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道小谷给您介绍的第 5 位朋友：李安
说起李安，在电影届如雷贯耳，爱看电影的人应该也会不陌生。
电影届有句评语：论东西跨界的导演，唯有李安。
而纵观李安的作品，一开始的华人父亲三部曲 《推手》《喜宴》《饮食男女》都取得不俗的成绩，而后的英国片《理智与情感》，美式大片《冰风暴》《与魔鬼共骑》也获得诸多奖项，《卧虎藏龙》《少年派的奇幻漂流》获得奥斯卡奖几乎是水到渠成。
有几个导演的作品可以通吃天下？屈指可数。
一个在美国的台湾人是如何做到的呢，异国他乡，他走在电影艺术的路上，遇到了什么困难，是怎么解决的呢？为什么他说：即使到今天，我还是个外人，李安心里并不安呢？
一起来听听他的自述。
1、外界传我在家做家庭煮夫，吃软饭吃了六年，这个不是谣言，是事实。我来美留学，30岁毕业，谁知毕业就失业。谁会找一个默默无闻的华人导演来拍片呢？
2、我太太是学微生物的博士，但刚毕业做研究员的她，薪资并不高。我们两个小儿相继出生，经济一度非常窘迫，还好双方家庭偶尔变相接济一下。我在家主要负责做饭，照顾孩子，空余时间就写剧本改剧本，在家闷久了看起来就像个老头。太太有时看我垂头丧气，就带我和小孩进城吃麦当劳，那时麦当劳对我们来说都是奢侈的。
3、有些人好奇我那段艰难时光是如何度过的，说实话，很长一段时间我也怀疑自己来到世界上就是来传宗接代的，我但凡有点日本武士的骨气，早就应该切腹自尽，但我没勇气，也没有办法跟命运抗衡，我只是死皮赖脸待在电影圈，时机来了就迎上去，如此而已。
4、而起机来自台湾的一次剧本创作比赛，那时我已将近40不惑之年。我写了两个剧本《推手》和《喜宴》参加竞赛。殊不知两个作品均获奖，一个获得第一名，一个获得第二名，台湾中影给了我大约1500万预算给我拍片。借这个机会，我推开了导演的大门。
5、说实在的，我也不晓得如何运用这笔钱，我一开始靠同学，台湾的熟人，后来发现他们在组织策划上不够专业，效率也不太好。经朋友介绍，我找到了合作至今的好机器公司的詹姆斯。詹姆斯可以说是行销人才，人面广，他在大学授课，同时又办杂志，了解观众的品味，市场嗅觉非常灵敏。好机器公司有自己的合作班底，总得来说，对业务非常熟悉。于是，我拿着中影的资金，跟他们开始了首次合作，结果一直合作到今天。
6、与詹姆斯的合作，对于初次拍片的我来说，带来两大好处：一个是他们的制片理念，相比较把时间放在剧本创作上、大资金拍摄，慢慢磨片的打法，好机器公司的理念更吸引我。他说要高效低成本拍片，首先要做计划，计划是不花钱的，做好计划后，就按照计划来执行，比如多少钱一天，一天拍多少个镜头，是有规定的，如果今天拍多镜头，那就要考虑剩下的镜头是否需要缩减，这种计划—>执行的风格，虽然流水机械，但对于那时的我来说，是很合适的；其次，詹姆斯是美国人，有他把关，我的电影就有了国际检验。
7、首部片《推手》面市，在台湾大受欢迎，一举夺得台湾金马奖。这真是极大的鼓励了我，憋在心里不得志的闷气，总算是出了一点。我还记得有一天徐枫请吃饭，在座还有张国荣，陈凯歌，王家卫等人，餐桌上的菜可真好吃，我一想到远在美国的太太不能同享，心里面很难过，就跟身旁的王家卫说了说。真是憋得太久了，气刚顺过来。还不太习惯。
8、《推手》的投资是1350万台币，最后台北票房是1800万，算是安全上垒，打平了一笔。趁热打铁，中影马上催我拍新片，于是就有了《喜宴》。从结果上来说，如果《推手》是喜出望外，那《喜宴》算是豁然开朗闯出新局，就如它的名字一样，给我带来崭新的变化。
9、《喜宴》的灵感来源于我洗澡时的闪光一现，它讲述了一个来自台湾，在美生活的同性恋男士，为了满足父母结婚的期待，找了付不起房租的房客假结婚，结果假戏真做，有了孩子。
10、除了同性恋身份，这个男士的其他教育和背景，几乎是我真实的写照。我祖上很有钱，早期石达开带部队经过，都是住我家。但是到了我祖父这一代家产被败光了，还好祖父争气，通过从商又有了积累。有一次受到政府不公正待遇，立志把父亲送去从政。我父亲谨记家族依托，最终实现了家族期望，在大陆民国时期，我父亲官至教育部秘书长。我是家里的长子，可见父亲对我的期望。但是我不争气，从小一念书就睡觉，一看电影就两眼放光。台湾那么多好大学，我竟然考了一个无人问津的艺专，听说父亲当晚就掉眼泪。现在，我干了在父亲看来属于戏子的行业，我充满了罪恶感，无奈，委屈，抱歉常闷在心中，我既想拥有自我（做自己），又想尽孝道（为人子）。这种矛盾一直在我心里撕扯。
11、我的矛盾，我的思考，我的寻找，贯穿了我早期的父亲三部曲作品，从这些作品的创作，到市场的反馈，我也慢慢找到了答案，找到了我自己，也找到了我的定位。
12、拍摄《喜宴》，剧本是由我和詹姆斯共同创作的，尤其是同性恋的部分，他在那个圈子有很多朋友，写的比较真实，其他结婚的部分，就是我李安结婚的真实写照。剧情非常热闹又荒唐，一推出市场，受到热烈的欢迎。我被各地发行公司安排着行程，开始地毯式的宣传。
13、我一开始很头疼宣传，不想去。旁边有经验的人就跟我说：这是投资，将来你会从这里拿回‘利息’的。果然，长年累月下来，就这样一点一滴地建立起我的各地关系。由于华语片少有明星，不是大发行网，所以宣传重点多放在导演。凡是对导演本身及电影、电影语言、文化背景有兴趣的媒体，才会来采访，而不是从电影明星和所谓的卖点（high concept）出发。刚开始，我是以一种走透透的方式跑宣传。记得最后一次欧洲宣传的两周内，一个地方接一个地方，平均每天十五六个访问，从早到晚，都是硬邦邦的一对一，记者们轮番上阵，每半小时到一小时就换个人进来，中间只能趁便喝口水，午、晚两餐一个多小时，则和大媒体边吃边谈。就这样，一点一滴地透过媒体，我逐渐把自己、电影及想法介绍给观众。而观众对我有兴趣后会产生回馈，反过来再影响媒体对我产生兴趣。就这样滚几次，我跟各地发行商、媒体开始建立起交情，之后持续经营，这些日后都成为我的人脉和钱脉。同时，也逐步建立起观众和我之间的熟悉感及观众对我的期待性，形成草根性的群众基础。
14、拍片能力外，各地片商、媒体对我的支持，观众对我的熟悉与期待，这些因素共同形成了一个市场潜能，它虽然不像好莱坞那么大，但它是一种市场，是我的“腰杆子”。有了这个群众基础，我不会是光溜溜地去面对一个不可知的市场，或得听从老板的卖点去拍片。因为我自己已有基础，本身就是一个市场，所以比较能够照自己的模式拍片。这些，都源自于《喜宴》。《喜宴》对我的电影发展有决定性的影响。
15、我还通过《喜宴》摸出市场定位，在台湾及其他亚洲地区，我的电影走大众主流院线，到了欧美，就是艺术院线。这个市场不但是我的财源，也让我能够保有创作上相当的自主性。因为片商知道还有其他的投资者，一来风险分散，二来没有一个大老板管，于是我得以保有创作上的自由。
16、经过密集的宣传，《喜宴》在各地卖出好价钱，在美国则卖出了75万美元的价格，刷新了华语片的记录。而且《喜宴》带来轰动效益，我下一步片还没开拍，已有钱送上门。
17、虽然影片让我快速学习和成长，带来了名气，然而我并没有赚到钱。真正赚到钱是我的第四部片《理智与情感》。当时他们想重拍《理智与情感》，于是找到了我。这是我第一次受聘作为导演，拍一部其他人的创作剧本，而且还是在别人的地盘——英国——拍摄。
18、虽然我跟美国班底有已经熟练的合作经验，然而，这种跨地区的，猛龙过江，一个人去和一团人合作，面对的还是英国的电影精英，又是搞他们的本行，简·奥斯汀的经典作品，我心里还是没底。
19、情况确实非常具有冲击性。我又一次得到快速成长。做导演，一般的工作习惯，经常是一上来先显显本事，露两把刷子或刁难一下，先慑服众人，才好领导统御。但我需要先摸索一番，逐渐才知道该怎么做，所以，在旁人眼中我是很笨的。我这么做的原因是因为我觉得一开始就凡事清楚，会自我设限。我通常拍到一半时才进入状况，至少也要到三分之一才有个样子。所以一开始就被质疑。
20、当时的团队成员，个个都是剑桥，牛津，或是皇家剧院出身，每个人都有很多想法，我语言又表达不到位，人家提出各种问题，我也不知道如何应答，那种有苦说不出，吃瘪的状态。
21、后来詹姆斯来英国探班，帮我在他们面前吹嘘，说我是个东方的禅师，很多问题可以解决。然后我在过程中慢慢意识到用自己的长处去弥补自己不足，比如中国擅长于用留白，远景来表达感情。刚开始他们不服，休格兰特大段大段地念对白，结果发现我只是远远的拍了影子，并没有拍到他的声音和表情，非常不满，直到后来送来了试片，大家围过来一看，效果不错，才开始慢慢服气。
22、通过这次，我深刻认识到，华人的沟通与他们的沟通的巨大差异。他们是有什么就直接说出来，而我们中国人讲厚道，装糊涂，各取所需，各退一步。只要过得去，大家就睁只眼闭只眼。在欧美拍电影，导演就像总统，你要兼顾很多，讨好各个人，在亚太拍片，就像皇帝，导演说什么，大家照做。
23、《理智与情感》在英国首映礼的时，查理王子还问我如何让英国演员守规矩：how do you keep English actor in order? 我还假兮兮的客气：他们很好，哈哈。
24、事实上，当时苦哈哈的很，但这种通过实力“去赚取他人的尊重”的做法，让我成长很多。在英国这段时间，我也总结出如何应对这种局面：拍电影，一定要把它归纳到可以处理的范围内，才能拍好。将素材加以处理，先将之瓜分，才能蚕食，即先区隔到你能处理的尺度，再加以细致经营。
25、如此，后期我去到别的陌生地区，单枪匹马跟别人一个团队合作，我就没再害怕。我现在可以跟各种班底合作，比如在美国用美国班底，在香港用香港班底，去英国就用英国的班底。有了合作的底气。
26、最关键的是，《理智与情感》这部戏剧的成功，给我带来18万美金的酬劳，当我拿着这张支票填写纳税单据，我手软的签不下去。18万美金，证明了我终于可以靠导演公众来挣饭吃，我是可以做这一行的。
27、《理智与情感》结束不久后，我还拍了两部西片，然后回头再次拍华语片《卧虎藏龙》，这部片用的是香港的班底，武术我也不在行，不过，根据过往我那么多年的经验，还有自己的媒体，观众缘，还有詹姆斯好机器公司他们的大力，专业团队合作，我们拿下奥斯卡，几乎也是水到渠成。工作从此也是一步一个脚印，走上了正道。
28、对于我拿到奥斯卡——电影届的最高奖——我父亲的反应跟杨德昌的妈妈一样的态度：小安，差不多就退休就去教书吧。
29、在父亲的眼里，导演始终不是正业。撇开父亲的认同，拍片确实在体力和心力都是极大消耗。拍片经常是连夜工作，体力极大透支，作息时间经常是颠三倒四；在心力方面，一部片就是进入一个新的世界，像拍《色戒》，我经常感觉张爱玲阴魂不散跟着我。很多演员都有杀青忧郁期，拍完戏要一段时间才走得出角色。我刚开始也是，不过后来家庭的温暖治愈了我，我一回到家，就会忘记，回到现实。
30、电影和现实，很难说哪个好，哪个不好，我在现实中是个很笨拙的人，很多问题都不会处理，在电影世界，我就可以尽情释放自己。
31、十三邀的许知远采访我，我跟他说，我们这行，是拿命在手里把玩，按照中国的命数来讲，这个是要付出代价的。但我又不得不拍，我试过了，我做什么都不在行，只会拍电影。我记得奥格威也是这样的人，他在《一个人广告人的自白》这样说：除开广告之外，我是一个可怜的笨蛋。我看不懂资产负债表，不会使用电脑，不会滑雪，不会高尔夫，也不会画画儿。
32、拍电影还有个好处，它给了我发言权。你不拍，大家就以为是现成的样子；你拍的话，人们在现成之上又多了一种选择。我觉得，人人都要珍惜自己的发言权，不要不吭气，让它随着大家的成事习惯或成见，就这样地过去。艺文工作者就是要把它反映出来，让世人看到人们真正的心声。
33、拍片，某种程度，让我可以活在外人的世界里。现实中的我，一辈子都是外人。何处是我家我也难以归属，在台湾我是外省人，到美国我是外国人，回大陆我是台胞。其中有身不由己，也有自己的选择。命中注定，我这辈子都是外人，这里里面有台湾情，有中国结，有美国梦，但都没落实。久而久之，竟然心生天涯住稳归心懒之感，反而在电影的想象的世界里面，我觅得暂时的安身之地。我常常说，李安，实则不安。
