賀平：從“區域研究”與“學科研究”的交錯互動看美國的日本研究
作者：賀平，複旦大學日本研究中心教授
來源：《日本學刊》2021年第6期；日本學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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賀平認為，19世紀後半葉以來，美國的日本研究經曆了數個世代的更替，呈現出比較鮮明的階段性特征。在其動态演進過程中，美國的日本研究學界反複思考和激烈争論的一個焦點在于“區域研究”與“學科研究”的定位與互相關系。20世紀70年代以後，理論與方法聲勢日隆，日本研究更多地被納入學科的視角下，作為比較研究的一個國别對象。90年代之後，“區域研究”變體回潮，實作了與“學科研究”之間新的融合。
一般認為，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的“國際日本研究”中，美國的日本研究規模最為可觀，成就和影響也最為突出。大體而言，美國的日本研究存在彼此交錯的兩條發展脈絡：一是學者的代際傳承；二是随着國際格局調整和日本社會變遷，美國對日認知的變化。在此背後，又存在其他一些影響因素，如日本和美國國内的政治經濟狀況、美國學界對于日本的主導性的學術旨趣、區域研究的評價體系變化等。這些因素共同作用，造成美國的日本研究呈現出較為明顯的時代特征和階段性變化。
一、美國日本研究的代際更替
美國的中國研究曾表現出一個鮮明的特點，即新的研究範式的出現，與美國國内政治思潮的變遷以及學者代際轉換過程中的人際關系因素息息相關。這一判斷也完全适用于美國的日本研究。從年齡結構、學術生涯、研究風格而言，美國的日本研究學者主要可以分為以下幾個世代。
第一代西方日本研究者早期多為外交官、旅日學者、明治政府雇請的外籍人士等，後期也漸漸出現了少數職業意義上的日本研究學者。此外，一些傳教士也在日語研究、翻譯等領域做出了貢獻。這一代研究者多為歐洲人，真正的美國學者屈指可數，其聲名也不及其他學者。
第二代學者多誕生于20世紀初，出身于傳教士家庭，或為駐日外交官或其後裔。特殊的家庭背景以及由此帶來的某種“雙重身份”對他們的日本研究産生了重大影響，也造就了大量長盛不衰的經典作品。這一代學者可以被視為真正意義上的美國日本研究第一代學者，不僅表現為出身于美國的學者日益增多，也由于現代社會科學方法漸漸融入日本研究。在這一時期日本研究中比較突出的曆史學、人類學等學科，傳統的人文學科的、描述性的方法仍占據主流，但社會科學的、規範性的研究逐漸依稀可辨。受其影響，美國學者的“日本研究”逐漸與傳統的歐洲學者的“日本學”分道揚镳，顯示出較為明顯的差異。
整體而言，第一代和第二代學者的日本研究中，理論和方法的意識并不突出。但也有羅伯特·霍爾、約翰·恩布裡等傑出學者以田野調查、跨學科研究等聞名于世，在社會人類學特别是對日本農村的研究中扮演了卓越的先驅者角色。
第三代日本研究者主要是在太平洋戰争爆發後參加日語特訓班，或在戰後取得博士學位并走上日本研究之途。第四代學者則主要在20世紀60、70年代開始進入日本研究領域，涉及的學科範圍和議題領域更為寬泛，但學者個人的研究領域日益聚焦。
如果把日本研究分成主要基于自我興趣的“個人階段”、主要出于咨政目的的“政策階段”、更加追求學術性的“學科階段”，則可從上述各個世代的演變較為清晰地看出由前者向後者轉化的脈絡。第四代之後的日本研究者世代固然還可以細分，但由于陣容更為龐大、情況更為複雜，已難以一一列舉。若大體以二三十年的年齡差異作為世代的劃分标準，那麼或許可以将美國日本研究的第五個世代稱為“平成世代”。這個世代的起步時間和研究對象與冷戰結束、泡沫經濟崩潰、日本社會動蕩調整等重大時代背景相交織。在“令和時代”伊始的今天，對“平成時代”各個側面的回顧和總結乃風會所趨，對于第四個世代之後學術理路的梳理恰逢其時，條件也已經相對成熟。
二、美國的日本研究：演變脈絡與核心争論
縱觀這一個多世紀美國日本研究的發展，美國學術界反複思考和争論的一個焦點在于，日本研究該如何定位，理論和方法在日本研究中處于何種位置。由此，其核心争論突出地表現為“區域研究”（area study）與“學科研究”（disciplinary study）之争。兩者的博弈構成了美國日本研究發展的一條主線，也成為分析和評判其整體演變的關鍵視角。
（一）從“區域研究”到“學科研究”的轉向與偏重
在第一代和第二代的學者中，日本研究是一個傳統意義上的“區域研究”領域。戰後初期，“區域研究”日益感受到來自“學科研究”的壓力。從20世紀60、70年代開始，在美國學界，當代意義上具有明确學科範圍和專業導向的日本研究逐漸成形。這一轉型主要是在上述第三代特别是第四代研究者群體中确立起來的。換言之，日本研究固然仍是“區域研究”的一個分支，但越來越具有自身的學科色彩。受此影響，傳統的“區域研究”越來越處于守勢，表現出一種“且戰且退”的姿态，即盡管對“學科研究”的認同度和接受度日益提高，但并不完全拱手相讓、退避三舍。80年代之後，傳統的“區域研究”進一步式微，而“學科研究”已處于舍我其誰的主導地位。
（二）“區域研究”的變體回潮
進入20世紀90年代，“區域研究”與“學科研究”之間的鐘擺似乎以一種特殊的方式向前者回擺。“後現代主義”“後殖民主義”“後結構主義”“批判理論”等諸多理論成為美國區域和國别研究中的新興力量。語言學、心理學、符号學、傳播學等學科不斷滲透進入日本研究領域。此外，在全球化發展日益深入的背景下，日本研究中也出現了“去地方化”（deprovincialization）甚至是“反區域研究”的身影。另有一部分學者則試圖在傳統“區域研究”的基礎上，強化“文化研究”的視角和批判的取向，以此構築日本研究的“第三種勢力”。在一定意義上，“文化研究”超越并調和了不同學科和理論之間的界限，也豐富了傳統的“區域研究”模式。
（三）“區域研究”與“學科研究”的融合
耐人尋味的是，正是在上述理論争鳴和門戶分野的背景下，在美國的日本研究中，“區域研究”與“學科研究”在長期的分庭抗禮後又呈現出某種相向而行的迹象。其原因和表現主要有以下三個方面。
首先，“學科研究”的加速發展，使不少學者擔心，由于各個學科畛域分明、界限森嚴，對于某一區域的研究變得過于精細和專業，呈現出高度“碎片化”的傾向，既減少了不同問題領域間的交流，又缺乏對于該區域的整體觀照和大的問題意識。從近年來“國際日本研究”的發展趨勢來看，選題越來越專門、細小乃至冷僻，也确實展現出這一特點。由此，日本問題的“學科研究”着力朝着跨學科、多元學科、邊緣學科的方向發展，文化研究中還出現了“後學科”（post-discipline）的倡議。這一趨勢無形中産生了“學科弱化”甚至是“去學科化”的作用，因而也緩和了“學科研究”與“區域研究”的緊張對立。不同學科之間的彼此交叉乃至融合，或所謂“文類的混淆”，不僅發生在原先就處于“人文科學”與“社會科學”邊界處的人類學等學科内，而且在幾乎所有的人文社會科學中均有所展現。美國的日本研究也表現出這一發展趨勢。
其次，不少學者認識到，有必要“把日本找回來”。對于“學科研究”的偏重使得某一領域日本研究學者的交流對象往往不再是日本研究界，而是所在學科的同行。和其他區域和國别一樣，日本僅僅是這一學科研究比較分析的一個出發點或落腳點。例如在日本思想史的研究中，越來越多英語學界的學者不再僅僅從日本學者的原典中尋找靈感，而是從西方的思想史研究中汲取議題、樣式和方法，比較研究日益受到重視。不少學者擔心，這有可能使作為研究對象的日本變得越來越模糊、中空和虛幻，脫離“日本研究”的本來含義。
再次，“批判理論”以及“後現代主義”等盡管在理論和概念上比主流的“學科研究”走得更遠，但物極必反，又與傳統的“區域研究”不乏共通之處。從表面上看，“批判理論”與主流理論分屬兩大陣營，擁有各自的志同道合者、話語體系和學術陣地。但當“元史學”更受哲學和文學批評學者的賞識，當人類學紛紛強調“社會詩性”時，原有的學科界限也在無形中泛化。同樣吊詭的是，盡管後現代的日本研究作品在語言精确性和文化細節上頻頻遭到正統日本研究者的诟病，但就其研究路徑的初衷而言，卻十分強調語言和文化分析的重要性，而日語能力和原始文本恰恰是“區域研究”的重點之一。此外，“後現代主義”“後殖民主義”“後結構主義”等理論視角下的日本研究強調“話語”（discourse）、“修辭”（rhetoric）、“叙事”（narrative）、“情節設定”（emplotment）等概念，在這點上似乎又與第一代的“前現代”日本研究有近似之處。是以，20世紀80、90年代之後不斷呈現的語言轉向、文化轉向、後現代轉向等，使日本研究某種程度上帶有“複古”的意味，在另一個理論空間中實作了對傳統日本的趨近乃至回歸。
綜上所述，在美國的日本研究中，“區域研究”與“學科研究”呈現出主客易勢和角色反轉的階段性轉變。在早期，所謂的理論和方法是基本缺位的，或是隐含的，并非學術争論的焦點。從20世紀60年代中期開始，“地域研究”和“學科研究”之間的沖突逐漸呈現。70年代以後，理論與方法聲勢日隆，更多地從學科的視角将日本作為比較研究的一個國别對象，基于日本特性的專業知識和本土細節越來越服從于理論的“指導作用”和宏大叙事。到了90年代，随着“批判理論”“後現代理論”等新興理論的興起，客觀上使理論與方法、“區域研究”與“學科研究”呈現出新的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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