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古代中國的交通大動脈，大運河的開通與整修，不僅直接活躍了中國區域間的物流與人際交往，同時也影響到古代中國與世界的外交往來。
古代海外諸國來中國大多走水路，大運河成為古代東方世界主要國際交通路線的組成部分，大運河最東端從明州港（甯波）通過海上絲綢之路串連海外諸國，最西端則從洛陽西出以銜接橫貫亞洲内陸的陸上絲綢之路，大運河成為陸海絲綢之路的連接配接線，也成為中華文明與外國文明交流互鑒的必經紐帶。本期“史說”邀請到《傳奇中國：大運河》一書作者、揚州大學中國大運河研究院研究員姜師立，為我們講述大運河與中外文化交流的故事。
他們從運河走來
明洪武二十六年(1389)八月初二日，高麗使臣權近路過大運河邊的清河驿，眼見淮安西北黃、淮、運三河交彙的雄偉景象，不禁目奪神移：
浩浩三河口，風濤怒拍天。
孤樯危自袅，輕纜弱難牽。
不欲淩波上，唯思泊岸邊。
順流猶未易，注目正茫然。
怒濤拍天、孤舟自危，逆流而上很難，順流而下竟也不易。權近此行的目的是向朱明王朝朝貢。他從高麗出發，走陸路到大明國境内，再沿運河南下，直達首都南京。對當時的北韓人來說，這是一條進京的經典路線。
比權近早500年的新羅（北韓）人崔緻遠也曾漂流在大運河上。鹹通九年（公元868年），12歲的崔緻遠來到晚唐的洛陽、長安等地求學，18歲進士及第，在東都洛陽遊曆了兩年之後，便沿着大運河來到了江南，在這裡，他當了3年溧水縣尉，在運河名城揚州宦遊了5年。中和四年（公元884年），28歲的崔緻遠從揚州啟程回國。他的作品《桂苑筆耕》中的詩文都是他在中國生活時期所作，字裡行間不乏水鄉意韻。
日本與中國一衣帶水，早在秦漢時期就有了交往。隋唐時期，日本多次派遣使者來華學習先進文化。當時日本來唐的路線有三條：
北路是經北韓半島西渡黃海，至登州上岸，再由青、濟、汴州達于洛陽、長安；
中路是由日本直接跨海西行，至長江口岸及蘇北沿海一帶登陸，入揚州、楚州，通過邗溝和通濟渠繼續行船，經汴州、洛陽西達長安；
南路是從日本橫越東海，南下明州（今甯波）及浙江沿海登陸，溯錢塘江或浙東運河經越州（今紹興）至杭州，由此經江南運河至揚州，再循邗溝、通濟渠西去長安。
中路和南路兩條線路都要經過大運河，而唐中期後，日本人來中國都是走中路或南路，沿大運河進入中國内地和京城。
日本遣唐使團組織完備，多時一次達550多人。除官員，還有醫師、畫師、史生、鑄生、細工生，以及不少的留學生和學問生。他們給唐朝帶來珍珠絹、琥珀等貴重禮品，唐朝政府則回贈一些進階絲織品、瓷器、樂器、文化典籍等等。在中國學習的留學生，被配置設定到長安國子監學習各種專業知識。如阿倍仲麻呂（漢名晁衡）長期留居中國，擅長詩文，在唐曆任光祿大夫、禦史中丞、秘書監等職，與著名詩人李白、王維等常以詩酬贈。晁衡還曾協助鑒真東渡日本，在途中遭遇風險，誤傳淹死，李白為此寫下《哭晁卿衡》的悼詩，表達了兩國人民之間的深情厚誼。後來，晁衡曆盡艱險傳回長安，繼續任職，最終病逝于長安。
對江蘇來說，群眾與國外的交往由來已久。大運河的開鑿為外國人遊曆江蘇各地提供了便利。1074年，日僧成尋乘船抵蘇，當地僧衆至運河出迎。日本天台宗僧人圓仁撰有《入唐求法巡禮行記》，明确記載大運河的遊曆過程：
“……掘溝(指人工開鑿的大運河)寬二丈餘，直流無曲，此即隋炀帝所掘矣 ……”“直流無曲”，正是隋炀帝“拓寬取直”的要求。
北韓成宗時代的文臣崔溥，在1488年與同船42人飄至浙江台州海濱登陸。他們一行抵甯波、杭州而沿京杭大運河到達北京，然後過鴨綠江回國。他所著錄的《漂海錄》中有完整的京杭大運河江蘇段的遊曆記錄。
交流是雙向的。古代中國人要沿海上絲綢之路到其他國家，他們也多選擇由大運河從揚州入長江，或由浙東運河到甯波入海。比如鑒真和尚，他應日本聖武天皇的邀請東渡日本，經過六次東渡，曆盡艱險，終于在天寶十三年（公元754年）到達日本。這6次東渡幾乎都從揚州由大運河出發。他将律宗傳入日本，還為日本帶去了佛寺建築、雕塑、繪畫等藝術。
異國知識沿着運河散播各地
“我們的帆船進入了皇家大運河，它是世界上最古老的運河。它流過高山，穿過谷地，還與衆多河流湖泊相交”。1793年10月7日，英國使團從北京通州上船，開始了33天的運河之旅。在行記中，馬戛爾尼及其随從這樣描述大運河。他們是第一個完整遊曆京杭大運河的外國使團。
“我們在一座大城市（淮安）附近抛錨，并受到鳴炮歡迎，無數條帆船停泊在碼頭。這是哪座城市？”
“（鎮江）江面上的波浪如海濤般洶湧澎湃，我們還見到了江豚。”
“（金山焦山）猶如一位巫師通過魔法在江面上變出的迷人的建築。”
“蘇州城内外無數居民都衣着更好，看上去都更滿足和愉快，勝過我們在其他地方所見。他們幾乎都穿絲着綢。”
大運河以及運河邊的城市景象讓他們感受到了不一樣的“異國風情”。其實，早于他們500年前就在歐洲傳播。馬可·波羅出生在意大利威尼斯的商人家庭。至元十二年(1275年)，馬可·波羅跟着父親和叔叔沿絲綢之路來到中國。他曾在揚州當過3年的官。運河沿線城市由于物産豐饒，成為後來他寫的遊記中的重要内容，如揚州、蘇州、杭州、臨清都在他後來的遊記中有詳細描寫。
除《馬可·波羅遊記》外，意大利旅行家鄂多利克、耶稣會傳教士利瑪窦等等，他們也都曾将大運河的地理文化通過文字傳播至外國。前者于1314年從威尼斯出發，走海道到廣州，由泉州到福州，再經仙霞嶺，下錢塘江入杭州到金陵，後來又揚州沿運河而上到元大都；而利瑪窦則是在1582年抵達中國，他的運河之旅是從揚州開始的。到北京後，他說：大運河實在是美極了，是世界奇迹啊！
與之相比，英國傳教士、漢學家理雅各對中國文化的研究和傳播更為深遠。理雅各于1873年到訪中國大陸，從上海到北京，從北京到上海，他來回都從大運河上走。理雅各不僅将諸如四書五經的中國典籍翻譯成英文，還著書立說，系統論述孔子、孟子以及中國的文學和宗教。
中國文化通過大運河走出去，西方文化也通過大運河走進來。1615年，《利瑪窦中國劄記》在德國出版，掀起了一陣“中國熱”。大批年輕傳教士申請來華，湯若望也是其中的一位。他不但将西洋曆法帶入中國，還傳播了歐洲16世紀的火炮制造知識、礦冶知識。
法國人金尼閣則攜帶歐洲各國募集的7000冊圖書和儀器，從杭州沿大運河抵達北京，建立了中國第一個外國圖書館。他立志要将這7000冊西洋書譯成中文，介紹給中國讀者。
此外，阿拉伯天文學、數學及醫學，高麗音樂、印度的制糖新工藝，都曾沿着絲綢之路進入中國，沿着大運河傳播，改變了運河邊城市居民的生活形态。
蘇祿王長眠大運河畔
幾百年來，大運河承載着國際文化交流的重大使命。香料、珠寶等進口物資通過它輾轉運往全國各地，國産的絲織品、瓷器和茶葉也是通過它運往絲綢之路。有了大運河，長安才能成為長安，盛唐才能成為盛唐。那時與日本、北韓、印度、伊朗以及阿拉伯等國家的海上聯系日益增多，僅住在揚州的阿拉伯等洋商就有五千多人。
而在來來往往的人潮中，蘇祿王可能是比較特殊的一位。
蘇祿國位于今天的菲律賓群島的南部。明永樂十五年（公元1417年），蘇祿群島上的三位國王東王巴都葛叭哈剌、西王麻哈剌叱葛剌麻丁和峒王妻叭都葛巴剌蔔，率家眷、官員共340多人遠渡重洋來明帝國進行通路，經杭州、揚州沿大運河北上去北京。
在中國通路了27天後，三王辭歸，明成祖朱棣又派人專程護送。九月初，沿運河行至德州時，東王巴都葛叭哈喇因為水土不服，加上旅途勞累，身染重病，于九月十三日病逝于德州。朱棣立即派禮部郎中陳士啟前往緻祭，并撫慰其家人。朱棣還為蘇祿東王寫下悼文，追谥他為“恭定王”，按王禮将蘇祿東王葬于德州。
東王下葬後，其長子都馬含随西王、峒王等人回國繼承王位。按照中國的禮俗，成祖讓王妃葛木甯、次子溫哈剌、三子安都魯及侍從十餘人留在德州守墓3年後傳回。明朝對守墓的東王後裔非常照顧，不僅賜田免稅，德州官倉還每人每月供給口糧一石。朝廷還從山東曆城縣撥來3戶居民供東王守墓的後人役使。
三年守喪期滿後，東王的二兒子安都祿、三兒子溫哈剌不願再回蘇祿國，他們按照中國的姓氏習慣，改姓安姓和溫姓。永樂二十二年（公元1424年），明朝政府派人護送王妃葛木甯回國，由于對東王的眷戀，次年她再次傳回德州，從此再未離開。現在的蘇祿王墓東南方，有三個比王墓略小的土堆，便是王妃和王子的墳墓。經過數代繁衍，到明萬曆年間，安都祿的後代已達到70多人。到今天，蘇祿東王長眠在中國大地上已600多年，他的後裔安、溫二姓已傳至20世孫，計500多人。
特約撰稿 姜師立
來源：紫牛新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