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詩意的遠方與星星相遇

《追星傳奇》，卞毓麟著，上海科學普及出版社2021年6月第一版，68.00元

詩人尹東柱曾有“要以贊美星星的心，去愛正在死去的一切”的句子，我在讀到它們時想起英國天文學家威廉·赫歇耳的一段趣聞：英國詩人坎貝爾有一次與威廉·赫歇耳交談後對後者的詩意頗感意外，因為就在那次會面時，赫歇耳說到許多遙遠的星星其實可能在幾百萬年前就已經不複存在，是以當人們仰望星空時，看到的并不是真正的實況，天空中充滿了幽靈，“星星已經沒有了，但光卻仍在行進着”。一些關于時間與空間的感受，詩人和天文學家用他們各自的語言表達出來。這件事告訴我們，天文學家和詩人在某些時候可能隻有一步之遙；這件事還告訴我們，當望向星空時，天文學家想到的可能不隻有數字公式以及銀河系的結構與尺度，他們想到的可能遠比天文學多得多，因為他們也是像我們一樣的真實的人，擁有豐富的内心世界和情感。

我在讀《追星傳奇》的時候想起這些詩意的人們，因為這本書記述的也是這樣的人，他們像我們一樣真實而有熱情地生活，但可能與我們不一樣的是他們更加長久專注于一件事——“追星”。而作者卞毓麟先生也是這樣一位追星人，專注“追星”數十年，于是就有了多年前的《追星》和今天的《追星傳奇》。

卞先生是我相熟二十餘年的前輩，有着我心目中好長輩的所有特質，認真溫厚有趣有童心。文如其人。回望天文學發展至今的過往，卞先生的講述平和而不失趣味。不過，與其他基于科學史的科普書不同，《追星傳奇》中并不隻有“史”，或者說在作者關于曆史的追溯中更将其叙事線索一路延伸到了距離我們不遠的昨天甚至此刻；而那些以往隻活在曆史記錄中的人們也是以變得更加生動。

比如海王星的發現是科學史上的重要事件，是牛頓萬有引力定律的驗證之一。來自英國的亞當斯和來自法國的勒威耶一前一後各自獨立算出了未知行星的軌道，但英國的兩位天文台長卻因漫不經心而與成功失之交臂；而勒威耶的計算雖然比亞當斯晚了幾個月，但他幸運地投書給了靠譜的人：柏林天文台的加勒既有合适的星圖，又有發現的熱情，他用望遠鏡證明了勒威耶的計算，也使發現新行星的榮譽最終花落法蘭西。此事過後，英國人一度提議由亞當斯和勒威耶分享這份榮譽，但這個提議在巴黎不隻遭到冷遇，法國的漫畫家還靈光閃現地畫了漫畫。作為科學史教師，我也在自己的課堂上很多次講到這段往事，不過每一次的講述都結束于法國人的漫畫。那是天體力學崛起的年代，有太多發現都還來不及講，而我也的确從未想過要更進一步去探尋這個重要發現背後的鮮活人物。是以，當我在《追星傳奇》中讀到更多關于人物的細節時，很自然就被吸引了。

“亞當斯1819年出生在一個貧苦農民家庭。他很謙虛，從不參與兩國科學家圍繞着自己的争論”，當女王要為在新行星研究上的貢獻而授予他爵位時，他婉言謝絕說：“這是科學巨人牛頓曾經獲得的榮譽，我與牛頓是無法相比的。”“勒威耶1811年出生于一名小公務員之家，父親變賣了房屋讓他上學。勒威耶起初從事化學實驗工作，但事實一再證明，他是一名真正優秀的天文學家……他和亞當斯在共同的事業中各自做出了貢獻，後來成了好朋友”。關于亞當斯和勒威耶，不過幾十個字便勾勒出兩位天文學家的成長，他們的溫潤與謙和也躍然紙上，而這個原本很有些競争意味的故事則是以變為一段佳話。

盡管亞當斯并不計較，曆史卻不肯辜負這位曾付出心力與智慧的天文學家。1998年10月，一份能夠證明亞當斯的确将其有關海王星的計算寄送給皇家天文學家艾裡的檔案——亞當斯于1846年留在艾裡信箱裡的短箋（給出了新行星的軌道根數）——在智利天文研究所被找到。至此，這個關于海王星之發現的故事終于有了一個更完美的結局。

追蹤事件的後續，不斷更新進展，這是此書尤其突出的特點。比如阿雷西博望遠鏡，熟悉現代天文學的人大概對它的名字都不會陌生，比如它裝在山谷裡，很多重要的發現都有賴它才得以完成，它還曾是世界上最大的固定式射電望遠鏡。但讀此書時我忽然意識到，上述所有我對阿雷西博的認識幾乎都停留在至少十年甚至二十年前，而在《追星傳奇》中，有關它的故事并未止步于此。阿雷西博在此後十數年間獲得的發現以及曆經的“風雨”書中都有講述，而在此書出版半年前的阿雷西博“退役”的消息也得到及時更新。對于像我這樣的讀者來說，這些後續追蹤的文字如同一封遙遠朋友的來信，不但連接配接起過去與此刻，也讓我重新記起舊日那些關于星星的美好夢想。

阿雷西博作為世界最大固定式射電望遠鏡的地位于2016年被“中國天眼”——500米口徑球面射電望遠鏡所取代。作者在此書中不僅講述了“中國天眼”的建造及其原理，而且天眼背後的人物自然是故事的主角。不過，作為南仁東的昔日同僚，卞先生講述的故事自然與其他報道有許多不同。那些關于他所認識的南仁東以及與南仁東共同工作經曆的追憶溫暖親切，也是以拉近了讀者與科學家的距離。（吳燕）

來源： 中華讀書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