的《美國生活中的反智主義》（1963）與《美國政治中的偏執風格》（1965），均由Alfred A. Knopf.出版。
盡管霍夫施塔特存在種種缺陷，但他仍然是一位在研究中繞不開的重要人物，他的作品也理應收藏進美國國家圖書館。但是現在這部選集的問題不僅在于它包含的内容，還有它遺漏的内容。威倫茨似乎選擇了一些材料來确認霍夫施塔特在後來的研究中所展現的自由主義的自誇形象：20世紀的自由主義形成了被極端主義和反智主義包圍的理性中心。是以，我們得到了《美國生活中的反智主義》（霍夫施塔特本人認為這本書不如他的早期著作），《美國政治中的偏執風格》以及一批精選的論文，其中一些以前從未出版。但是，《美國政治傳統及其締造者》——可以說是他最重要的書，當然也可能是他最激進的書——卻并未選入這部選集，就連《美國思想中的社會達爾文主義》以及他的碩士論文，也沒有輯錄進去。
除了《美國政治傳統及其締造者》，一部合适的霍夫施塔特選集應該包括《改革的時代》——一部有缺陷但很重要的作品，以及一些展示他思想全貌的散文選集，包括他更為激進的早期作品（他的碩士論文在強調他如何預測後來學者在新政方面的工作方面尤其有用）。
與此相反，威倫茨編輯的這本書過于偏重對霍夫施塔特後來對民粹主義的批判，以至于我們忽略了他的作品值得一讀的地方。我們看到的不是一個同樣尖銳批評自由主義的自由主義者，而是一個隻把美國社會的問題放在邊緣的思想家，似乎美國所有的問題都可以歸咎于原教旨主義傳教士和戴着錫箔帽的陰謀論者。
這種自鳴得意的自由主義在今天并不陌生。霍夫施塔特對彬彬有禮的迷戀，對極右翼的恐懼，導緻了他對溫和派共和黨人的高估。他傾向于将政治想象為一場競賽，在這場競賽中，理智的溫和派受到極端主義者的全方位攻擊，他選擇性地（并非完全誠實地）描繪了左翼的社會運動——這些都是抵制自由主義的标志，這是一種在特朗普時代嶄露頭角的社會類型。閱讀這部選集時，你很容易想象霍夫施塔特是在為《大西洋月刊》或《紐約時報》撰寫專欄文章，警告民粹主義和反智主義的危險，強調所有優秀的溫和派團結在一起的必要性。
然而，這隻是霍夫施塔特的一面，不是他的全部遺産。還有一位更激進的霍夫施塔特，他非常清楚自由主義的危險，即沉溺于對過去成就的懷念之中，無法适應目前的現實，也無法創造一個更民主的未來。這位霍夫施塔特花了很多精力和智慧來證明，如果沒有左翼的推動，自由主義是多麼容易僵化為對現狀的反射性防禦。此外，如果沒有還原一個完完全全的霍夫施塔特，我們就無法了解，他的早期作品究竟是如何在激進主義和自由主義之間尋找到一片中間地帶的。
未來幾年，美國不僅要從特朗普的種族複仇主義中恢複過來，還要從自由霸權的系統性失敗中恢複過來，正是這種自由霸權把對現狀的批判讓給右派，才讓特朗普赢得了選舉。唯一可行的方法是修正自由主義共識，就像在新政和“偉大社會”時代一樣，首先整合對社會主義者和反種族主義者的批評，并尋求擴大而不是縮小自由主義的視野。在他最好的作品中，霍夫施塔特向我們展示了如何做到這一點。
本文原文《At Liberalism’s Crossroads: The vexed legacy of Richard Hofstadter》發表在The Nation網站上，經作者授權由武漢大學曆史學院博士研究所學生魏崴翻譯發表，原文版權歸作者及The Nation所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