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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筆談|“講好中國故事”在人類文明交流中的方法論意義

“講好中國故事”

在人類文明交流中的方法論意義

習近平總書記在中國文聯十一大、中國作協十大開幕式上的重要講話(以下簡稱講話),為廣大文化文藝工作者在新的起點、新的征程更加自覺地發揮文藝“号角”作用,指明了方向。這一重要講話,通篇貫穿着“以史為鑒,開創未來”的曆史唯物主義原理和方法,在全面深刻總結大陸文化和文藝領域的成績、經驗的基礎上,對文化與文藝的本質、功能和意義進行了深入分析,進一步明确了文化文藝在黨和國家事業發展中的重要地位,突出強調了文化文藝工作者的使命擔當、文化自覺與曆史主動,對于全面推進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文藝事業的繁榮發展,具有重大的指導意義。其中有關“講好中國故事”的全新論述,尤其展現出了在人類文明交流領域的方法論價值。

“講好中國故事”,是黨的十八大以來習近平總書記反複強調的重要理念,也是文藝工作者義不容辭的使命。在近十年的時間裡,這一理念在社會各界引起了越來越多的關注,已成為有關區域或國家之間社會文化各領域的交流行動及交流方式的常見表述。講話立足于國際主義視野下的“天下”情懷,在指出“講好中國故事”對于增強民族自信、傳播中國聲音與中國價值觀念的重要作用的同時,又深刻闡釋了其中蘊含的全人類意識與世界關懷,揭示了其在國際文明交流方面更加豐富多樣的意義。這不僅有助于拓展文藝工作者的視野與胸懷,激勵大家既要心系祖國、心系民族,又要心系世界、心系人類,增強建構人類命運共同體的自覺意識,而且,結合民間文學研究的理論視角來看,它也必然會為面臨種種挑戰的國際社會提供嶄新的交流模式。

按照民間文學研究的理論,講故事屬于綜合的人類文化交流活動,它至少包含五個方面的要素:誰來講,講什麼,對誰講,為何講,如何講。對于文化文藝工作者而言,要講好中國故事,就必須解決好這五個方面的問題。

首先,誰來講的問題,其實是關涉話語主權的問題,更是與文化自信密切相關的問題:隻有堅定文化自信,才能講好中國故事;講好中國故事,必然有利于堅定我們的文化自信。

過去相當長的一段時期,在世界文化交流過程中,占據話語主權的一方,特别是文化和文藝領域具有廣泛影響并占據主導地位的理論、方法,大都來自西方學術界,中國文化界、學術界往往處于被動接受的聽衆的位置。用已故著名民間文藝學家鐘敬文先生的說法,我們許多學科長期處在對西方理論“描紅格子”的狀态,較少自己的理論創新。這使得中國的各種文化内容與相關成就,唯有借助西方代言者、或至少是要通過西方話語形式來表達,才能在世界文化和學術之林得到一定程度的傳播和認可。這種現象的産生和存在,究其原因,同民族文化自信心的欠缺或不足有很大關系,它也在大陸引起了學術界和社會各界越來越多的關注和反思。近二十多年來,尤其是新時代以來,随着中國綜合國力的快速上升,随着民族文化自覺和文化自信的不斷增強,習近平總書記“講好中國故事”理念的适時提出,在很大程度上滿足了中國社會各界日益增強的共同願望和目标,為在世界多元文化交流融合的背景下,突破以往國際學術領域或隐或現的話語霸權、積極建構多元主體平等交流的格局,發揮了突出的引導作用。

需要指出的是,這種立足于“講故事”交流機制的交流形式,不是為了簡單地取代過去話語霸權格局中的話語主導權,而是要打破以往西方主導的交流架構中“教師爺”式指手畫腳的對話模式,在張揚以往處于弱勢地位的民族或群體主體性的同時,推進建構一種新型的人類交流機制。這當中所包含的方法論指導意義不言而喻。

其次,講什麼。發現有價值的内容并拿來講述,是講好故事的前提。那麼,什麼是有價值的“故事”?講話明确指出:要“用情用力講好中國故事”,“向世界展現可信、可愛、可敬的中國形象。”這種“可信、可愛、可敬的中國形象”,構成了故事講述的主要内容。具體而言,這種形象,來源于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來源于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在黨的全面上司下的創造性轉化和創新性發展,來源于中國共産黨上司中國人民不屈奮鬥的百年曆程。這些内容以及圍繞這些内容形成的學術成果,特别是經得起檢驗的理論、方法和概念,構成了文化文藝工作者講好中國故事時需要關注的基本素材和經驗。

但與此同時,這一類的素材,還必須由講述者根據聽衆的興趣和訴求加以自覺的篩選和加工,才能最終成為好的“故事”,才能具有吸引人、打動人的力量。而加工篩選的标準,主要包括兩個方面:一是要牢牢把握以人民為中心的主線,紮根時代沃土,以守正創新的精神,努力發現和展示人民鮮活生動的創造力與奮鬥精神,為人民放歌,為時代鑄魂。二是要時刻保持一種世界的眼光,一種“天下”胸懷,自覺參照國際普遍認可的價值觀、審美觀,來選擇并講述我們的故事。後一方面的要求,對于講好中國故事尤其有着至關重要的作用。講話指出,中國人曆來具有深厚的天下情懷,當代中國文藝要把目光投向世界、投向人類。這也就是說,對于中國故事的講述,隻有以中華五千年文明史和風雲激蕩的世界格局為基本參照來展開,具有廣闊的曆史比較與國際比較視野,并包含厚重深遠的普遍價值,才能夠具有吸引國際聽衆的魅力。這種基于大曆史觀和自覺比較的總結,對于文化文藝事業而言,尤其展現出了重要的方法論意義。

第三,中國故事要對誰講?自然是要對中國之外的世界各國講,而其他國家那些“文化的他者”之是以能夠成為我們故事講述的聽衆,又同講述者寬容廣博的胸懷分不開。中國共産黨自誕生以來,始終具有寬廣的世界眼光,具有“英特納雄耐爾”的博大精神。這既是對中國傳統天下觀的繼承,又包含了更加開闊、更加豐富的拓展,其背後所展現的,則是更加堅定的文化自信。具體來說,它實際上是要借助廣泛的文化比較視角,更加深入全面地認識自我、認識他者,又在與他者的交流互動中進一步調整自我、提升自我,通過互相借鑒、互相促進來成就互相尊重、和平共處的人類命運共同體。正是在這樣的思路下,近年來大陸在國際交流活動中日益活躍。一方面,我們積極參與和推進諸如非物質文化遺産保護等各項既有的國際文化活動,另一方面,又努力為改善國際形勢積極貢獻中國智慧和中國方案,倡導發起了“一帶一路”建設等新的國際事業。講好中國故事的具體行動與堅定文化自信的目标相得益彰,均取得了突出的成效。

第四,為什麼要講好中國故事?如前文所述,在世界傳播中國聲音,提升中國的國家文化軟實力和中華文化影響力,當然是其中的重要目的,但這并不是最終目的。對于目前的世界來說,講好中國故事,實際上早已不隻是一種單純的文化傳播行動,更是一種具有方法論意義的重要倡議。它的重要意義在于,能夠為國際社會在面臨種種新的挑戰之際尋找新的解決方案,通過促進人類文明互鑒,推進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建構。

最後一點,也是最重要的一點,是如何講好中國故事。

民間文學學科有關講故事活動研究的理論認為,講故事是講述者和聽衆積極互動的交流活動,在交流過程中,講者和聽者一方面存在着話語主導者和被動者的差別,另一方面,講述者同時又是聆聽者,必須時刻關注聽衆的回報并根據其在交流現場的即時反應來調整自己的講述政策和講述方法,以保證交流的順利進行。同時,聽衆也可以通過各種形式,例如表情、肢體語言或直接的言語表達等,來參與和影響交流的程序,甚至可以通過拒絕聆聽來中止交流。這就是說,講故事不是一言堂,而是大合唱。參與講故事活動的各方在交流中處于平等的地位,對于交流程序中占有相對主導地位的講述者來說,尤其要注意接受聽衆的建議和意見。這一點,或許正是習近平總書記要借用“講好中國故事”的形象表達來概括大陸國際交流思路與具體政策的深意——即打破由強權國家所确立的話語霸權,建構衆聲共鳴、平等交流的國際新秩序。這一點,也是需要我們文化文藝領域的實踐者和研究者努力發掘的理論與方法生長點。對于廣大文化文藝工作者來說,如何幫助占據話語相對主導權的故事講述者,更加自覺地調整講述政策,以相容并蓄、平等對話的态度和富于感染力的講述方式,推進交流,并以此為基礎來促進人類文明互鑒,進而推動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建設,這是最值得我們深思的理論問題,也是需要我們貢獻具體方案的地方。

總之,講故事形式的交流,是一個在積極的平等交流立場下,互相尊重、互相包容、互相溝通、互相承認、互相借鑒的過程。講話所彰顯的在堅定文化自信立場上講好中國故事的理念,不僅有益于提升中國文化的國際影響力,有助于我們更好地推進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的繁榮發展,促進文化與文藝研究的學科體系、學術體系和話語體系建設,尤其重要的是,其中所蘊含的理念,對幫助國際社會擺脫目前世界所面臨的種種交流困境,特别是不同國家之間由于經濟、軍事等客觀力量上的不平等而導緻的交流對話關系中的權利失衡等問題,提供了一個全新的交流機制與解決思路,具有重大的方法論上的啟示意義。

(作者系中國民協副主席、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副所長)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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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安德明

來源 | 中國藝術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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