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道小谷給您介紹的第 5 位朋友：李安
說起李安，在電影屆如雷貫耳，愛看電影的人應該也會不陌生。
電影屆有句評語：論東西跨界的導演，唯有李安。
而縱觀李安的作品，一開始的華人父親三部曲 《推手》《喜宴》《飲食男女》都取得不俗的成績，而後的英國片《理智與情感》，美式大片《冰風暴》《與魔鬼共騎》也獲得諸多獎項，《卧虎藏龍》《少年派的奇幻漂流》獲得奧斯卡獎幾乎是水到渠成。
有幾個導演的作品可以通吃天下？屈指可數。
一個在美國的台灣人是如何做到的呢，異國他鄉，他走在電影藝術的路上，遇到了什麼困難，是怎麼解決的呢？為什麼他說：即使到今天，我還是個外人，李安心裡并不安呢？
一起來聽聽他的自述。
1、外界傳我在家做家庭煮夫，吃軟飯吃了六年，這個不是謠言，是事實。我來美留學，30歲畢業，誰知畢業就失業。誰會找一個默默無聞的華人導演來拍片呢？
2、我太太是學微生物的博士，但剛畢業做研究員的她，薪資并不高。我們兩個小兒相繼出生，經濟一度非常窘迫，還好雙方家庭偶爾變相接濟一下。我在家主要負責做飯，照顧孩子，空餘時間就寫劇本改劇本，在家悶久了看起來就像個老頭。太太有時看我垂頭喪氣，就帶我和小孩進城吃麥當勞，那時麥當勞對我們來說都是奢侈的。
3、有些人好奇我那段艱難時光是如何度過的，說實話，很長一段時間我也懷疑自己來到世界上就是來傳宗接代的，我但凡有點日本武士的骨氣，早就應該切腹自盡，但我沒勇氣，也沒有辦法跟命運抗衡，我隻是死皮賴臉待在電影圈，時機來了就迎上去，如此而已。
4、而起機來自台灣的一次劇本創作比賽，那時我已将近40不惑之年。我寫了兩個劇本《推手》和《喜宴》參加競賽。殊不知兩個作品均獲獎，一個獲得第一名，一個獲得第二名，台灣中影給了我大約1500萬預算給我拍片。借這個機會，我推開了導演的大門。
5、說實在的，我也不曉得如何運用這筆錢，我一開始靠同學，台灣的熟人，後來發現他們在組織策劃上不夠專業，效率也不太好。經朋友介紹，我找到了合作至今的好機器公司的詹姆斯。詹姆斯可以說是行銷人才，人面廣，他在大學授課，同時又辦雜志，了解觀衆的品味，市場嗅覺非常靈敏。好機器公司有自己的合作班底，總得來說，對業務非常熟悉。于是，我拿着中影的資金，跟他們開始了首次合作，結果一直合作到今天。
6、與詹姆斯的合作，對于初次拍片的我來說，帶來兩大好處：一個是他們的制片理念，相比較把時間放在劇本創作上、大資金拍攝，慢慢磨片的打法，好機器公司的理念更吸引我。他說要高效低成本拍片，首先要做計劃，計劃是不花錢的，做好計劃後，就按照計劃來執行，比如多少錢一天，一天拍多少個鏡頭，是有規定的，如果今天拍多鏡頭，那就要考慮剩下的鏡頭是否需要縮減，這種計劃—>執行的風格，雖然流水機械，但對于那時的我來說，是很合适的；其次，詹姆斯是美國人，有他把關，我的電影就有了國際檢驗。
7、首部片《推手》面市，在台灣大受歡迎，一舉奪得台灣金馬獎。這真是極大的鼓勵了我，憋在心裡不得志的悶氣，總算是出了一點。我還記得有一天徐楓請吃飯，在座還有張國榮，陳凱歌，王家衛等人，餐桌上的菜可真好吃，我一想到遠在美國的太太不能同享，心裡面很難過，就跟身旁的王家衛說了說。真是憋得太久了，氣剛順過來。還不太習慣。
8、《推手》的投資是1350萬台币，最背景北票房是1800萬，算是安全上壘，打平了一筆。趁熱打鐵，中影馬上催我拍新片，于是就有了《喜宴》。從結果上來說，如果《推手》是喜出望外，那《喜宴》算是豁然開朗闖出新局，就如它的名字一樣，給我帶來嶄新的變化。
9、《喜宴》的靈感來源于我洗澡時的閃光一現，它講述了一個來自台灣，在美生活的同志男士，為了滿足父母結婚的期待，找了付不起房租的房客假結婚，結果假戲真做，有了孩子。
10、除了同志身份，這個男士的其他教育和背景，幾乎是我真實的寫照。我祖上很有錢，早期石達開帶部隊經過，都是住我家。但是到了我祖父這一代家産被敗光了，還好祖父争氣，通過從商又有了積累。有一次受到政府不公正待遇，立志把父親送去從政。我父親謹記家族依托，最終實作了家族期望，在大陸民國時期，我父親官至教育部秘書長。我是家裡的長子，可見父親對我的期望。但是我不争氣，從小一念書就睡覺，一看電影就兩眼放光。台灣那麼多好大學，我竟然考了一個無人問津的藝專，聽說父親當晚就掉眼淚。現在，我幹了在父親看來屬于戲子的行業，我充滿了罪惡感，無奈，委屈，抱歉常悶在心中，我既想擁有自我（做自己），又想盡孝道（為人子）。這種沖突一直在我心裡撕扯。
11、我的沖突，我的思考，我的尋找，貫穿了我早期的父親三部曲作品，從這些作品的創作，到市場的回報，我也慢慢找到了答案，找到了我自己，也找到了我的定位。
12、拍攝《喜宴》，劇本是由我和詹姆斯共同創作的，尤其是同志的部分，他在那個圈子有很多朋友，寫的比較真實，其他結婚的部分，就是我李安結婚的真實寫照。劇情非常熱鬧又荒唐，一推出市場，受到熱烈的歡迎。我被各地發行公司安排着行程，開始地毯式的宣傳。
13、我一開始很頭疼宣傳，不想去。旁邊有經驗的人就跟我說：這是投資，将來你會從這裡拿回‘利息’的。果然，長年累月下來，就這樣一點一滴地建立起我的各地關系。由于華語片少有明星，不是大發行網，是以宣傳重點多放在導演。凡是對導演本身及電影、電影語言、文化背景有興趣的媒體，才會來采訪，而不是從電影明星和所謂的賣點（high concept）出發。剛開始，我是以一種走透透的方式跑宣傳。記得最後一次歐洲宣傳的兩周内，一個地方接一個地方，平均每天十五六個通路，從早到晚，都是硬邦邦的一對一，記者們輪番上陣，每半小時到一小時就換個人進來，中間隻能趁便喝口水，午、晚兩餐一個多小時，則和大媒體邊吃邊談。就這樣，一點一滴地透過媒體，我逐漸把自己、電影及想法介紹給觀衆。而觀衆對我有興趣後會産生回饋，反過來再影響媒體對我産生興趣。就這樣滾幾次，我跟各地發行商、媒體開始建立起交情，之後持續經營，這些日後都成為我的人脈和錢脈。同時，也逐漸建立起觀衆和我之間的熟悉感及觀衆對我的期待性，形成草根性的群衆基礎。
14、拍片能力外，各地片商、媒體對我的支援，觀衆對我的熟悉與期待，這些因素共同形成了一個市場潛能，它雖然不像好萊塢那麼大，但它是一種市場，是我的“腰杆子”。有了這個群衆基礎，我不會是光溜溜地去面對一個不可知的市場，或得聽從老闆的賣點去拍片。因為我自己已有基礎，本身就是一個市場，是以比較能夠照自己的模式拍片。這些，都源自于《喜宴》。《喜宴》對我的電影發展有決定性的影響。
15、我還通過《喜宴》摸出市場定位，在台灣及其他亞洲地區，我的電影走大衆主流院線，到了歐美，就是藝術院線。這個市場不但是我的财源，也讓我能夠保有創作上相當的自主性。因為片商知道還有其他的投資者，一來風險分散，二來沒有一個大老闆管，于是我得以保有創作上的自由。
16、經過密集的宣傳，《喜宴》在各地賣出好價錢，在美國則賣出了75萬美元的價格，重新整理了華語片的記錄。而且《喜宴》帶來轟動效益，我下一步片還沒開拍，已有錢送上門。
17、雖然影片讓我快速學習和成長，帶來了名氣，然而我并沒有賺到錢。真正賺到錢是我的第四部片《理智與情感》。當時他們想重拍《理智與情感》，于是找到了我。這是我第一次受聘作為導演，拍一部其他人的創作劇本，而且還是在别人的地盤——英國——拍攝。
18、雖然我跟美國班底有已經熟練的合作經驗，然而，這種跨地區的，猛龍過江，一個人去和一團人合作，面對的還是英國的電影精英，又是搞他們的本行，簡·奧斯汀的經典作品，我心裡還是沒底。
19、情況确實非常具有沖擊性。我又一次得到快速成長。做導演，一般的工作習慣，經常是一上來先顯顯本事，露兩把刷子或刁難一下，先懾服衆人，才好上司統禦。但我需要先摸索一番，逐漸才知道該怎麼做，是以，在旁人眼中我是很笨的。我這麼做的原因是因為我覺得一開始就凡事清楚，會自我設限。我通常拍到一半時才進入狀況，至少也要到三分之一才有個樣子。是以一開始就被質疑。
20、當時的團隊成員，個個都是劍橋，牛津，或是皇家劇院出身，每個人都有很多想法，我語言又表達不到位，人家提出各種問題，我也不知道如何應答，那種有苦說不出，吃癟的狀态。
21、後來詹姆斯來英國探班，幫我在他們面前吹噓，說我是個東方的禅師，很多問題可以解決。然後我在過程中慢慢意識到用自己的長處去彌補自己不足，比如中國擅長于用留白，遠景來表達感情。剛開始他們不服，休格蘭特大段大段地念對白，結果發現我隻是遠遠的拍了影子，并沒有拍到他的聲音和表情，非常不滿，直到後來送來了試片，大家圍過來一看，效果不錯，才開始慢慢服氣。
22、通過這次，我深刻認識到，華人的溝通與他們的溝通的巨大差異。他們是有什麼就直接說出來，而我們中國人講厚道，裝糊塗，各取所需，各退一步。隻要過得去，大家就睜隻眼閉隻眼。在歐美拍電影，導演就像總統，你要兼顧很多，讨好各個人，在亞太拍片，就像皇帝，導演說什麼，大家照做。
23、《理智與情感》在英國首映禮的時，查理王子還問我如何讓英國演員守規矩：how do you keep English actor in order? 我還假兮兮的客氣：他們很好，哈哈。
24、事實上，當時苦哈哈的很，但這種通過實力“去賺取他人的尊重”的做法，讓我成長很多。在英國這段時間，我也總結出如何應對這種局面：拍電影，一定要把它歸納到可以處理的範圍内，才能拍好。将素材加以處理，先将之瓜分，才能蠶食，即先區隔到你能處理的尺度，再加以細緻經營。
25、如此，後期我去到别的陌生地區，單槍匹馬跟别人一個團隊合作，我就沒再害怕。我現在可以跟各種班底合作，比如在美國用美國班底，在香港用香港班底，去英國就用英國的班底。有了合作的底氣。
26、最關鍵的是，《理智與情感》這部戲劇的成功，給我帶來18萬美金的酬勞，當我拿着這張支票填寫納稅單據，我手軟的簽不下去。18萬美金，證明了我終于可以靠導演公衆來掙飯吃，我是可以做這一行的。
27、《理智與情感》結束不久後，我還拍了兩部西片，然後回頭再次拍華語片《卧虎藏龍》，這部片用的是香港的班底，國術我也不在行，不過，根據過往我那麼多年的經驗，還有自己的媒體，觀衆緣，還有詹姆斯好機器公司他們的大力，專業團隊合作，我們拿下奧斯卡，幾乎也是水到渠成。工作從此也是一步一個腳印，走上了正道。
28、對于我拿到奧斯卡——電影屆的最高獎——我父親的反應跟楊德昌的媽媽一樣的态度：小安，差不多就退休就去教書吧。
29、在父親的眼裡，導演始終不是正業。撇開父親的認同，拍片确實在體力和心力都是極大消耗。拍片經常是連夜工作，體力極大透支，作息時間經常是颠三倒四；在心力方面，一部片就是進入一個新的世界，像拍《色戒》，我經常感覺張愛玲陰魂不散跟着我。很多演員都有殺青憂郁期，拍完戲要一段時間才走得出角色。我剛開始也是，不過後來家庭的溫暖治愈了我，我一回到家，就會忘記，回到現實。
30、電影和現實，很難說哪個好，哪個不好，我在現實中是個很笨拙的人，很多問題都不會處理，在電影世界，我就可以盡情釋放自己。
31、十三邀的許知遠采訪我，我跟他說，我們這行，是拿命在手裡把玩，按照中國的命數來講，這個是要付出代價的。但我又不得不拍，我試過了，我做什麼都不在行，隻會拍電影。我記得奧格威也是這樣的人，他在《一個人廣告人的自白》這樣說：除開廣告之外，我是一個可憐的笨蛋。我看不懂資産負債表，不會使用電腦，不會滑雪，不會高爾夫，也不會畫畫兒。
32、拍電影還有個好處，它給了我發言權。你不拍，大家就以為是現成的樣子；你拍的話，人們在現成之上又多了一種選擇。我覺得，人人都要珍惜自己的發言權，不要不吭氣，讓它随着大家的成事習慣或成見，就這樣地過去。藝文工作者就是要把它反映出來，讓世人看到人們真正的心聲。
33、拍片，某種程度，讓我可以活在外人的世界裡。現實中的我，一輩子都是外人。何處是我家我也難以歸屬，在台灣我是外省人，到美國我是外國人，回大陸我是台胞。其中有身不由己，也有自己的選擇。命中注定，我這輩子都是外人，這裡裡面有台灣情，有中國結，有美國夢，但都沒落實。久而久之，竟然心生天涯住穩歸心懶之感，反而在電影的想象的世界裡面，我覓得暫時的安身之地。我常常說，李安，實則不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